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重新燃起建立世界一流军队的梦想由能力导向型向任务导向型转变--德国三军未来发展动向

前言2003年5月21日,德国国防部长彼得·斯特拉克公布了十年来首度颁布的国防纲领性文件。这份题为《国防政策纲要》的文件标志着德国武装部队将以与过去相比有显著不同的方式和目标进行重组。该文件简要描绘了联邦武装部队重组的目的和未来应达到的目标。斯特拉克说:"我一直努力将武装部队的建设面向于最有可能参与的行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危机预防和控制。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正在组建新型部队,并严格按照《国防政策纲要》中阐述的新能力组织物资并修订装备计划。" 斯特拉克在2004年1月宣布,在旨在节省2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调整案中,德国武装部队将组建三类新型部队--陕速反应部队、基干部队和支援部队,这是进一步推进转型的重要措施。在快速反应部队中,约有     

适应北约需求,努力提高自身国际地位 波兰武装力量扫描

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1999年3月,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人北约,完成了北约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一次扩大。加入北约后,波兰在政治、经济、国防等方面都相应地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波兰在加入北约后对国防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现在的波兰正专注于国际安全,并渴望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     

“时代转折”中德国外交战略的转型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总理朔尔茨提出“时代转折”命题。突破不向危机地区输送武器的禁令、扭转德国在防务支出上的“节俭”态势以及改变德国的俄罗斯政策等一系列动向，宣告了德国外交与安全战略的转型。德国外交战略转型既有外部环境变化方面的原因，也受德国国内政治力量转移的影响，其总体指向是大幅提升军事实力、实现联邦国防军现代化，以期在欧盟乃至国际秩序重塑中发挥领导作用。德国外交战略的转型面临国内民意支持存在变数、国防投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中东欧国家疑惧等诸多挑战。     

统一后德国的政治文化与对外政策的选择

冷战后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外交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德国统一后政治文化发生变化,并对德国外交政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坚持和平与反军国主义的安全防卫政策,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促进睦邻关系的发展。统一后德国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政策选择的影响积极方面是主要的,但也有值得注意的消极方面,主要是德国政治文化本身包含相互矛盾的因素,即坚持多边主义与坚持反军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影响了其和平主义与文明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外交政策。     

新贵默克尔如履薄冰

德国大选整整一个月后,红黑两大政党握手言欢,大联盟政府以牺牲施罗德的方式成全了默克尔的女总理梦。除了总理及总理府总管,基民盟／基社盟还获得了重量级的内政、经济、国防部长职位;社民党则保有8席,包括副总理(兼任劳动部长)、外长、财长等关键位置。这样,社民党领袖明特菲林真正从幕后走向前台,在后施罗德时代继续主导德国的外交、财政和就业政策。     

辉煌背后的尴尬——深感压力的德国国防工业

双重压力德国政府承认:仍拥有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的科技水平,并在努力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现有地位。但捉襟见肘的预算和苛刻的出口政策却是它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德国政府虽对国防工业面临的困难作出了正确评价,但我们仍不清楚,德国政府将会为此作出怎样的政策性调整。德国国防工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就是紧缩的国防预算。德国国防预算经长时间走低后,已最终稳定下来。但不管怎样,德国的国防开支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弱,这明显低于北约各国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平均水平(大约2. 2%)。因此,德国国防工业面临着国防开支现有水平是否充足的问题。德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German Aerospace Indus- tries Association,简称BDLI)发言人     

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瑞典国防工业转型

双重困境下的瑞典国防工业冷战期间,奉行独立自主国防政策的瑞典游离于两大军事集团之外。为了在紧张的国际环境下保障国家安全,瑞典武装部队总人数曾一度高达85万,瑞典空军的规模更是曾一度位居世界第四。冷战结束后,虽然瑞典昔日所面     

和平发展，和谐社会 与中国国防建设的辩证关系

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今天,怎样处理好国防现代化建设与中国和谐社会构建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意义深远。     

要闻

中国新闻 《200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发表 新华社消息,2002年12月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02年中同的国防》白皮书,介绍中国的国防政策和近两年国防建设情况,再次用大量事实和数据说明,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白皮书分为前言、安全形势、国防政策、武装力量、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国际安全合作、军备控制与     

和平治理是军事战略的新发展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随着中国跨进新时代,中国的安全利益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演变,中国面临的安全矛盾随之发生深刻变化,要求国防和军队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任务及其行为方式做出适应性转变。理解十九大关于新时代军事战略创新的真谛,在于抢夺全球治理的战略高地,争取维护国家安全的平台优势。和平治理理论是以促进国家与国际安全为目标,以治理暴力和化解冲突为基本     

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战略文化研究

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相关国家也都在思考和调整各自的安全战略。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需要我们更好地把握周边安全形势变化的走向,充分地了解影响主要国家安全战略变化与调整的观念因素。战略文化塑造了战略偏好,从而决定了国家之间不同的战略行为,它在物质性解释和观念性解释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我们理解亚太地区国家的安全政策选择注入了一个新颖而有价值的视角。文章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战略文化及其特征进行了考察和概括,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究影响这些国家安全政策形成或变化的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根源,并在纷杂的环境中对这些国家安全战略的走势做出一定程度的判断及预测。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促进中美军事合作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期间,美国和中国有加强军事接触的几个方面的诱因。它们包括担心双方军队可能会因偶发事件或判断错误而发生冲突,至少是美国方面有这种担心;双方都想影响对方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都希望更多了解对方的国防机构及其做法;都希望在东亚的安全环境中发挥更大影响力。需要加强高层军事对话的最紧迫问题就是海上安全问题。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逐步由海防部队转变为远洋舰队,常常在公海上开展行动。随着中国的海军进入一贯有美国军舰巡逻的海域,美国国防部便决定仿照1972年美苏     

美国军事转型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攻防理论的视角

军事转型(military transformation),又称军事力量转型(force transforma- lion)、国防转型(defense transformation),是当前美国国防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稍早一些,在冷战结束之际,类似的政策和行动也曾被称作新军事变革(revolu- 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对于军事转型,美国的决策者和安全政策专家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军事转型来更加有效地应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以及如何     

民主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研究

民主德国作为二战后在德国东部废墟上建立的德意志国家,其犹太—以色列政策与联邦德国极为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不承认民主德国负有赔偿世界犹太人的责任;长期限制其境内犹太人的权利;长期坚持不承认以色列的原则,并与利比亚、叙利亚和巴解组织等反以国家和组织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民主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总体特点是“限犹反以”,其深层原因在于德国统一社会党僵化的意识形态.德国统一社会党从1988年左右开始进行调整,但“限犹反以”政策随着1990年3月首次自由选举中该党的下台而彻底终结.新的民主德国民选政府采取了类似于联邦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德国统一后,民主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不复存在.     

外刊评析中国国防白皮书

2006年12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了《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全文约2．6万字,由前言和安全形势、国防政策、国防领导管理体制、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边防海防、国防科技工业、国防经费、国际安全合作等部分组成。这是中国政府1998年以来第五次发表国防白皮书,立刻引起了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     

美国的“深层国家”及其与特朗普的矛盾

<正>美国"深层国家"即美国国家安全权势集团,其核心是情报部门、国防部和国务院等政府机构,也涉及情报和国防承包商、华尔街、硅谷等外围集团。美国"深层国家"起源于冷战初期,在国家安全政策方面具有较一致的观念和利益,很大程度上不受民选领导人的影响和监管。特朗普就职以来已与它产生不少矛盾,施政受到严重制约。考察特朗普政府的未来发展,需认真评估两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对特朗普"通俄门"的调查。     

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吞并——基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德国对一些欧洲国家的侵占和反苏意图的愈益明显,苏联越来越把自己西北边境的安全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联系在一起。最初,苏联通过警告和炫耀武力的方式,使这三个国家不敢建立亲德政府和接纳德国军事力量进入,并试图通过和英法达成保证这些国家安全的协议,来防止德国染指这些国家。但苏联的这些尝试,因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不买账以及英法在谈判中采取不合作态度,而未能如愿。1939年秋,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将波罗的海三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二战爆发后,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采取了强硬政策,并通过在三国设立基地、驻扎军队、组建亲苏政府以及将部队部署在其所有重要城市,将三国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美军推进“印太”海上安全战略新动向:影响与挑战

2019年12月20日,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五角大楼讲话时把中国列为美军首要作战目标。这是美国国防战略的重要转折,对美国"印太战略"及海上安全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在此背景下,美军在印太地区的行动呈现一系列新动向: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制订无不以中国为目标,海军舰队建设重视高精尖科技装备、出现了美军可能介入南海局部地区武装冲突的迹象等。这些新动向中,美军特别关注中国海军走出马六甲海峡的行动走向、中国海军对高新技术的追求和军民融合行动,重视拉拢濒海地区的中小国家,企图以武力威慑和武装干预手段介入海上冲突。美军"印太"海上安全战略转型给中国带来挑战,包括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推动建设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架构遭遇挑战,中国的海洋权益遭受侵蚀等。面对挑战,中国应采取措施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建设强大的海军,保卫岛屿主权和管辖海域不受侵犯。此外,中国还须加强军事前沿科技研究,特别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争取尽快改变国际军事竞争格局。     

德国经济治理的回顾与前瞻——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影响

<正>长期以来,德国的经济治理就以审慎和稳健著称,它不仅是德国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之处,也是德国能迅速克服金融和经济危机后果的关键。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分析德国的经济治理。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经济治理的外部环境德国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发源地和试验场,因此德国的经济治理政策带有明显的社会市场经济特     

国内历年规模最大的国防电子展精华搜秘 第四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新鲜报道 国产高技术雷达及信息作战设备首度惊人亮相

2004年5月25日,第四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在北京浙沥的小雨中拉开帷幕。据组织者介绍,此次国防电子展是历届规模最大的一次,参展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有来自中国、美国、以色列、德国、英国、日本、乌克兰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260多家单位参展。而记者感到,此次展会更像一个中国国内国防电子企业的盛会,无论是在参展单位数量还是在参展展品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国外公司。实际上,国外公司不仅参展产品数量少,而且在展品上更倾向于电子元器件、相关仪器和测试设备等军民两用产品,与大家感兴趣的产品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