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

我国农村弱质性的社会基础以及农民组织化水平低的基本状况,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所以,要在尊重农民权利和自由、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对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因此,要不断扩大农村自治体的规模,逐步实现乡镇自治,实现农村社会自主治理和民主治理。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意义和完善路径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农民根据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完善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就要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发展农村经济,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建立新型农村政治文化;培养和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的特征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政治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促进了农村政治结构的合理化,推动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提高了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然而,在农村社会转型时期,农村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胶着在一起,滞后于农村政治制度的发展.因此,要加快农村政治文化创新,提高农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为农村政治制度变迁提供文化支持.     

以农民政治水平的提升促进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优化

农民政治水平是农民通过公共权力保障农民权利和农民利益的能力,农民政治文化水平是农民政治水平的核心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农民具有最低限度的政治能力,即有能力发起并参与关乎农民自身利益的协商是检验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是否正常运行的标准。当前,农民政治协商能力不容乐观,但完全否认农民具有政治协商能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要优化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农民在协商中就必须表现出较高的协商能力并得到应有的尊重。为此,要制定促进农民参与的各项公共政策,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提升农民的自治能力,去除官本位文化在协商中的影响,保障农民交流和参与的权利,在民主协商实践中训练农民的政治能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政治参与的百年历程、经验与走向

针对不同时期农民政治参与情况的分析最能揭示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轨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百年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动员型参与、吸纳型参与、回应型参与、互动型参与、共治型参与等发展阶段,呈现出特定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语境下的鲜明特征.其中,政党、农民、农村和农业成为影响政治参与的最重要变量,逐渐形成农民政治参与的"先进性、主体性、结构性、协同性"传承路径,从此中国农民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政治参与路子.放眼未来,对标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扎实推动"三农工作",夯实发展基础,精准把握"乡村振兴大局"战略定位,发挥"城乡融合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开创农民政治参与的新局面.     

有序政治参与——长期执政视角下民主道路的最佳选择

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任何现代政党都不能回避民主。但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视角看,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把坚持党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有效形式,是长期执政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最佳路径选择。作为执政党,必须根据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状况和新要求,定位执政理念,健全执政体制,完善执政的运行机制,在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中坚持党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观是对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认知体系和实践机制的总括。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习近平认为坚持和崇尚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价值所在;健全和完善中国民主制度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关键;中国共产党履行民主执政职能和提高民主执政水平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从理论向实践转化的引擎动力;建立健全民主协商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举的实践机制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路径;以民主为价值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完善发展的有力支撑。     

民主与治理:村民自治的伟大创造与深化探索

村民自治是农村改革进程中党领导下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它发源于村民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村民自治上升为国家制度,导入到现代民主的轨道。村民自治的发展过程,也是现代民主元素不断增多的过程。进入21世纪,村民自治被置于乡村有效治理的体系之内,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基础。对于村民自治而言,民主与治理并不是分离和对立的。无论是基层民主,还是有效治理,最终都要体现为广大村民根本利益的实现,都要求作为政治主体的广大村民的积极参与。在有效治理的指引下,村民自治日益深化,不断充实内容,探索多样化的形式。     

对西方民主困境的再思考

西方民主发展的政治进程事实上伴随着批判民主的传统,民主一直以来被看作坏东西。熊彼特对人民主权和选举的置换实现了民主的创造性转换,使得竞争性选举摇身一变成为了民主的本质。这种异化后的民主不仅丧失了民主的内核,而且导致了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转型国家的政治衰败,第三波民主化带来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民主的回潮。西式民主"失败"有其内在逻辑,涉及民主与法治的矛盾、选民政治分裂与离心型民主政体的结合,以及多元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张力。为此,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就需要破除对民主的简单化认识,实现广泛参与的民主;加强法治建设,促进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加强民主的实效。     

农村基层民主的助推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村民参与

动员广大农民及各种社区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是新时期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也体现着农村民主治理的深化与拓展程度。在社区建设中,由于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参与领域的多样化和参与形式的丰富性,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各项公共利益、保障社区主体的民主权利、提升社区主体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激发社区成员参与的积极性,从而有助于推动农村民主的持续发展。     

浅析欧盟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欧盟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欧盟利益集团①通过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等方式对欧盟的政策制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欧盟利益集团体制的形成与发展是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成员国事务的欧洲化、传统政治组织形式的日渐式微对欧盟层面利益集团的产生提出了要求。从欧盟的角度来看,发展战略性的利益集团政治符合其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需要。尤其是在利益博弈中,双方之间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共栖现象更加强了这种需求。而利益集团对欧共体政策成功游说的正面效应,也促使欧盟层面更多的利益集团产生、发展。随着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欧盟的数次扩大对欧盟利益集团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极治理新态势与中国的深度参与战略

北极治理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治理主体从传统的域内国家转向包括域外国家及国际社会在内的多元伙伴关系;治理领域从科学研究、环境保护拓展到资源勘探、航运治理及经济开发等;治理模式从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软法"治理模式向"硬法"治理模式过渡。相形之下,北极治理的机制调适略显缓慢,使得北极治理的全球性与排他性矛盾、开发与保护矛盾、履约机制缺失、域外力量角色等挑战日益严峻。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后,中国应前瞻性地拟定北极事务的深度参与战略:应顺势而为,积极增强参与能力,深化参与程度,提升话语权,深度参与北极事务,最大限度地拓展与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保障。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研究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基层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林改后农村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如村民参与度扩大、村民代表选举出现竞争、民主管理逐渐程序化、村级财政状况有了改善、一批林业能人迅速成长起来。但林改后,农村基层治理也面临了一些新挑战,如林权纠纷、村庄不太稳定、群体性决策失误和村民参与度呈倒U型起伏出现。对此,可以通过推进六步工作法等方式,在决策机制、实施机制、纠错机制和合作机制方面进行创新,进一步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实现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三大目标。     

越南政治权力结构特征探析

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相比,越南的政治权力模式呈现如下几个特征和趋势:权力构成表现为政治权力结构分散化与"南北党"分野;权力构建机制从内部磋商走向公开竞争;政治民主化的实质是以"民主"实现权力的"集中";政权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因素等。形成越南政治权力特征和发展趋势的原因有几点:一是其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二是其革新路线发展的结果引致;三是时代发展因素和全球化的推动。     

国际机制间合作与G20机制转型——以反避税治理为例

G20目前处于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中,正在发展"G20+"的国际机制间合作治理模式。其中,G20承担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设定议程和建立共识的政治引领功能,其他国际机制提供全球经济治理的技术支持和执行方案。在这种合作治理的新模式中,新兴经济体能否以平等身份参与,维护G20开创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治理全球经济的时代精神,是决定G20机制能否成功转型的重要条件。在G20/OECD反避税治理的案例中,G20较好地体现了上述主张和诉求,推动达成了"税收与实质性经济活动相匹配"以及"税收情报自动交换"的治理原则和政治共识,而OECD也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技术实施纲领,从而实现了G20的"政治优势"与OECD"技术优势"的相互补充,推动全球反避税治理进程取得良好进展。     

村民自治的治理功能提升:自治组织培育与自治体系构建

民主是治理与参与的紧密结合,只有将有效性和合法性融为一炉的民主机制才有可能得到巩固。当前村民自治受其地位的弱小性、组织的单一性、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行政干预等因素的限制,难以有效发挥其治理功能。增强农村民主治理功能需要扩展和重构村民自治的组织基础,需要培育和丰富自治组织体系,着力培育农村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构建一个多元化的组织体系,完善社会自治功能。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双重变奏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疑面临着政治发展这一严峻课题。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前提;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尚未成熟,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政治稳定,制约政治发展的进程。在现代化的大背景和中国社会转型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下,只有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关系,切实解决公民政治参与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才能促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实现政治现代化。     

浅析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信息同其它的能源及物资同样已然成了人们工作、学习以及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资源。作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事务的管理者,政府本身就拥有并控制着大部分的信息资源,应该说,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民主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政府信息化公开的程度如何。政府信息的公开不但能够很好的使得腐败现象得以预防和治理,还能够促进公共服务的完善,依法行政进一步发展,更能够促进公众政治事务参与程度的扩展,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稳步、健康、和谐、持续发展。本文就我国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展开探讨。     

政治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的理念选择

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政治现代化是以政治革命为先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从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对现代化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同义表述,是在扬弃西方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创新。国家治理既不是去国家化,又不是强化政府治理,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和"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中国政治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国家治理机制。     

农村社区法律服务的资源整合与体系建构

农村社区法律服务体系即将进入一个快速建设和发展时期。目前,迫切需要开发与整合农村社区能够促进法律服务有效运行的组织、财政、文化和社会等各种内外资源,为满足广大社区农民实现民主、公平和正义的内在法律服务需求提供制度性平台;从国家层面看,则需要重构农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恢复农村社区互助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农村社区有偿法律服务体系,形成公共财政为主、集体和个人多方参与、配置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区综合法律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