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大学治理共同体：新时代党建引领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点和着力点，必然遵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逻辑。党建引领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新时代治理导向和实践路向为指引，注重运用共同体思维，在深入分析当前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精神困境、融合困境、行动困境的基础上，着眼坚定人民立场、强化领导核心作用、注重文化价值引领、坚持学习型政党本质四个方面，坚持以师生为本实现源头治理、构建“一轴多元”大学治理格局提升治理合力、树立新时代大学精神激发治理活力、推进大学改革创新增强治理韧性，创新推进大学治理共同体建设，切实提升大学治理效能。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定位、发展困境与推进策略——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当前乡村治理依然是社会治理中的薄弱环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治理环境复杂多样、治理资源供给匮乏等现实困境,要求进一步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激活多种治理资源、深化基层创新性改革、再造乡村共同体等策略进行推进。以期实现农村秩序和谐稳定、农业稳固发展、农民主体价值彰显等基本目标,进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数字乡村建设的分类实践：理由证成、经验探索与可能困境

分类推进是全面建成数字乡村的重要实现路径。以村庄本位为逻辑起点,通过建立村庄需求、社会基础和治理能力的分析框架,阐释数字乡村分类实践的理由、经验和困境。研究认为,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由数字乡村的价值定位、社会基础和目标导向共同决定的。围绕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文化和数字生态四大建设领域,多地建构了各具特色的数字乡村应用场景,为数字乡村分类实践提供了先行经验。从试点经验来看,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可能面临瞄准性困境、发展性困境和现代性困境。未来,需要调适好政府与社会、先发与后发、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最大限度纾解数字乡村分类实践的可能困境。     

如何突破乡村治理面临的四重困境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然而,乡村治理还面临固有的体制困境、制度困境、人才困境和技术困境等一系列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其应对、处置和化解,既需要建设职业化人才队伍、推进乡村信息化建设,更需要改进现有的行政治理体制,建立与之适应的乡村治理体系。     

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善治的迫切要求。探索性构建了“数字治理-治理能力-治理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乡村试点县与非试点县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了以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为表征的数字治理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效果及潜在路径。研究表明,农民数字治理参与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且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乡村法治能力、德治能力以及乡村治理的政治绩效和福利溢出的促进作用。农民数字治理参与不仅直接促进乡村治理绩效改善,还可通过乡村治理能力尤其是德治能力和法治能力提升间接优化乡村治理绩效。研究还发现,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削弱了村庄空心化程度对乡村治理能力的负向影响,强化了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环境对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据此,从完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设计、多路径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增强发展包容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乡村治理中的德治:问题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在促进乡村振兴中,要把德治纳入乡村治理的范畴,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将德治纳入乡村治理体系中,发挥道德的教化育人引领作用,完善了乡村治理格局,为从根本上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依据。当前,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道德问题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乡村传统文化体系消融解体,意识形态呈现分散化等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牢牢掌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积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不断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保持乡村性: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特色的理论阐述

从乡村振兴时代背景出发,在探讨数字乡村的运作机理与治理价值的基础上,以保持乡村性价值为视角,提炼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研究发现,当前数字乡村治理的运作机理体现为制度体系支撑、基础设施保障、个性服务供给和因地制宜发展,并实现了政社互动便捷、电商增收赋能、文化传承交流、社会质量提升等价值。但在推进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依然出现了破坏历史文化积淀、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要素禀赋、乡村道德情感的问题。因此,需要注重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即保持乡村性,具体包括在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延续乡村地域历史文化、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环境、重塑乡村的在地性资源、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从而真正释放数字乡村战略的价值意涵。     

村级公共治理与村级治理共同体——转型期中国乡村公共性危机及治理转向

我国农村发展已迈入乡村振兴的新一轮发展转型期，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塑乡村公共性、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话题。通过对村级治理能力的分解，研究指出当前羸弱的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无力应对功利化、趋利性的底层行为逻辑，是加剧村庄公共性供给张力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以村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共同体背后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村级公共治理逻辑，通过提高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社会由“非均衡型”的分利秩序向“认同、参与、动员”的包容共享型村庄内生发展转换。因此，建议以利益共享为导向构建村级治理共同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以熟人社会为中介吸纳乡村精英、现代乡贤参与村庄公共治理，强化权威性社会认同，激发村庄参与能力；推动村级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乡村共建，激活村庄凝聚力。     

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内在逻辑与实践优化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理应在助推乡村发展的同时肩负起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就内在逻辑而言,乡村有效治理能够充分赋能共同富裕,不仅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内驱动力,而且能够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塑造良好环境、奠定基础保障。当前,部分农村基层组织“软弱化”、多元主体治理“离散化”、数字乡村建设“悬浮化”、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等现实困境制约了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影响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推动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强化基层党建引领是核心所在,发挥主体共治优势是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是重要抓手,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是坚实保障。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治理：逻辑转换、体系革新与路径选择

在第二个百年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解决乡村相对贫困、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和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营造一个能够充分保障农民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的乡村善治环境，已经成为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致力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关键的“最后一公里”。在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将发生相应的逻辑转换：在治理价值上，从秩序取向拓展为兼顾秩序与发展取向的综合取向；在治理内容上，从生产、行政、社会建设等局部治理拓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治理；在治理主体上，从乡镇政府、村庄主体等有限主体拓展为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不同层级政府力量的多元主体；在治理场景上，从城乡分离拓展为城乡融合。在此过程中，我国的乡村治理体系将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乡政村治”架构，发展为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的制度构造。下一步，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要统合理念变革、制度优化、主体协同以及民生服务，全方位破解乡村基层治理的瓶颈，释放、激发乡村潜力和活力，走出一条以共同富裕促进乡村现代化和善治的道路。     

政党统领社会：新时代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化逻辑

新时代十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目标得以实现，乡村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乡村治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时代乡村治理取得辉煌成就的秘诀在于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领导能力、服务能力、治理能力、统合能力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引领、组织嵌入、利益整合和价值塑造。“政党统领社会”分析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特质的生动呈现，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传统的总结与提炼，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现实性回应，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这一模式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取得成就的内在机理，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认识。     

乡村文化变迁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传统农村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乡土秩序。近年来,快速推进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逐渐消解着乡村文化的价值,乡村文化逐渐失去了认同的基础,农村陷入秩序整合的困境。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一方面要重塑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传统乡村秩序,另一方面要积极构建符合农村社会现实需要的现代性整合方式。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时序、场域、制度与要素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同时，党和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在深度推进。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任务交叠，中国化的“协同治理”理论在“三农”问题治理中具有了新的运用场域，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形成了协同推进的逻辑关系和治理目标。在此，尝试将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置于“协同”的语境，从时序相交、场域叠加、制度同构、要素同质等四个视角，分析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逻辑理路，既直面乡村贫困治理转型中更精细化和个性化的问题，又解决乡村振兴中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的多元性问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内在逻辑和发展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是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内核。据此,文章针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在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方式四个方面存在的不足,梳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二者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最后基于这种内在逻辑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地区乡村基层党建、构建乡村治理多元机制、强化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营造乡村和谐氛围的角度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发展路径。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腐败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是当代中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走向共同富裕、建设农业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不但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稳定，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农业强国的障碍。为此，要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中的各项制度、强化乡村干部激励制度、进一步增强廉洁教育培训、加大腐败查处力度，对乡村治理腐败问题进行切实有效的整治。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制度优势与实践路径

党建引领既是推动乡村善治的前提，也是乡村治理显著优势的重要体现。党建引领具有保证乡村治理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优势，具有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功能性优势，具有保障乡村治理中人民主体地位的社会性优势。实践中，一些地方通过选派第一书记、强化党组织建设来引领乡村治理，显示出良好成效。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路径在于强化组织建设实现党建引领政治优势，构建党政复合治理体系实现党建引领功能优势，发挥党组织资源链接服务作用实现党建引领社会优势。     

乡村治理运作绩效的社会资本检视与建构

乡村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呈正相关关联,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乡村社会资本给乡村治理既带来了积极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改革开放后,处于转型期的乡村社会资本正处于恢复与新生、替代与转型和复生与异化的变化之中.当前要提升乡村治理运作绩效,应积极培育和建构乡村社会资本,以此实现乡村的善治.     

风险视角下城市老旧社区韧性建设的困境及破解

城市老旧社区是社会风险的多发场域和风险治理的薄弱环节。日趋多发的社会风险和日渐凸显的脆弱性特征构成了老旧社区“高风险—低韧性”的失衡情景，加强韧性建设已成为提高老旧社区风险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基于风险视角，从组织韧性、物理韧性、技术韧性、心理韧性等维度来分析城市老旧社区的韧性建设情况，发现其面临着基层治理主体松散、配套设施建设滞后、信息技术应用缓慢以及社区修复机制欠缺等现实困境。未来需要从健全党建引领治理模式、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技术发展应用以及增强社区自我修复能力等方面全面着手，进一步推进城市老旧社区韧性建设，促进其风险治理能力的系统提升。     

乡村治理与农民福利的内在逻辑

在以往的研究实践中,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