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研究及模式定位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通过对杭州市拱墅区社区自治状况的个案调查,本文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在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政府在社区中的角色越位和缺位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重新建构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平等、合作自治模式,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强化自治意识,转变管理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发展社区组织,大力培育和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推进社区实现民主自治。     

论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和谐运作:以杭州市为例

社区治理必须树立现代治理理念。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必须彼此交换资源、合作互动、持续协调才能顺利实现各自目标。目前政府与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关系尚未理顺,政府职能转变进程的滞缓和主导性强势行为直接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要改变现状,政府必须正确定位,摆脱自身社会管理的重负,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快培育发展社区自治组织,使之有能力以主体姿态参与社区治理,实现社会管理社会化。     

国家治理体制改革中党委、政府与社会的结构性定位——基于淮海路街道改革的经验研究

党委、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定位,是指在治理体系结构中的组织定位和在治理能力结构中的职能定位。不同主体各有其基本的组织形式与职能任务,党委是联系各方成为统一体系的组织枢纽,履行领导各方的政治职能;政府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国家行政机构,履行配置公共资源、管理公共事务的行政职能;社会主体是提供多样性服务的自主成员,履行协同党委政府开展治理活动的职能。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就是要设定组织与职能建设的新规范,优化治理结构的具体形式,从而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社区行政负担重、社区参与不足,治理为"单向度"状态。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主体间性视角要求主体间相互承认、沟通和尊重,多元主体差异并存。通过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协商谈判和交易行为,最终形成一种自主自治、合作共赢的多中心良性互动的善治结构。     

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模式的实践与创新——以杭州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探索阶段,实践成效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真正分离,因而各地仍在探索合理的替代性选择。杭州通过创建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多种机制综合运用的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社区建设之路。杭州社区建设的实践证明,根据社区公共事务的属性差异界定主体边界是社区治理的基本前提,"三位一体"的复合模式与"多中心"的外部网络是社区治理的组织保证,行政、准市场、志愿和自治等多种治理机制的有机结合是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     

对加强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作用的思考

居民区党组织对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领导,既是社区自治组织依法充分行使职权的重要保证,也是党组织履行职能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强社区党建工作不仅应该有利于实现党对社区自治组织的领导,而且应该有利于社区自治组织依法自治,这是社区党建工作要实现的双重目标.任何偏废,无论是以社区自治为由弱化党的领导还是以加强党的领导排斥社区自治,都偏离了社区党建工作的目标.正确处理社区自治组织和社区党组织的关系,是社区自治组织健康发展和社区党组织正确履行职能的重要条件,因而成为加强社区党建工作的重要课题.在处理两者关系方面目前还没有现成的方式可以套用,虽然建立了一些模式,但仍不完善,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在理论上进一步探讨.     

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与困境分析——以石家庄市S社区为例

随着城市住房改革的市场化推进,物业公司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以石家庄市某一新建商品房小区为个案,剖析了城市社区多元主体背景下社区治理的运行实践。物业公司作为经济组织,经济理性凸显,对社区公共事务缺乏参与动力与热情;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使其难以履行自治主体职责,而代表居民利益的社区自治组织明显发育不足。在目前的社区治理实践中,多元主体之间的责任与角色不明进一步使城市社区治理陷入困境。     

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构建社会命运共同体和社会治理共同体

从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看,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主要存在多元主体合作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确立、社区自治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应急管理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等一些影响和制约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层次问题。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按照合作共赢、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要求,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命运共同体和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要通过建立权责清单制度,调整和优化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要依法确立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尽快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要依法推进社区自治,不断提高城乡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要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努力确保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要强化应急管理体系和处置能力建设,有效应对各种重大风险的挑战和考验。     

社区行政化与社区“减负悖论”——基于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案例研究

城市社区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基层自治制度与实践活动的建立和推进,政府主导的"行政社区"迅速发展。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实践案例反映出中国城市治理中日益严重的社区行政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区"减负悖论"。从政府职能履行和职能转变的视角来看,社区"减负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包揽基层社会治理事务,应急性地选择"去行政化"的治理思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斩断行政事务向社区转嫁的链条。基于此,提出应对社区"减负悖论"的思路:以需求溢出理论的广义社会组织论为指导理念,动态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根据政府和居民双重需求对社区居委会功能和事务进行价值排序,并依据居委会承载能力进行倒序切除,推动居委会承载事务与承载能力动态匹配。     

后“村改居”时期的社区组织治理能力研究

"村改居"是我国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的一种管理模式。由于"村改居"社区组织难以适应转型对其治理能力的要求,导致社区治理面临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薄弱、社区自治功能弱化、社区服务职能模糊化、社区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较低和管理理念滞后等诸多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村改居"社区组织的治理能力,主要是提升社区党组织的服务能力、居委会的社区自治能力、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能力、其他社区组织的社区服务能力等。     

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策略研究——以上海市C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是社区内相关主体间合作和互动的过程或机制,通过建立共同协商和广泛参与机制,促进政府与社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中强调合作治理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是,作为社区合作治理重要主体的社会组织存在着行动意识缺失、行动能力不足、管理规范缺乏等问题。上海市C社区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合作治理中探索了四大策略,对于社会组织合作伙伴的角色定位、社会组织作用空间的有效拓展、社会组织规范运作的制度健全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上海市D区经验的探讨

对上海D区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经验的观察表明,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具有明显的政府强势引领特色,体现为几乎所有的理念、制度和资源都来自于政府,城市社区自治高度嵌入在强大的政府治理体系之中。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基层政府既是"扶持之手"又是"干扰之手"、社区陌生化与利益分化造成的"众口难调"以及普通居民的参与冷漠和社区骨干的严重老化。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建设要尽其可能地把制度"搞对"、把理念"搞对"、把激励"搞对"、把主体"搞对"和把单位"搞对"。     

印度大都市政府治理实践及其启示

印度的大都市政府治理在治理模式、公共服务供给、社区治理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造成其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低下。印度大都市政府治理实践的经验教训能够为处于迅速发展过程中的我国大都市政府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大都市政府治理应当与所在国家的基本政治体制相适应,应有效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并发挥社会多元主体的作用。     

论社区治理中的多元权力互动

治理的权力向度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它强调协调而不是控制,强调权利主体责任的模糊性和相互依赖而不是彼此孤立和封闭。治理理论在社区管理中具有实证的经验依据和现实必要性。党组织、政府组织、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都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多元主体的持续互动,是增进公共利益、促进社区良治的基础。而党组织和政府组织则是社区良治的领导和主导力量。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要求地方政府在履行生态职能的同时,承担起生态环境治理的重任。在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还存在着政府生态职能履行不到位、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保障不足、地方政府合作不力、监管不完善等问题,阻碍着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因此,有必要通过强化政府生态职能履行、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保障制度、构建地方政府生态环境合作治理机制、健全监督管理体系等路径来突破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困境。     

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平台,非营利组织是社区多元合作治理的重要一极。西方国家先后兴起的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志愿失灵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与第三方治理理论等,从理论层面证实了政府、市场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治理的必要性。美英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社区治理的现实呈现出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在社区治理中良性互动、共生发展的规律性特点。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力量。政府购买服务已成为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化模式。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离不开政府法律、政策与经济的支持。这些历史与现实经验对当前中国社区多元合作共治的理想模式追求、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论社区治理中软法与硬法的关系及衔接

在加强社会建设的背景下,社区治理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各社区成员或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在自由联合基础上的社区自治。社区治理离不开法律的作用。法律又包括软法和硬法两种具体的规范形式。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软法和硬法虽有着不同的分工,但二者应该相互支持与合作,实现有机衔接。为此,应完善软法和硬法各自的创制机制,并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实现二者的交融。公民意识的培养与增强则是实现软法与硬法在社区治理中有机衔接的根本因素。     

善治视野中的社区居民自治路径探索——基于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的实证分析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政府和民众沟通的桥梁。居民自治是城市基层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社区多元共治框架体系中,政府、居民、各类社区组织等在内的多个管理主体以不同的形式共同管理社区,行使主体性权力。只有真正实现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切实推进居民自治,作为城市管理重要平台的社区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构建迈向“善治”的坚实阶梯。     

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实践差异与有效治理逻辑——基于苏州、东莞两地网格化治理实践的分析

网格化治理是整合组织分割、资源分散的基层治理体系,回应复杂社会综合性、整体性治理需求的重要制度创新。在具体实践层面,网格化治理表现出"融合"和"嵌入"两种差异化实践模式:苏州元和街道利用网格系统重塑社区治理结构,多元一体共治格局下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服务网络;东莞横沥镇再造一套网格系统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形成职能专业化、管理精细化的网格与职责综合、治理手段灵活的社区组织的二元分工与配合。两地网格化实践都实现了基层80%治理事务在社区内化解的目标,而使网格化治理的职能定位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相适配,网格化治理结构与地方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是两地网格化有效达成治理目标的一般逻辑。     

东亚地区大都市的管理层级设置及启示——基于对东京、首尔、台北和香港的归纳分析

在城镇化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国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历史传统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研究东亚典型城市的管理层级,对于提高我国城市管理效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东京、首尔、台北和香港四个东亚典型城市治理层级的基本特点是:层级精简、结构扁平;各行政层级职能分立、合作互补;向市场和社会分权,实行基层自治。其对我国城市管理层级改革的启示是:应精简"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的科层高耸结构;打破职责同构,合理配置城市政府纵向职能分工;变"一只手"的政府管理为政府、市场、社会的共同治理,引导市场和社会参与城市基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