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塔拉诺阿对话看全球气候治理变革

2015年的气候变化协议《巴黎协定》成为当代全球气候治理的转折点与里程碑,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模式。2017年波恩气候变化大会旨在推进实施《协定》,而2018年的气候变化治理工作则以塔拉诺阿对话为中心形成新型合作模式。塔拉诺阿对话机制将进一步促使协定中各成员方提高减排目标,加强全球气候治理多元主体合作,完善"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实现"共同且相称的责任",推动气候变化的国际法治发展,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向纵深拓展。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机制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效的冲突治理机制是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在"合作互惠,协商共赢"之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理念重塑的新思维下,着力从内部机制建设、外部机制建设以及内外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多管齐下,切实构建起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新机制。其中,内部机制建设注重纵向层面上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风险预警、沟通交流、利益整合、技术支持和学习机制等;外部机制建设侧重横向层面上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外部扶持、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第三方干预、争议事项裁决与制动机制等;而内外联动机制建设则聚焦于纵横层面的协同整合,涉及不同社区、城市甚至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冲突治理路径分析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在带来公共资源交易领域项目的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呈现出多元主体间的利益诉求日益分化和复杂化,引发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内关键个人、群体或组织基于各自不同利益偏好的利益矛盾和争夺,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成为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重点场域。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将研究重点从政府这一单一主体扩展到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中地方政府、企业和专家学者等多元利益相关者,通过分析它们相互间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关系,探析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针对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和冲突表现,需要从厘清利益相关者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冲突中的角色定位、加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冲突防范的制度约束、整合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相关者冲突发生的内外监管机制和搭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合作的"互联网+"信息共享平台等四个方面推进满足各利益相关者利益共赢的路径诉求,以期避免各利益主体间的"零和博弈"和"冲突内耗",有序推进我国腐败治理范围内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冲突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走向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思想,倡导在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领域引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打造基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型环境治理模式,为解决日益复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实践中,多元共治模式面临着环境治理权力结构安排不尽科学合理、跨部门治理主体间信息共享和协调性差、政府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不足、企业主体性作用发挥不够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效性和有序化偏低等诸多挑战。为此,需要从厘清多元主体职责分工、创新生态服务投入机制、优化环境治理协同机制、提升政府环境监管效能、引导社会力量有序有效参与等方面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以推动新型环境治理体系高效运转起来。     

我国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之我见

腐败是一种全球性公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腐败犯罪呈现出复杂化、有组织化和国际化的特征,一国已无法单独处理和解决本国的腐败问题,需要借助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来对腐败进行全球治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腐败的治理经历了从专注国内治理到积极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历史性转变.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全球治理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经过国际社会十几年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明显进展,但是要如期实现全部目标面临着严峻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局势动荡和武装冲突所形成的问题。全球治理倡导一种国际社会共同参与的合作模式,是应对挑战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有效途径。     

我国现阶段的环境冲突问题及其合作治理机制

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包括群体性事件及其在不同的阶段，因其特点和成因不同，对治理模式应有不同要求。合作治理因其平等化、合作化与开放化等特征，使其更适合于社会属性强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尤其如环境冲突事件。为此，须分析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演变机理和宏观表征，然后从现代公民素质的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民主法治的有效推进以及中央相关政策的出台等方面，阐释合作治理嵌入环境冲突治理的可行性，并围绕完善责权利界定机制、构筑沟通交流机制、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和扩大公众参与机制等角度，尝试构建当前我国环境冲突合作治理模式的实现机制。     

治理吸纳民主——当代世界民主治理的困境、逻辑与趋势

全球范围内治理的兴起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民主困境,但是,治理的成功需要民主价值作为支撑。治理在内涵、目标、主体、程序、机制、价值等各个方面内置或是替换了民主,出现了民主与治理融合的民主治理理论与实践。尽管治理与民主仍然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但是当代世界政治越来越表现为民主治理的复合体系和复合机制,各个国家应该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历史进程调整民主与治理,形成合力,推动民主治理的发展。     

中国与气候变化类国际组织的互动关系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气候变化类国际组织为中国提供了一条践行节能减排承诺、消解外界舆论苛责的有效合作途径。中国正在从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参与政府间和非政府类气候变化国际组织的项目运作,以开放姿态回应非政府类气候变化组织倡议等方面与气候变化类国际组织进行积极互动。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将在政府层面以更大的决心与耐心,更为务实与灵活的方式与气候变化类国际组织加强合作。同时,在民间层面,中外气候变化组织也将进一步彼此接近,以共同探讨气候变化的应对之策。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探究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出现的一种全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形态,其具有创新性、跨界性、虚拟性和平台性等特征,急需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其中,构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是实现数字经济协同共治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从理论来看,爱莫森的协同治理统一模型认为,协同治理包括"实质参与、共享动机、联合行动能力"三个关键要素。基于此,从实践来看,中国数字经济治理应构建多元主体间的领导协调机制,这是实质参与的保障;构建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机制,这是共享动机的保障;构建法律和规则体系协同机制,这是联合行动能力的保障。     

协作治理是适合中国现实需求的治理模式

协作治理是不同于以科层体系为基础的传统政府管理的治理理念。协作是较合作更高形态的组织间关系,它强调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的参与、且成为真正意义的决策者,协作主体要共同行动且地位平等,但不排斥实际的领导者存在。在西方语境中,协作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国内公共事务管理模式,而合作治理则是国际社会的治理模式。在中国的语境下,合作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而协作治理则强调多元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发挥各自的特定作用。协作的理念切合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走向多元治理、政府实际发挥主导作用的现实,比合作治理更有适用性,是中国遵循治理导向从而实现良好治理的现实选择。在中国的地方治理中,杭州的"社会复合主体"是一个协作治理比较成功的案例。它形成了从问题触发、动员力量到协商对话、建立信任、过程承诺,再到取得中间成果并形成长期愿景基础上的依赖和共赢关系的过程,建立起了共识形成、行动整合、沟通交流和利益协调等协作机制,从而较好解决了松散型的集体行动问题。     

多元主体参与:政府干预式微中的生态治理

正一、生态治理中的社会力量:多元主体参与的兴起随着社会形态的高度组织化和社会环境的高度复杂化,在当今社会政府干预式微的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生态治理既符合当前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也满足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势以及社会力量要求参与生态治理的现实。政府从以往的通过管制等管理手段进行生态治理的活动中撤出,承担起为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治理提供良好的服务,并与社会力量在彼此合作中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正全球治理理念的出现适应了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面对新型复杂形势时处理国际关系的需求。正因如此,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全球治理体系的建立与改革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全球治理体系在参与主体、涉及问题、决策机制等方面都经历了诸多变化。从由主权国家主导到国家、区域组织、非政府机构并存,从关注经济、政治等传统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的完善——以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为视角的分析

当今世界,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日渐增多,需要加强全球治理;另一方面,因为责任赤字、民主赤字、发展赤字,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失灵实质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出现排他性、不可持续性和竞争性三大失效问题。对此,"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研发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建设中,要以共商的合作机制为载体,增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非排他性,弱化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以项目共建为路径,充分发挥中国的引领性作用,力促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可持续性,培育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以共享的互利共赢为目标,推进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收益分配的非竞争性,缓和全球治理的发展赤字。这是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的方案与智慧,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普惠、包容方向发展。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巴黎协定》奠定了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确定了全球气候合作的目标、方式、原则及实施领域。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不仅破坏了中美合作的双引擎基础,而且对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及其背景下的美欧关系和中美关系造成了重大影响。面对这一挑战,中国一方面应积极提升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另一方面要理性选择应对策略。     

大数据、权利实现与基层治理创新

治理的本质是实现权利。以权利为媒介,大数据与治理形成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干预并驱动了基层治理的创新。依循"合作+冲突"的基本逻辑,按照权利的合作、权力的冲突、权利联合权力的三种途径,大数据从价值、技术和资源等三个维度,驱动着公民权利的实现。其中,权利合作表现为一种"差序格局",权力冲突表现为制衡与监察,"合作"权利与"冲突"权力的合作则正在成为一项基本选择。而要提升大数据驱动基层治理创新的效率,需要推动基层政务大数据的开放、共享,完善大数据治理的配套法律法规,培育一个成熟的公民群体。     

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机制研究——基于绍兴地区的实践考查

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公民参与意识增强,公共空间日趋拓展,从而构成了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的时代背景。基于绍兴地区的实践考查发现,这一方面要求调整冲突或纠纷的中间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也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契约主体,需要有能承担政治义务、享受公民权利的主体。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机制可通过如下途径实现:筹划公民社会统一体;开拓现代理性公共生活空间;建构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的现实机制。     

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社区培力助力“三社联动”

在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三社联动"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目标的有效实践探索。然而"三社联动"的发展正面临着社区居民参与治理能力不足的严峻挑战。社区培力机制恰以专业化辅导提升居民参与治理的能力,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辅导机制,更是一种完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社区培力机制通过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集聚社会组织力量以合作的方式服务于社区、促进社会工作职业化、在地化发展等方式,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单边主义”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互联网+"背景下的网络社会治理呈现全球化趋势,治理与防控缺乏协调,各参与主体的自利性极度膨胀,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面临重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国际网络社会治理面临的"单边主义":网络发达国家利用其网络强势话语权粗暴践踏国际正义,实施网络威慑战略,鼓吹"互联网自由说",借助互联网推行文化霸权。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中,要破除"单边主义"困境,必须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同时倡导多边主义;继续支持联合国协调网络全球治理;努力走出囚徒困境,重建信任体系,保证合作与协同;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多边谈判。     

百年变局下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变革需求与中国作为北大核心

百年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变革广度与深度展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战略竞争、俄乌冲突、世纪疫情等高威胁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多并相互交织发展,推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同时,安全问题性质的重要变化、安全危机的急剧扩散化和安全形势的日益复杂化与不确定性,加之大国竞争加剧、国家中心主义回归和西方安全治理缺位,导致以国家为中心和以霸权模式为主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出现了过载和失灵,亟待进行系统性变革。当前,积极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与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中国国家安全力量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为此,本文提出“中国引领+协同共治”模式,从理念-组织-机制三个层面来塑造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从共识-权力-利益三个维度来提升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持续优化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国际安全问题和适应世界新的安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