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变造型票据犯罪客观行为认定探讨

伪造是指无制作权人而擅自制造对公共信用和交易安全具有法律意义的票据的行为;变造则是指无权更改对公共信用和交易安全具有法律意义的票据内容的人,擅自更改其内容的行为。对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票据伪造、变造应从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两方面来理解。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分票据伪造与票据变造和票据涂销的不同。     

论票据变造中当事人的权利与责任

票据变造是票据流通中纠纷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票据法》第14条对票据的变造作了比较初浅的规定,对于现实操作中的诸多问题难以解决。特别是在票据被变造后,票据的法律效力及相关当事人的权利如何确定,责任如何承担存在司法操作上的争议,不利于纠纷的合法解决和当事人责利的确定。本文从界定票据变造的内涵出发,对该行为中当事人的权利及责任进行探讨。     

论票据犯罪

票据犯罪是新《刑法》“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中的一个犯罪集合。由于票据本身所具有的形式法定、操作特殊、专业性强等特性,对于以其为犯罪对象的有关犯罪构成进行总体把握和比较分析,特别是准确理解票据法和刑法意义上的票据伪造、变造的不同含义对有关票据犯罪构成的影响更具现实意义。     

论票据伪造的风险负担

票据是具有流通性的有价证券,易被他人伪造。当出现票据伪造时,票据当事人之间的风险责任与损失分担问题就变得较为复杂。由善意的付款人还是善意的持票人承担较为合理,两大票据法系规定不一。将两大票据法系票据伪造风险负担规则进行比较,对我国票据立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评析,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更好地保障票据的流通与交易安全。     

论票据真伪之司法鉴定

在对票据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时,应从票面整体进行识别,并要特别注意对票据金额、出票人及背书人签名等文字记载进行检验,同时还要注意检验票据上的印章印文,以此鉴定出伪造或变造的票据。     

票据诈骗案件的侦查

票据诈骗罪侵犯的公私财产所有权既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货币资金,又包括其他生产经营企业或经济主体的货币或实物财产,还可以以虚假票据偿还债务或者支付费用等间接方式来实现。票据诈骗犯罪的立案应注重初查获取证据,防止介入票据纠纷或其他经济纠纷,尤其是针对签发空头支票的行为更须引起注意。票据诈骗犯罪呈现职业化、团伙化、智能化等特征,应从犯罪疑疑人、票据伪造和变造手法、票据流转环节、串并案件等方面确立侦查途径。侦查中,应获取证据证明犯罪行为人对自己所使用票据之非法状态具有明确认识,如果不具有明确认识则不能以票据诈骗罪论处。     

票据抗辩权

票据抗辩是票据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连接票据权利和票据义务的纽带，起着平衡票据权利人与票据债务人两方利益，保护票据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作用。票据抗辩权涉及包括票据行为的性质、票据伪造、票据变造、票据更改等知识点，是全面理解票据法的突破口。本文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票据抗辩的各方面内容，也详细地介绍了国际公约及其他国家关于票据抗辩的制度，进而分析我国《票据法》及相关法律文件对票据抗辩的规定，指出我国法律规定的不足，并提出笔者个人的完善建议。     

论票据犯罪结果,数额及既未遂问题

票据犯罪结果 ,主要是指票据犯罪行为对票据法律关系的破坏所造成的社会财产损失。票据犯罪数额的认定 ,应以票据兑现数额为依据。虚假票据所记载的数额与真实有效票据所记载的数额具有本质上的不同。票据诈骗犯罪既遂未遂的界限 ,以行为人是否非法获得数额较大的票据经济利益。伪造变造票据犯罪的既遂未遂界限 ,主要把握是否完成了票据必须记载事项的填写行为。     

刑法中伪造、变造含义辨析

国外刑法理论认为伪造包含最广义、狭义和最狭义三种含义,综观我国刑法规定,可将伪造、变造的含义分为四种情况：一是＂伪造＂属于广义的伪造,包括变造,具体包含了有形伪造、无形伪造、有形变造、无形变造;二是＂伪造＂属于狭义的伪造,不包括变造,＂伪造＂仅指有形伪造与无形伪造,＂变造＂指有形变造与无形变造;三是＂伪造＂属于最狭义的伪造,仅指有形伪造;四是＂伪造＂仅指无形伪造与无形变造。     

论票据背书伪造的风险负担

票据是流通证券,票据众多经济职能的实现都依赖于票据的流通。票据背书是实现其流通的基本方式。票据流通中背书的伪造,在损害各票据当事人的利益的同时,也成为实践中引发票据纠纷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背书伪造人逃匿或无力清偿相关当事人的财产损失时,由此引起的风险负担问题就变得较为复杂。对此,国际上现有的两大票据法系规定不一。本文在对二者的相关规则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票据立法中现有制度的不足,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出入境禁区"的立法问题--北京市出入境边防检查法治建设调研报告论要

便捷宽松的出入境政策是加强国际交流、推动本国经济的必由之路。开放与确保国门安全互为前提、缺一不可。依法治国要求不断完善出入境管理的法律法规,使之成为预防、控制出入境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利器和保障人权的屏障。本文着重讨论了出入境行政立法和刑事立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我国这一领域立法的建设性意见。     

用人单位以“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关系的适用问题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原因，往往是“严重违纪”。因此，正确适用“严重违纪”，对用人单位、劳动者与执法者都具有其重意义。     

论刑法紧急避险中的法益权衡

世界各国有关紧急避险中法益权衡的刑事立法有不同规定,刑法理论上对紧急避险的本质也有不同认识。在紧急避险侵害相等法益时,只有承认其合法性才有利于刑法保护法益目的的实现。     

"一事不再罚"原则在税务行政处罚中的运用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处罚的一项重要原则。在我国《行政处罚法》中,"一事不再罚"原则有其特殊的内涵;借鉴 刑法罪数形态理论,可将"同一个税务违法行为"(即"一事")分为五类;不同种类的税务违法行为应适用不同的税务行政处罚;"一 事不再罚"原则适用也有例外。     

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

对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的立法和理论分析有着不同的规定和认识。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存在不足。应当借鉴《德国民法典》第134条中的但书规定,将调和的重任交给法官,由法官就个案进行判断。     

骗用贷款罪的解构性思考

《刑法修正案(六)》生效后,我国在贷款类犯罪中增设了骗用贷款罪。该罪弥补了贷款类犯罪的漏洞,也显现出高利转贷罪的多余。骗用贷款罪和贷款诈骗罪可以很好地规范贷款行为。高利转贷罪、骗用贷款罪、贷款诈骗罪在获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时都是使用的非法手段,那么合法取得贷款后,非法使用的,也应该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进行定罪。     

论对法律行为中不法动机的规制

不法动机往往使法律行为具有某种社会不妥当性,对不法动机规制的德国模式更适合我国立法现状.对不法动机的判断,可以从不法动机的不同表现形式来进行分析.最后提出我国对不法动机规制的立法设想.     

论诉的利益理论在公益诉讼制度中的运用——兼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21、24条

在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已经获得全部实现的情形下,人民法院没有必要对公益诉讼案件（继续）进行实体审理。但是,在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情形下,检察机关丧失请求被告纠正违法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的利益,并不当然意味着其同时丧失请求法院对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进行确认的利益。为了及时救济遭受损害或威胁的社会公共利益,引导被告尽早纠正违法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应当根据被告纠正违法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的时间,设计不完全相同的规则。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风险治理的私法向度简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设立是政府的一种行政私法行为，即行政主体为了达到公法上的目的而从事的私法活动。投融资平台公司功能的充分发挥吁求政府进行弱行政化治理，赋予平台公司更多的市场自主性，促使投融资平台公司在参与市场竞争以及承担政府职责之间寻得平衡。国发[2010]19号文件创设了清理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的有益机制。借由公司法以及担保法等民事立法向度，我们可以寻觅到治理地方政府违规担保、债务主体不明、滥发企业债券、混淆企业债务与政府债务等问题的路径，进而构建防治债务风险之体系。     

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新论

基于占有学说的不同选择,占有的民刑涵义有所不同。刑法上占有概念以萨维尼学说为理论基础,认为占有心素是据为己有的意图。与民法上占有心素的要求,即仅支配、控制意图相比,刑法之所以强调据为己有的意图,目的在于增加行为对占有法益的侵害以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由此,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不同刑法学说中,排除权利者意思说无疑具有合理性。目前,司法推定作为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方法,建立在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超过要素基础上,显现出一定的不合理性。强化被告人针对司法推定的证伪是消解司法推定存疑的完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