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之父”——乔治·凯南

美国《外交》季刊1947年夏季号登载了署名"X"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其作者乔治·凯南在该文中阐述了"遏制"苏联的政策主张,从此杜鲁门政府的对苏政策被冠以"遏制战略"或"遏制政策",凯南也因此享有"遏制之父"的称号。凯南作为美国最著名、资格最老的"苏联通",战后四十多年来在美国的政界和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的大量著述、对苏战略思想一直在为人们所研究着。     

从遏制战略到超越遏制战略

美国总统布什于1989年5月12日在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首次提出了自己的对苏战略,即超越遏制战略(Beyond Containment)。21日和24日在波士顿大学、海岸警卫学院以及出访欧洲和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脑会议的讲话中重复了这一概念。超越遏制战略得到了北约组织首脑会议的首肯,已作为西方对苏政策的共同战略。苏联对此作出了反应。谢瓦尔德纳泽一方面指责布什的讲话使他"吃惊"。他说:"使我吃惊的是他的调门,我甚至要     

再谈中国对外政策的“内向性”

大概是四五年前,在一次有关上个世纪40—50年代中国外交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本人在提交的论文中提出了中国外交的“内向性”问题。当时提出中国外交的“内向性”,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首先是受到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向性”,借用的是冷战结束后一个时期里美国学术界描述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简单概念。其含义是指在苏联这个主要的外部威胁消失以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根据美国国内政治的各种需要而非应对外部世界变化而制定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固然与美国非常不同,国内政治在其中的作用至今也不清楚。由于缺乏…     

论德国的安全政策(摘要)

德国的安全政策是德国面对战败后的艰难处境而奉行的一种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德国以低姿态出现于欧洲和世界舞台,巧妙地周旋于各战胜国之间和苏、美及东西方之间,以谋求其国家目标的实现。由于德国的安全政策超出了狭义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的范畴,它既包括国防政策,也包括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以及其他国内政策,因而具有国家战略的性质。     

1979年中国对美政策讨论与中美互动

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引发了中美外交纠纷,同时也削弱了"联美反苏"战略的基础,引发了中国在对美政策上的争论。部分大使和领导人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质疑"联美反苏"的战略。为维护这一战略,邓小平与美方进行了密切合作。中方认可了卡特政府以行政承诺搁置纠纷;美方极力推进对华政策,修补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恢复快速发展后,邓小平在8月29日政治局会议上权衡了对美、对苏政策的利弊,劝说决策层中止了对苏缓和,稳定了中美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展对美关系和对苏关系的可能性是等同的,所以中国对美政策是中国现代化取向、安全战略和巧妙外交艺术共同作用的结果。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国家”角色——读《国家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

关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历来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①事实上,由于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该领域内的文献主要关注的还是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与一般的政策分析不同,关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不仅仅是针对具体政策本身,     

俄罗斯的“门罗主义”评析

一、从“甩包袱”到俄罗斯的“门罗主义” 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政策,与其对外总政策一样,在1992—1995年间也有很大变化。 1992年初到1995年,在俄罗斯如何对待独联体国家的态度问题上,俄罗斯国内先后出现了4种影响较大的思潮。 第一种是“恐苏症”。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苏联时代俄罗斯虽然是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老大哥”,但实际上俄罗斯并没有从这种优越地位中得到任何实惠,俄罗斯成了     

“双英”两岸政策对决

两岸议题在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中将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也是蓝绿政见对决的主要战线。台湾2012年大选将迎来史上最激烈、最精彩的"双英决战"。国民党大佬钱复在当李登辉的"外交部长"时就曾明言:"外交政策"只是台湾当局政策的一个环节,而大陆政策是台湾未来走向,攸关台湾兴亡,其位阶应高于"外交政策"。台湾的现实证明了钱复"两岸关系的位阶高于对外关系"的眼光与预见——对     

“南向政策”与两岸关系

“南向政策”与两岸关系修春萍台湾当局近来极力推动的“南向政策”，是当前台湾整个对外政策的重要一环，从某种意义上说，亦是其大陆政策的一个方面。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这项政策的背景、目标以及它的实施，均与两岸关系的发展密切关联。一“南向政策”提出于去年（１９...     

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中的文化因素探析

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对外政策的制定除了受到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经济因素的制约外,文化因素也直接影响着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为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提供外交资源和精神支柱的同时,文化因素也对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双重性的外交——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反思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3年8月斯大林去世,这一时期的苏联外交是十分复杂的,既有成功也有挫折,既有成就也有失误;它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战后几十年来,它影响着整个苏联的对外关系。今天,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一时期的苏联外交,或者如何评价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呢?笔者认为,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呈现出双重性,它在苏联战后追求的目标、对西方的政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对外政策的后果上都有明显的表现。本文便是力图从"双重性"的角度,探讨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提出一些粗浅的,不成熟的看法。     

“特朗普冲击波”下的拉美政策应对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在移民、贸易政策上的调整思路呈现出明显的趋紧态势,而特殊的地缘关系以及拉美经济对美国的高度依赖使得拉美成为受"特朗普新政"冲击最明显的地区。为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不利影响,拉美主要大国在聚焦本地区内部市场的同时,也开始探索加快跨区域合作的节奏,尽可能地对冲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其对拉美经济的负面影响。     

“回归亚洲”——中苏关系正常化与中国印度支那政策的演变(1979—1989)

中国在20世纪的后期是否有东亚地区战略或政策,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在1979年到1989年中苏实现正常化的十年中,中国的印支政策如何在中苏博弈中逐步摆脱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窠臼,并最终回归到东亚地区政策的范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逐步形成了对东亚地区的政策。     

国民党执政五十年“侨务”政策初探

“侨务”政策是台湾当局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49至2000年国民党统治台湾的50年间，历经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三任领导人主政，其“侨务”政策的演变也大致可以分为蒋介石时期的“反共复国”“侨务”政策、蒋经国时期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侨务”政策及李登辉时期的“台湾意识”形态化“侨务”政策三个阶段。李登辉时期的“侨务”政策既有对两蒋时期“侨务”政策的延续，同时更显现了“台独意识”的新趋向。     

从和平统一观看十六大报告对外政策的调整

从政治上看,对台政策是内政问题,但因有美、日插手等非常复杂和无法避开的国际因素起作用,实际上成为对外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最少可以认为,对台政策是特殊的对外政策。反过来说也成立,即对台政策是直接影响中国国际环境和对外政策的特殊内政。21世纪初的一十十年,中国面临一个较长的、有利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是广为接受的共识,     

民进党执政期间“侨务”政策探析

“侨务”政策是台湾当局拓展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败退台湾以来的数十年间．台湾当局的“侨务”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巩固与海外侨社的传统关系，争取侨心认同。积极服务于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逐步转向以“侨务”推动“外交”、以文化维系侨心的过程。2000年3月台湾实现首次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台湾当局推展“侨务”政策的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过去错误的某些教训——苏联在“第三世界”的道义和政策

在对外政策中践踏应有的道德准则的国家迟早也会危害自身。苏联没有幸免这种厄运。摆在今天的对外政策面前的任务是返回到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念上来,也就是使道德准则占有优先的地位。如果要真正实现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决议所强调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政策和道义必然的重新结合",那么,就该承认:目前我们只是向这个目标迈出了第一步。     

战后初期法国对德政策的演变——兼论战后法国谋求国家安全的努力

自普法战争后,如何对待德国一直是法国对外政策的重点。法国《世界报》著名记者安德烈·方丹曾说:“人们甚至可以说:法国对德政策就是它的对外政策”。从1945年到1954年,法国依然秉承这一传统,把德国的复兴看成是法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把防止德国的再起当作法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当然,由于这一时期其它有关因素的影响,法国对德政策前后有所不同,经历了一     

日本对外经济援助政策新动向与中日“一带一路”合作

在安倍"积极和平主义"外交理念的指导下,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由"政府开发援助"向"开发合作援助"转型,援助目标突出对外交、安保的支持,并与国家利益及援助规范紧密联系。在新的对外援助政策作用下,日本对华"一带一路"合作呈现以理念和价值观为前提,突出有限度接触和多层次制衡的政策特点,不但增加了中国在周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竞争压力,而且使中日"一带一路"合作复杂多变。中日双方应通过顶层设计与战略沟通,尽快构建双边合作机制与对接平台,创立中日第三方合作示范项目,树立项目品牌形象,实现合作共赢。     

“缓和政策”及其批判——基辛格、他的批判者以及他们对21世纪的遗产

基辛格有关缓和的概念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争论设定了基调。他希望通过和苏联改善关系、促进稳定和合作,来实现美国的领导地位。尽管基辛格从不否认美国民主和自由的优越性,但他并不把它们当成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基辛格的缓和战略思想有助于维护和加强美国的国际力量,也激发了对美国对外政策道德性的思考。这促使里根政府更重视对美国式理想的诉求,同时并未放弃基辛格有关运用美国实力的信念。当今美国的领导人应该更好地把"缓和"和理想主义结合起来,把基辛格和里根的战略思想结合起来。而这就是他们给21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留下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