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全球化关系的再定义——高度不确定的未来

2016年总统大选标志着美国与全球化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重新界定美国与全球化关系的时期。特朗普反对自由贸易协定,支持收缩移民政策,反对所谓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其成功当选的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在全球化冲击下,美国中产阶级出现"空心化"现象。一方面,中产阶级中下层特别是蓝领工人的工作岗位不保,经济利益受损;另一方面,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社会流动性减弱,"美国梦"的实现难度陡增。第二,"美国身份认同"危机因人口结构的迅速变化及文化多元化发展而爆发,令部分白人产生严重的不适与不安。第三,政治极化使两党难以在国会内达成妥协,联邦政府工作效率低下,民众对政治精英和主要政党的信任度降到历史低点。美国政治体系"失效",令民粹主义抬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短期内将推行逆全球化的经济政策;继续将外部因素作为"替罪羊",以回应国内民众的诉求;外交政策会出现回摆,但美国不会退出全球化。外界不应高估美国的逆全球化立场和影响,但应做好准备应对一个倾向"孤立"的美国。     

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特征、主要内容及影响因素

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及其动向事关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将对中美关系、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关系、海峡两岸关系产生直接影响。特朗普政府有别于奥巴马政府,台海政策不在其施政的优先位置;台海政策从属于美国的对外战略、亚太战略与中美关系,但突出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台海政策整体上服务于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同时服务并服从于"让美国重新伟大"的目标;这些构成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主要特征。基于此,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主轴仍是"分而不独、和而不统";不会"弃台",不会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但也不会严格按照"一个中国政策"行事,更不会支持中国统一;不希望两岸关系紧张或发生军事冲突,也不会让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障碍。影响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走向的因素既包括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和官僚体系对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的认知,也包括中美关系的发展,还包括台湾民进党当局的对美活动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演变。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敏感问题,但在不同阶段其敏感程度有异,这取决于中国大陆对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调整的反应与反制程度,以及特朗普政府是否明确中方底线。     

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互形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形成,在与全球化互动中发展。近40年来,全球化不断改变着中国,中国也日益塑造着全球化。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渐成风潮,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维护者,中国模式提供国际发展案例,"一带一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中国方案贡献全球治理思路。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引领作用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影响与贡献,开启了全球化的新阶段。     

试析中美两国网络零售市场异同

<正>在全球化的今天,电子商务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而且已经成为传统产业变革和企业技术升级的关键推动力。发达国家都把推进电子商务发展作为增强国家竞争力、赢得全球资源配置优势的战略举措。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人们对电子商务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电子商务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渐显现。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国与美国网络零售市场关键要素的分析,发现中国网络零售市场     

经济全球化主体结构变革与全球治理创新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主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反全球化"运动反对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化的实质,在客观上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进入新阶段的积极因素。西方国家自身社会结构变革及国际格局调整导致了"逆全球化"现象,这一现象促进了全球治理主体关系的平衡与协调。科技进步、国际分工变革、普惠性发展要求等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后全球化"力量兴起,并开始塑造全球治理秩序新版图与人类文明新愿景。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知行智慧成为适应和引领"新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治理变革的新力量,并逐渐汇聚起推动这一进程和变革的有机合力。     

美国"逆全球化"行为的 资本逻辑及其影响

2018年以来,美国采取"逆全球化"行为以应对其在全球扩张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试图通过政治和经济干预维护其霸权地位和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权。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有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但根源在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层资本逻辑。正确认识美国"逆全球化"行为的资本逻辑及其影响,有助于应对和反制其行为,从而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     

动荡与分化的世界形势呈现的新特点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以私有化、自由化、商品化为旗帜的"新自由主义",加上金融化,形成新的金融资本主义,并造成了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但经济全球化毕竟符合时代潮流,经过曲折之后会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各种挑战,首先把国内事情办好。     

《最惠国待遇的回合——论1989～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一书出版

我院青年教师王勇所著《最惠国待遇的回合——论1989—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一书,于1998年5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九章,27万字,被列入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国际战略丛书》系列。因该书的出版,作者应聘成为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特邀研究员。 据作者介绍,该书最大目的在于揭示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特点和规律。在经济全球化与国内政治互动的宏观框架下,作者选取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和对华贸易谈判两大问题,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该书的基本观点包括:     

试析美国的“克制战略”

随着美国国内对美国的自由霸权战略的日益不满,一种名为"克制战略"的战略主张日益受到美国精英和社会的重视。"克制战略"的主张者将其历史渊源追溯至华盛顿及亚当斯,指出冷战后美国的国家战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诸多纰漏,并将减少美国的军事盟友与海外军事部署和削减军事预算作为其核心政策主张。虽然许多研究者将"克制战略"与"美国衰落论"联系,但克制战略的主张者更支持一种对美国国家力量的乐观主义,这也使得其对华政策主张更为平和和理性。"克制战略"在美国未来的大战略中的影响有其现实基础,它对于国家安全战略中军事手段的反思也值得中国在建立海外利益保护机制时参考。     

新冠疫情与经济全球化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已经使全球化进程呈现倒退趋势,疫情突如其来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激化了反对全球化与支持全球化力量间的矛盾,也暴露出供应链全球配置的脆弱性。虽然疫情不断催生国际卫生合作和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国际合作需求,但短期内难以阻止全球化倒退步伐。疫情之下,中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愈发凸显,影响力不断提高。疫情后,中国将进一步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中坚力量。     

加入TPP:日本呼应美国“回归亚太”战略的考虑及其影响

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及至今仍然看不到“光亮”的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严重冲击了西方经济,也对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广泛质疑.对此,西方国家不仅需要调整国内制度与政策,其对外经济政策与方式也将面临重要变化与调整.其中近年来美日两国围绕“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政策变化就是其中一例.如果说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高调加入TPP是美国回归亚太战略在对外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那么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日本一改过去东亚共同体构想转而宣布加入TPP谈判,使TPP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则是日本呼应美国“回归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     

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再平衡与中美关系

面对国内经济疲乏不振、两党政治斗争导致政治"失能"等现实,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大部分心思和精力不会倾注在外交问题上。但在挑战颇多的对外政策议程中,如何与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不能忽视的课题。美国对华政策仍将维持"防范+接触"这一延续多年的总体框架,但需应对两国关系竞争性和相互依存程度同时上升的复杂局面。随着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规模有望赶上甚至超越美国,奥巴马第二任期将是中美两国寻求"竞争性共存"之道     

否认“美国衰落”: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新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软实力"理论之父约瑟夫.奈从"软实力"的角度否定了美国国内新一轮"美国霸权衰落"论。奈认为,国家实力的来源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当前美国力量依靠的是包括信息技术优势在内的许多东西。"大国衰落宿命论怪圈"更多地表明人们心理上的担心,而这将导致政策制定出现错误。在中美力量博弈中,奈虽然承认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指出中国内部存在不确定性,中国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将超越美国。中国时代尚未到来,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逆全球化新动向的政治学分析

新近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既有历史渊源,也具现实新意。从政治学角度看,导致逆全球化结果的应当是一个经济/政治交互作用的系统合力,包括危机周期率、国际竞争博弈、霸权逻辑以及国家极化等关键性驱动因子。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逆全球化潮流而动,势必会对国际政治关系、世界政治秩序以及全球价值分配产生系统性的政治效应。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有基于国际视野、全球思维的战略规划与行动,要在国家治理能力与国际责任双维坐标中相机锚定自身的全球化角色定位。在当下与未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是中国直面全球化进程中各种风浪的必然选择。     

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中印关系的新一轮调适

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国际格局与亚太地区秩序发生了明显变化。在美国不断推行"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受中美竞争加剧影响,曾经奉行"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众多中小国家或将面临选边站队。对于中美而言,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这样的地区大国或中等国家将成为双方争夺的关键,其中只有印度尚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友。而印度根据自身利益,在"印太战略"中更注重印度洋与东南亚地区,更强调战略自主和大国平衡。对中国而言,妥善处理中印关系将成为缓和"印太战略"压力的关键。虽然中印双边分歧在短期内难以完全解决,但在两国领导人的努力推动下,中印关系将在相互调适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新冠疫情、全球化与国际秩序演变

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经济、社会、政治治理和国际秩序等方面的"综合性危机",给西方社会造成较大恐慌。受疫情冲击,全球化呈现回归"经济主权"时代的趋势,可能演变为"有限的全球化"。欧美国家将更加强调自身的"经济主权",并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将事关国家安全和民众生命安全的生产能力留在国内或转移回本土。"有限的全球化"在短期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但从长期看,中国可以从中获益。疫情的持续蔓延推动国际秩序加速调整演变。欧盟和美国在此次全球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这将导致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下降。美西方十分担忧中国在全球抗疫过程中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上升。疫情使原本就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将面临更大挑战。     

全球化:中国政府的界定及实践

中国官方话语中认为全球化这一词汇的特征是:经济界定与机遇论。这种界定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完美契合,因此迅速成为中国内外政策的一面旗帜。中国的全球化实践进程主要包括改革国内经济体制、参与国际组织特别是WTO以及参与和引导区域合作等。这其中经历了波折,也存在不足。我们要注意平衡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安倍内阁的外交战略及前景

安倍晋三已成为日本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其对外政策理念将对日本外交产生深远影响。安倍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推进"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推行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试图通过加强与西方国家和地区盟友的联系,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安全战略网络与国际战略格局。与此同时,安倍内阁的外交战略依然面临一些难题,即如何处理日美同盟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国内右翼势力及美国牵制下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如何处理日本同朝鲜半岛的关系等。2020年,安倍内阁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是,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能否如期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     

欧盟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原因与表现

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逆全球化"思潮的产物。"逆全球化"与以资本、生产和市场在全球层面加速一体化的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是指重新赋权于地方和国家层面。"逆全球化"思潮产生的原因在于全球化进程导致西方产生一种新的结构性分歧,即全球化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对立。如果把全球化视为一种现代化进程,那么"现代化输家"论点总体上可以解释"逆全球化"思潮出现和涌动的原因。"现代化输家"论点是指在西方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持续变迁过程中,低收入、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不能适应现代化进程,他们在自身处于经济边缘,地位与声誉受到影响以及遭受社会排斥的情况下,表现出反全球化和反精英的态度。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内部社会两极化和不平等状况的加剧为"现代化输家"论点提供了现实基础。本文重点分析当前欧盟内的三个"逆全球化"现象,即欧盟内右翼民粹政党的普遍崛起、英国脱欧公投以及欧盟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同时,对特朗普当选对欧盟内"逆全球化"思潮的助推作用也加以分析。     

中国的身份定位与构建发展中国家新型关系

中国的身份定位不仅影响到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将影响到国际格局,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的身份定位从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逐步转变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一直持续至今。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仍在持续,随之而来的将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关系迈向新形态。展望未来20年,国际格局调整的幅度将比21世纪的头20年还要大,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不仅要继续与发展中国家构建"近而亲"的关系,也要塑造亚太地区的新型地区合作架构,引领地区内国家发展积极的共同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