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下日本的外交政策

俄乌冲突的爆发,对长期处于和平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日本社会造成较大冲击。日本政府不仅谴责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还与欧美等国联合援助乌克兰,并阶段性地强化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日本的外交举措在双边层面上直接导致日俄关系显著恶化,促使日乌关系迅速提升,亦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同盟关系;在多边层面上则推进了日本与G7国家的协作,加强了日本与北约的联系,也导致日本加大了推进印太战略的力度。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加速了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推进了日本走向“正常化国家”的步伐。日本政府破例首次向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衣、头盔等非杀伤性军事装备,首相岸田文雄也破例成为日本战后历史上首次访问战争地区的最高首脑。     

俄乌冲突背景下波兰对俄外交战略溯源——“雅盖隆思想”的复兴与波兰东方政策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采取强硬的对抗与遏制俄罗斯的外交战略。理解这一外交战略，需要回溯波兰政治文化遗产“雅盖隆思想”及其指引下的波兰东方政策。在战略文化的层面，雅盖隆思想是对作为波兰历史“黄金时期”雅盖隆王朝历史记忆的追溯和沿用；在地缘政治的层面，雅盖隆思想强调波兰东方政策的传统，主要战略意图是防范俄罗斯，限制俄罗斯在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的影响，进而与东部邻国共同建立反俄联盟。19世纪以来，雅盖隆思想共经历了三次复兴。冷战结束后，雅盖隆思想指导下的波兰外交政策的最显著特征，是对欧盟和北约成员国身份的使用。波兰借助雅盖隆思想的文化基础与俄罗斯争夺对俄波中间地带国家的影响力。俄乌冲突以来，波兰已经成为塑造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关键角色。雅盖隆思想指导下的波兰外交政策，继续强调波兰对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构想和将这一思想变为现实的雄心。但是，雅盖隆思想的复兴无助于弥合目前波兰与俄罗斯分裂的地缘政治主张与利益分歧，甚至会加剧欧洲与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冲突。     

俄乌冲突与国际局势:回顾与展望

持续一年的俄乌冲突导致国际秩序逐渐被撕裂和瓦解,全球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国际秩序基础比以往要脆弱得多,国际形势趋向严峻。从长期来看,地缘政治风险担忧因素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权重会进一步增加,将冲击效率优先的全球化格局,2023年全球经济仍然面临严峻考验。对中国而言,未来的国际环境将更为严峻,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发展以及统一事业,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和风险。而且,在美国的战略和举措的负面影响下,中国该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如何处理与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俄罗斯、印度、中东国家、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非洲国家、南太岛国等国的关系,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对此,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导下,努力奋进,去迎接和化解各种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并且善用各种机遇,打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打造更加有利的内外环境。俄乌冲突发生在当下全球转型的复杂背景之下,而且全球转型的未来很可能取决于中国人能否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中国应该在全球转型过程和俄乌冲突中更主动、更有意识发挥自身的作用。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对俄政策的转型——基于对外政策学习理论的分析

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了“时代转折”。本文基于综合的对外政策学习理论框架，分析2022年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对俄政策转型及其动因。研究结果显示，德国对俄政策经历了政策目标和工具的双重转向，达到了“复杂学习”水平。德国对俄政策实现转型，其动因在于政府内部认知信念发生了转变、盟友的政策扩散，以及吸取了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对俄制裁不足的教训，并将2010年后有效制裁伊朗的政策转移至对俄政策。但德国对俄政策学习存在局限性，政党政治、公众舆论、克制文化以及利益集团等是德国对俄政策转型可能面临的制约因素。     

俄乌冲突下的日本经济：冲击、对策与困境

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并通过贸易及投资渠道，将冲击迅速传导至日本。俄乌冲突下的日本经济遭受冲击。宏观层面，日本实际GDP再现衰退，物价高企、居民消费需求低迷，经常项目收支由顺转逆。微观层面，企业经营环境严重恶化，特别是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面临生存危机。为应对冲击，日本采取了相对积极的经济对策。然而，这些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却呈现出种种自相矛盾之处，暴露出日本经济内部的结构困境。当前，日本以俄乌冲突为契机加速推进经济安全保障。但日本经济的真正问题并非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而是根植于日本经济内部。经济安全保障一旦转向产业保护主义，不仅无法保障基本的经济安全，反而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更大的危机。     

法国对俄“摇摆”政策的国内外因素探析

新世纪以来,法国对俄政策摇摆于大西洋主义和戴高乐主义之间,游走在价值观和利益之两端。2000年以来法国三任总统治下的对俄政策变迁,基本上沿袭的是传统的平衡战略,但逐渐由利益导向转变为价值观导向。法国的对俄政策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欧美俄大三角关系、欧盟北约双东扩、法国战略考量以及国内精英对俄罗斯、对法俄关系的认知等。当前,马克龙治下的法国以欧盟建设为核心依托,以多边主义为战略手段,在美俄中三国间奉行均衡原则,以实现其"法国梦"。     

艰难调整中的俄日关系

俄日关系既是牵动俄日两国内部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更是影响亚太,尤其是东北亚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和日本同为中国的邻邦,客观考察俄日关系的发展轨迹,把握其发展趋势,对我们制定对外政策和解决外交实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俄美太空合作：进程、动因与展望

俄美太空合作既是苏美太空合作的延续，也是双方太空发展需求的产物。冷战结束后，俄美关系缓和为双边太空合作开创了新局面，两国在火箭发动机、国际空间站等领域加强合作。2011年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不得不依赖俄罗斯前往国际空间站，这提升了俄罗斯在双边太空合作关系中的地位。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俄美地缘关系不断恶化，太空制裁与反制裁频发，太空合作项目接连中断。同时，两国的太空自主力量建设，尤其是美国太空商业公司技术进步，销蚀了太空合作的基础。太空政策理念冲突也阻碍了俄美太空合作的持续。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波及俄美太空合作，太空关系安全化态势逐渐显现。俄美太空军事力量建设加剧了太空军备竞赛，恶化了太空安全环境，为太空治理增加了难度。     

美国对俄乌冲突的政策选择及面临的两难

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克兰给予了倾力支持。拜登政府对俄乌冲突的政策是：战争最终要用外交方式来解决；美国不会要求乌克兰在最终的和平进程中做出领土让步；美国不会直接参战；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为了帮助其自卫，并使其在谈判桌上处于有利地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财政预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增加了对欧洲的能源援助，同盟国和合作伙伴一起对俄罗斯实施了有史以来对一个世界主要经济体规模最大的制裁和出口管制，并在多边机构中共同采取打击和孤立俄罗斯的行动。俄乌冲突造成的后果已显露端倪：欧洲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核武器威胁形成对西方的威慑；能源供应链发生深刻变化；粮食供应链中断导致全球粮食供应紧张；俄罗斯因战争消耗而国力下降。美国对乌克兰的全力支持能持续多久?这一问题已成为美国国内日益引人注目的争论问题。诸多因素，特别是美国和北约与乌克兰战争目标的差异，令美国面临政策选择的两难，而美国国内战略家不断提醒拜登政府：战争的长期化最终可能妨碍美国阻止“新的欧亚霸权崛起”的努力，干扰美国把印太地区作为战略重点的全球战略。     

从对俄政策调整看日本周边外交的困境

日俄关系在日本的周边外交中占有重要位置,近年来日本试图通过调整对俄政策彰显外交的自主性,改善周边外交状况,推出了一些新的政策措施。首先,日本建议绕开领土问题,扩大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为两国关系的彻底改善,也为最终解决领土问题奠定基础。其次,提出日俄在争议领土从事"共同经济活动"的建议,旨在与俄罗斯在争议领土进行"共同"开发,获得俄罗斯默认日本对争议领土具有主权权利,以便打开日俄关系的大门。第三,日本试图通过调整对俄政策改善周边关系,维护日本在周边外交中的有利地位。但是,日本的对俄政策依然受到内外因素限制,俄罗斯不会轻易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日本国内舆论也不可能支持政府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日俄之间也不可能在领土问题上达成共识,日俄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很难脱离政治环境而有所扩大,特别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俄合作具有局限性,日本的周边外交仍然陷于困境之中。     

论俄罗斯的政权安全

当前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核心事件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俄罗斯发展前景及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普京时代乃至俄罗斯历史上一个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选择。因俄乌冲突的持续，俄罗斯面临极大的外部压力，但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还是安全，俄罗斯都在经历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和挑战。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对抗的尖锐化和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为俄罗斯寻求政局稳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考验。政权安全问题成为俄罗斯内政的重中之重，是俄罗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俄罗斯为确保自身的政权安全构建了三大体系：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公共权力体系；以文化主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防范非政府组织（NGO）为核心的社会管控体系。这样的政权安全建设基本维护了俄罗斯的政治稳定。     

亚·埃·拉克斯曼官方使团赴日与早期俄日关系

1792年亚·埃·拉克斯曼使团访日是俄日关系史上的大事件。使团访日是俄国官方正式对日接触的开端,奠定了19世纪俄国对日政策的基调,对俄日关系的历史进程影响深远。俄国派遣使团访日的外交行动,实际上是针对整个远东地区的,是"双头鹰"外交的向东实践。俄国使团出使的背景和肩负的双重使命注定其无功而返的结局,而日本"有法度的殷勤"接待体现出保障国土安全的国家战略与利益诉求。从世界文明角度看,俄国访日使团在丰富俄日文化交流、促进东西方文化交往方面同样有着积极意义。     

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动力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中国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     

二战后初期中苏关于中国俄侨问题的交涉与斗争——以苏联恢复俄国侨民苏联国籍为中心

二战结束后,苏联发布了1945年11月20日与1946年1月20日两个恢复中国俄侨国籍令,以彻底解决中国俄侨问题.苏联恢复俄侨国籍的多重目的及其在解决俄侨问题上的一系列不正当做法,直接构成了对中国国家利益及国民党自身利益的重大威胁与损害.为此,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尽量予苏联以合作和便利的同时,进行了暗中的抵制与反击.然而,弱势的国际地位和"恐苏助共"的致命伤,使其抵制与反击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作用不大.苏联恢复中国俄侨国籍的目的基本达到.中、苏双方围绕以苏联恢复俄侨国籍为中心的中国俄侨问题而展开的交涉和斗争,是该时期双方关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俄乌冲突与国际局势：回顾与展望（之二）

俄乌冲突持续，给欧亚地区和整个世界秩序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深远的影响。俄乌双方在冲突爆发后进行了六轮谈判，在技术性问题上有所收获，但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劝和促谈，但美国希望通过这场冲突纾解内部矛盾，强化同盟体系，这是这场冲突发生与持续的重要原因。国际秩序进入动荡变革期，俄罗斯认为主权至关重要，自身在这一时期扮演重要角色，并且尝试在这一时期塑造新的国际格局分野，以形成有独特自我意识的文明与“俄罗斯世界”。俄罗斯的这些国际秩序观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俄乌冲突之下的国际秩序。这场冲突还引发了大国能源博弈，对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全球经济复苏、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构成巨大冲击，也对能源转型、绿色议程产生消极影响。作为全球能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在评估全球能源变局的现实与潜在影响的基础上，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内外应对举措：在欧洲方向，继续维持对欧能源供应；在中东方向，重点拓展与能源大国的多样化合作；在亚洲方向，巩固能源出口的亚太传统市场，大力开辟新市场；在欧亚方面，布局构建统一的欧亚能源空间，重点强化欧亚大陆东端、北部方向的能源合作与开发。     

俄中美三角中的俄罗斯东部地区

21世纪初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地理政治与地理经济作用正逐渐增长,太平洋地区国家对该地区的兴趣和关注也在飞速增长.莫斯科、北京和华盛顿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利益将如何部署,这种部署会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之上还是会成为引发各种冲突表现的主要原因?它将怎样影响在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国际关系?一种关于"俄中美三角关系"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广大地区相互作用之前景的观点得出了关于潜在冲突的结论,这种潜在的冲突埋伏在三方态度和利益的差异上.在太平洋地区潜在的国家利益和全球及地区力量分配的改变可能会给三方利益和立场的确定带来调整.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俄乌冲突与北极国际合作:新的断裂期?

从建构主义视角看,作为一个关键因变量,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北极地区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事实,涵盖北极治理体系、北极安全框架、北极国际科学合作以及北极地区文化、体育交流等不同领域。这些新的社会事实反映出俄乌冲突背景下作为北极最主要行为体的北极国家的集体意向的断裂,而这种断裂为以合作为导向的北极国际机制带来了解构风险。随着俄乌战事的推进及内外环境的变化,北极国家的集体意向转为消极不合作的方向,进一步暴露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北极国际机制的脆弱性。这一脆弱性的重要表现就是北极国际机制框架在结构上对北极理事会的依赖,即一种并非源自外在强制力的主动依赖。后俄乌冲突时代的北极国际合作,在大趋势上或表现为“北极精神”的倒退,进而导致一个新的“断裂期”的出现。北极七国与俄罗斯主动消解对彼此“敌人”形象的自我构建,或将是阻止断裂期全面到来的积极尝试。     

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逻辑、领域与限度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新政府开始奉行新的外交理念并拟再次"重启"美俄关系,这不仅是其新外交理念的必然要求,而且是遏制中国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与俄对抗政策失效后的不得已选择。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领域包括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战略稳定与军备控制等。然而,虽然特朗普意欲"再重启"美俄关系的意愿明显,但美国国会、舆论界以及精英群体中明显占据优势的反俄情绪势必对其构成极大牵制;美国不可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双方在称霸与反霸、单极与多极、崛起与打压、遏制与反制等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此外,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围绕"东扩"与"反东扩"的矛盾与分歧不可调和,双方军事遏制与反遏制的激烈程度也难以缓和。所有这些因素都制约了美俄关系"再重启"的限度。本轮美俄关系即使实现了"再重启",最终仍有可能"重蹈"之前的"覆辙",美俄之间竞争及对抗的关系模式难以改变。     

第一次俄朝“密约”事件新论

甲申政变后，中国和日本有在朝鲜发生战争的可能，于是朝鲜一年里几次请求俄国在中日发生战争时保护朝鲜。俄国鉴于朝鲜复杂的国际局势和自己在东北亚地区的实力，没有答应，因而两国没有缔结俄国保护朝鲜、朝鲜给予俄国一些特权的秘密条约。但是各国对俄国插手朝鲜事务持有极强的警惕性，朝鲜的“引俄”行为及俄国的表现被夸大，都采取了阻止俄朝接近的措施，这就是第一次俄朝“密约”事件。此次事件无论是对当事国——朝鲜和俄国，还是对在朝鲜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国家——中国、日本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各国纷纷调整了对外政策或对朝鲜政策。     

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在“印太”的扩张和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美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深刻影响着地区发展与世界秩序。20世纪末,美国就已经开始担心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会对自己的既得利益构成挑战,于是依托与合作伙伴的多边联系,希望把北约引入亚洲,使北约参与到“印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事务当中,并将“印太”地区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复合型多层级联动系统,帮助美国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美国就一直在鼓吹“中国威胁论”,为自己插手亚洲事务寻找借口。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将俄罗斯视为欧洲最大的安全威胁,将中国认定是“印太”地区最大的安全挑战,并以此为由深度参与欧亚、“印太”事务,与北约其他成员国一起进一步加强与“印太”地区的联系,迅速扩大自己在“印太”地区的多边机制建设,高度强调意识形态阵营,在中国周边频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在“印太”地区相互呼应,促进其在该地区利益,塑造地区秩序,维护地区霸权,层层包围中国,干扰中国对自身主权的维护,制约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在“印太”地区的扩张为中国周边带来诸多挑战,不利于地区的稳定、合作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