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定位、发展困境与推进策略——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当前乡村治理依然是社会治理中的薄弱环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治理环境复杂多样、治理资源供给匮乏等现实困境,要求进一步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激活多种治理资源、深化基层创新性改革、再造乡村共同体等策略进行推进。以期实现农村秩序和谐稳定、农业稳固发展、农民主体价值彰显等基本目标,进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阜阳乡村治理的路径探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乡村治理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要内容。阜阳是传统农业大市,能否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把乡村治理得和谐有序、充满活力,是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关键所在。因此,要从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探究,以明晰阜阳乡村有效治理路径。     

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内涵及路径探讨

乡村振兴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完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为契机,以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创新为支撑,以"活业、活人、活村"为路径。土地制度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制度,三权分置是搞活乡村经济的制度设计,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乡村振兴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获取城市权利的障碍,土地"二元制度"是导致乡村失去发展权的根源,农村"宅基地制度"是制约农民发展权的瓶颈。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基本路径是: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规划安排,为乡村振兴用地提供制度支撑,为乡村振兴资金提供政府投入保障,为乡村振兴社会稳定提供安全秩序。     

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战略,是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部署。在过去的一年,5年过渡期政策的落实和实施,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新的一年中,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仍然是脱贫地区的底线任务,要在完善产业发展、促进乡村就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的基础,实现乡村的人居环境、乡风文明和有效治理逐步推进,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用社会资本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借助社会资本,可以夯实乡村治理基础,弥补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不足,化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成效。我们可通过优化同质性社会资本、完善制度性社会资本、健全文化性社会资本等方式,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着力推进乡村治理走在前列

<正>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近年来，泰州市姜堰区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以“精细治理”为抓手，以“共治共享”为关键，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农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展现了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新气象。     

治理性融合与都市腹地乡村的振兴逻辑——基于沪郊乡村振兴经验的思考

都市腹地乡村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类型,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城乡关系而成为社会转型的首冲之地。受城镇化、工业化和乡村传统的多重影响,都市腹地乡村一般呈现为城乡边界模糊的混合型空间形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速了都市腹地乡村空间形态的转型,并且产生了通过重构乡村空间形态,实现乡村景观化转型、以城乡治理性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发展逻辑。基于上海郊区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表明,治理性融合是紧密型城乡关系下城市主导、以治理为抓手的乡村振兴策略,在城市对乡村的支持与控制下实现了都市腹地乡村的景观化转型,并带来了乡村社会关系的重组。     

国家治理的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变迁及启示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湘西苗族乡村治理发生了巨大变迁。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主导乡村治理，实现了乡村社会重构；改革开放后，国家正式制度与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双轨并治”，各自发挥治理优势；新时代以来，在国家治理指导下，乡村社会启动实施“共治共享共建”治理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这一变迁轨迹对于未来民族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启示：党和国家是引领民族社会治理的强大力量；在国家治理的规划下，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少数民族乡村善治的重要保障；维护民族团结理应成为我国治理制度设计中的重要内容。     

干部下沉何以助推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基于D村驻村帮扶工作的调研分析

干部下沉是党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机制，也是党独创的一套用以有效治理乡村的常规实现形式。基于D村驻村帮扶工作的调研分析可以发现，干部下沉从三个方面助推了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一是依托群众路线的持续贯彻，切合了乡村社会的熟人底蕴；二是借助治理机制的有效创设，激发了治理体制的实践效能；三是凭借政社双方的耦合勾连，构造了国家与村社关系的二元合一。从治理有效出发，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干部下沉长效机制建设既要立足村庄的具体实际，也要注重甄别下沉干部的个体特质，从制度层面保障其能充分将自主能动性释放于乡村治理场景。     

保持乡村性: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特色的理论阐述

从乡村振兴时代背景出发,在探讨数字乡村的运作机理与治理价值的基础上,以保持乡村性价值为视角,提炼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研究发现,当前数字乡村治理的运作机理体现为制度体系支撑、基础设施保障、个性服务供给和因地制宜发展,并实现了政社互动便捷、电商增收赋能、文化传承交流、社会质量提升等价值。但在推进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依然出现了破坏历史文化积淀、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要素禀赋、乡村道德情感的问题。因此,需要注重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即保持乡村性,具体包括在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延续乡村地域历史文化、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环境、重塑乡村的在地性资源、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从而真正释放数字乡村战略的价值意涵。     

新时代如何打造乡村治理新格局

目前,我国乡村治理依然存在的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方式陈旧、治理范围狭窄等问题,迫切要求对乡村治理工作进行改革与创新。新时代的乡村治理,应建立"一核多元"的治理制度,使多主体共同参与;加强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注重提高智能化与专业化水平,打造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格局,促进乡村治理创新发展,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的现代化农民健康服务体系构建北大核心SSCI

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构建现代化农民健康服务体系,是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健康服务需求的重要支撑。本研究着重分析我国农民健康服务体系现行发展所面临的桎梏,探讨构建现代化农民健康服务体系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耦合机制,分析构建现代化乡村农民健康服务体系的挑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现代化农民健康服务体系的优化策略,拟从发展农村居民健康服务业、以“大健康”为农村健康生态格局、加强农村居民的健康教育、推动农村健康治理现代化、健康服务体系资源配置五个方面提出有利于补齐农民健康服务产业短板,构建乡村大健康生态格局,强化农民群众健康素养教育,提升农村健康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具体建议,对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健康中国”目标,构建与乡村振兴战略同频共振的现代化农民健康服务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如何突破乡村治理面临的四重困境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然而,乡村治理还面临固有的体制困境、制度困境、人才困境和技术困境等一系列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其应对、处置和化解,既需要建设职业化人才队伍、推进乡村信息化建设,更需要改进现有的行政治理体制,建立与之适应的乡村治理体系。     

新时代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建设

干部队伍是乡村振兴工作的直接推动者、组织者、实践者,是推动党的“三农”政策落地生根的中坚力量。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应从制度上、思想上发力,从“选、培、管、用”四个环节入手,打造干劲足、实力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强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乡村治理视域下民族地区民间组织的治理研究——以青海省“侃果哇”民间组织为例北大核心

民间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面对新时期民族地区的结构性变化，需要对民间组织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提升其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其健康发展，进一步助力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文章分析了青海省“侃果哇”民间组织在当代的异变倾向及不利影响，认为在强化对民间组织的监管的基础上，政府应转变管理思维，积极引导和培育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能力，使之进一步成为助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丰厚资源。民间组织则需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在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与政府之间构建“协同”关系，实现乡村治理的“共治”和“善治”。要严格识别和打击民间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净化乡村政治生态，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论新时代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

边境地区是国家政权的末梢和地缘政治的缓冲区域,其战略地位随着国家崛起进程的加快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边境乡村振兴的特殊理论与实践源于边境地区乡村衰退问题,边境地区特殊的"边情"决定了该地域空间实施乡村振兴独特的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边境地区乡村振兴对于守边固防、乡村价值重构、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国家认同强化和国家形象塑造等具有独特价值。边境乡村衰退以及基于其逻辑基点而实施的乡村振兴的实效性与独特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整合边境内外治理资源、强化边境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人口增长动力机制、国民意识教育机制等多重路径来实现。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减贫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院简介北大核心CSSCI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减贫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院是应原广东省扶贫办(现省乡村振兴局)提议与推动,广东省社科联积极响应和支持,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依托单位,于2020年4月申报组建而成(原名为广东省减贫治理研究院)。研究院以贫困治理、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理论研究,减贫实践与乡村振兴经验提炼,政策倡导与提供政策建议。     

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的韧性治理：逻辑、困境与对策

与脆弱性治理和刚性治理相比，韧性治理具有通过事前规避、事中调整、事后恢复等途径提升治理对象面对风险时的自我调整、自我恢复以及自我发展能力的治理优势，因此在后扶贫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具合意性。本文以韧性理论为工具，分别从历史变迁与未来路向两个维度分析新中国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韧性治理逻辑演进因应、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以及推进韧性治理的路向抉择。研究发现：韧性治理是贫困治理和乡村治理能够而且应该共同遵循的治理逻辑。当前乡村面临着经济韧性水平偏低、组织韧性亟须提升、社会韧性面临考验、生态环境韧性遭遇挑战以及文化韧性亟待重塑等困境，优化供给结构，转换发展动能、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再组织化、创新治理范式，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强化协同治理，推进绿色转型以及深挖文化资源，重构文化自信是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强化韧性治理的主要路向。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治理的功能再生与制度建构——基于贵州省D县新乡贤组织的调查

乡贤的产生、发展、异化与消逝反映了社会变迁中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定位和功能的不断演化。新乡贤治理是新乡贤（组织）主导的基层（乡村）秩序生产范式，新乡贤治理的功能再生是强化国家——社会的连接、激发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贵州省D县春晖社组织化运行状况的考察，对春晖社的合法性、内部结构、生产与再生产模式、运作路线、功能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分析。认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新乡贤治理应体现为激活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自治领域的内生能力，并具体表现在协助村务、经济带动、文化认同和自组织规章等实践运作上，同时通过一系列非正式制度运作，实现乡村资源整合与村民再组织；作为正式制度的新乡贤治理还应体现在体制性组织运作上，以建构秩序嵌入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