行政事实行为救济中确认判决的有限适用

由于服务型政府的不断建设与发展,行政管理活动中充斥着大量的行政事实行为,公民合法、正当的权益势必受到行政事实行为的侵犯和影响.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以确认违法的手段予以救济的观点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现状存在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一方面,行政事实行为作为行政法律行为的程序性行为或者实施行为,可以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确认等判决间接对行政事实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国家赔偿法》已经规定对于暴力侵权行为可给予相应的救济,行政赔偿诉讼可以将行政确认之诉与赔偿之诉相衔接.在目前的立法状态下,适用确认判决救济行政事实行为应在必要的限度之内.     

论行政重复处理行为——以"程序的重新进行"为基准

行政重复处理行为渊源于德国的重复处置的概念,随后被我国台湾地区引入.目前学界对行政重复处理行为理解不一.学界通说把行政重复处理行为的性质定位为行政事实行为,以已经有效的行政行为为前提,是依申请的行为,不具可诉性,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不产生新的法律效果.但是,行政重复处理行为并不应仅限于行政机关"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行政行为,作为具有我国特色的权利救济制度--信访制度,信访机关在行政行为正式法律途径救济之后作出的重申原行政行为的处理决定也应属于此列.     

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规制探析

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务问题。在实践中,行政事实行为具有很强的正面效应,也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由此决定必须要对行政事实行为予以法律规制。从理论上讲,对行政事实行为予以法律规制,亦是由现代法治原理、行政法的"控权"属性以及权利本位理念所决定。对行政事实行为予以法律规制,应完善行政事实行为程序规制机制;健全行政事实行为行政复议机制;构建行政事实行为诉讼救济机制。     

论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救济 途径行使程序之完善

2015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的概念进行了明确并规定就行政协议有关问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此举表明行政协议已经在实践中得到普遍运用,需要法律加以规定。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体系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完善,但由于我国强行政权的历史传统,立法上的重点过于偏向对协议相对人的保护,而对于行政机关的救济途径规定甚少。2019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解决,其通过赋予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作为满足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的必要条件下的救济途径,这一救济途径与行政协议中相对人享有的救济途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有效保证了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相对平等,但仍有必要完善行政机关主体司法救济权利的程序规定。     

论行政事实行为

通过对广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为属下企业在对外担保中出具承诺函、证明函的行政事实行为的分析,现代行政管理中存在规范新型行政行为、完善行政救济途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行政复议法》上的“规范”处理制度之重构

行政复议机关在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不合法的,必须作出相应的处理。行政复议机关处理该“规范”时,应在确定该规范在行政复议法律适用中的地位的基础上,区别行政规范与立法规范,分别作出符合行政救济法原理的处理。现行《行政复议法》上的“规范”处理制度,未考虑到行政复议法律适用的特点,有些地方亦与行政救济法原理相悖,因此,应当予以修改、完善。     

风险规制与司法救济:从行政预测决定到风险警示

风险规制中常用的风险警示一般会给风险事物相关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为了进行有效的法律救济,有的观点尝试把风险警示定位为行政法律行为。但是,孤立地看待风险警示可能无法准确地解读其性质,并会造成和现有行政行为理论体系的冲突。从过程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风险警示本质上是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预测决定的基础上公布决定内容,从而向公众提供风险资讯信息的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的范畴。风险事物相关人虽不能针对风险警示提起行政诉讼,但可根据境外司法审查行政预测决定的经验,诉请审查行政预测决定并结合预防性不作为诉讼等特殊制度和适当的审查标准,达到对相关风险规制行为予以司法救济的目的。     

行政指导若干问题研究

行政指导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 ,往往只有事实上的强制力。其原则有合法原则、效益原则、自愿原则和服务原则。虽然我国各层次的法律规范都有规定 ,但相对数量少、内容不够全面 ,对违法或不当的行政指导法律应给予救济     

我国行政资助相关法律问题研究——以教育领域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政府在教育等领域的行政资助行为日益增多,然而目前我国法律学界和实务界均未对行政资助给予足够重视,行政资助在法律上缺乏系统性和程序性规定,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救济方式。应当明确行政资助是一种独立的行政给付类型,并对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资助做出明确法律界定,在学理研究的基础上完善行政资助立法,规范行政资助程序,并适时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将行政资助纠纷纳入行政诉讼的救济范围。     

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分析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出的一种不以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效力为目的的行政行为。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全面实现诚信政府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充分救济的需要。国外行政事实行为可诉的实践及我国的行政赔偿诉讼实践均证明 :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可行的。为达此目的 ,需要消除人们思想上对此问题所存在的顾虑 ,并完善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论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规范化

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限制是我国行政法治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然而,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在规范行政权时疏于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规范,致使公安行政执法工具规则规定的公安执法工具的范围过窄,要么就事论事,要么内容无序,要么操作性弱。为此,必须加强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法律控制,扩大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认识。     

完善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

行政管理的形式随着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更加多样化,行政合同作为我国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手段,在行政机关运用的越来越频繁。但我国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相对滞后,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行政合同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程序法应对行政合同行为作专门规定。     

行政许可法实施的实务探讨

行政许可法的制定是我国法制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但全面实施行政许可法,却远较立法困难和复杂得多。我们必须在宣传新法的同时牢固而有效地树立依法行政的意识,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进与实施新法相关的行政体制、社会体制配套改革,切实建立行政许可法实施的有效监督机制。     

刍论听证在我国具体行政行为中的适用

听证制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品 ,听证制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以限制行政权力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任意侵害 ,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保障依法行政为目的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依法行政已成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听证制度在我国具体行政行为中的适用现状及其完善途径的论述 ,来论证听证制度对依法行政的重要作用     

我国行政性垄断的成因及对策探讨

在我国市场经济生活中,行政性垄断有思想意识、经济利益上的原因,也有法制和体制方面的原因,消除行政垄断要加强依法行政,制定并完善反垄断法,不断深化体制改革。     

试论我国行政法院制度建构

行政法院制度起源于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得到了发展完善,其中以法国行政法院和德国行政法院为代表。我国引进行政法院制度,有利于建设法治国家体系、保证行政审判独立和高效解决行政纠纷。为此目的,基于国情,我国行政法院制度的建构既将有别于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也将有别于我国普通法院制度。     

坚持党的领导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我国要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走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重婚罪疑难问题研究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无效婚姻可以成立重婚罪。我国刑法对重婚罪的规定,在罪状表述上照搬了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同时对事实婚姻加以认可,导致同时娶两妻在定性上的矛盾。因法律重婚而构成的重婚罪是结果犯,其追诉时效起算时间应从犯罪之日开始;因事实重婚构成的重婚罪是继续犯,其追诉时效起算时间应从犯罪终了之日起开始。     

回顾与前瞻:行政法律关系之研究

传统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有较大的片面性,无法适应现代服务行政,也阻碍了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发展。因此,对行政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把行政法律关系置于人民与国家、国家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运用宪法、法理的基本理论以及科学、发展的眼光来审视畸形生长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是重构行政法理论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