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视角下的治理理论与中国乡村治理

我国乡村治理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立足于农村社会实际,寻求以历史和现实资源解决问题.乡村治理主要是以农村、农业、农民为中心,但又涉及到现实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社会产业结构、利益实现、社会结构、区域协调等问题.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问题应包括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乡村治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推进乡村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等方面.     

治理现代化:治理价值、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三维构建

治理现代化追求善治秩序。达到善治秩序需要治理价值、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三维构建,这样,才能在治理价值应然发展逻辑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实然演进逻辑耦合中推动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完善法人的治理结构

法人治理结构是指法人内部治理层的划分及其相互配合并制约的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仅对法人的生存和效益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也是我国公司治理和股权分置改革的重要内容。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应当对各个组成部分加以分析并研究相应的对策。     

中国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及前景展望

在引领中国改革方向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赫然在列,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及经济腾飞意义非凡.本文从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入手,分析政府、市场、社会的盘根错节的关系,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对宗教的治理与利用宗教进行社会治理 ——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对宗教的治理认知

我国社会对宗教的认知经历了从政治认知到文化认知的转变，还将转变到融合上述两种认知的治理认知。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双层公共事务观，涉及宗教的治理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国家对宗教的直接治理，即把宗教作为治理对象的治理；第二层面是国家利用宗教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也就是把宗教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即把宗教组织作为治理主体）而对社会事务的治理。其中，前一治理层面强调国家在治理方面的主体性，强调国家以公共利益原则为依归，依法管理宗教组织及其信众，以防范或抑制宗教的消极面；后一治理层面强调宗教（包括宗教组织及信教人员）在治理方面的主体性，强调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权保障下充分利用宗教在心灵治理方面的比较优势，以发挥宗教的积极面。同时，以公共利益原则协调双层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     

社会治理效能的内涵解析、制约要素与提升方略

社会治理效能是衡量和评价当代社会治理活动的核心指标,关乎社会治理活动的功效作用、效率能力与效果效益。因而,要从学理上科学解析社会治理效能的内涵,厘清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制约要素。同时,要从实践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探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方法策略。为此,要着重加强党的建设,优化党建引领;坚持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重视以文化人,培育公共精神;注重放权赋能,完善治理制度;加强能力建设,创新治理机制。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进程中,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展现出一系列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明确"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最核心目标设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中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夯实以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为主线的社会建设制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涵养社会治理核心价值,坚持"四维治理"等。这些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彰显出中国之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呈现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壮丽前景。     

论银行公司治理制度的构建

在银行中,利益冲突的范围不同于实体经济中一般的工商企业,但是,一直以来银行的公司治理制度并没有给予银行中特别的利益冲突以特别关注。美国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表明,有必要调整和改革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银行功能的社会公益性以及银行中特殊的利益冲突和其它的特点使得在构建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时,不能够简单地适用普通公司的治理模式,而要在股权治理、债权治理和监管治理之中寻求平衡。     

论环境污染的刑法治理:理念更新与立法完善

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犯罪态势要求我们必须更新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理念,尽快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换,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体例改革、罪名分解、危险行为入罪、刑罚体系完善和法定刑提高来重构环境污染犯罪治理机制,保障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效果。     

基层公安机关公共安全治理创新的困境与突破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面对当前复杂的公共安全形势,亟需基层公安机关通过创新公共安全治理,提升公共安全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这不仅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尝试,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警力配置、绩效考核、福利待遇等限制性因素,以及警民信任关系、部门协调联动等制约性难题,使基层公安机关陷入公共安全治理的困境。因此,通过不断推进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创新、理念创新、技术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可有效破解治理困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对我国合作网络预警系统的思考

合作治理作为治理理论的一种研究途径,强调公共管理的多主体参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风险因素使突发公共事件预警工作有必要引入合作治理理念,构建全新的“合作网络预警”系统。     

和谐社会视阈下的治理理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我国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愿望。和谐社会不仅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方法论诉求。治理是超越传统意义上的"统治"和"管理"理念的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加强社会和谐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必须进行社会和谐治理。     

驯服算法:算法治理的历史展开与当代体系

算法治理是算法时代的核心议题。然而,当下算法治理的实效不彰,算法治理的理论亦分歧重重。鉴古而知今,20世纪60年代以降的算法治理史不但展现了丰富的制度实践,也为我国算法治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深邃洞见。聚焦于关键场景算法透明公平的“法律”、趋于共识的算法伦理“规范”和迈向算法可解释的“代码”,贯穿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算法治理进程。政府(法律)、社会(规范)、市场(代码)的耦合,以及工具性/自主性算法和高/低风险算法的类型化,共同塑造了理一分殊的“模块化”算法治理体系,为分类分级的算法治理奠定了稳固的理论之基。     

“纠纷治理”与“纠纷解决”：差异、共生与照应

“纠纷治理”与“纠纷解决”是两种不同的纠纷应对体系和方法。两者各有其不同的理念、运作机制、行动基础和运作逻辑。“纠纷解决”在理念上将纠纷视为社会矛盾的反映,倾向于更多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组织开展纠纷治理。在认识上,“纠纷治理”看重纠纷之间的关联性,讲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不限于法律方式,不拘泥于法律对纠纷性质、处置程序和制度规定的约束;与此不同,“纠纷解决”则是由专职机构开展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处置纠纷的一种体系。这种体系在理念上,将具体的法律纠纷视为相对独立的纠纷事件,通过对纠纷性质的识别,将其纳入相应的程序,按照既定的方式予以解决。“纠纷解决”的过程和方式受制于法律的严格规定和约束。与现实法律关系不断演进以及对法律纠纷解决公正性要求相适应,“纠纷解决”逐渐演进为一套高度自洽,专业化、技术化、体系化,有理论予以支撑的系统。在我国,这两种体系都有自己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对于我国法治的推进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基于自身体系的结构性特点,两种体系各有所长。因此,我国应当坚持两种体系的共生并存,避免一种体系同另一种体系的关系失调,并在运作中彼此相互照应、相得益彰,在社会实践中追求...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治理领域的体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已经形成以“体系-能力-效能”为核心内容的理论框架，其中，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础、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乡村治理效能现代化为导向。中国式乡村治理体系由高效的基层自治体系、完备的利益整合体系和科学的制度规范体系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能力由政党主导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共治能力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效能由民本中心效能、远期振兴效能、系统发展效能构成。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效能现代化三个维度为重点内容，促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城市基层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善治的路径选择

城市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是城市基层治理,其治理逻辑体现为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国家的逻辑有助于将国家的政策意志贯彻执行,但却阻碍了基层社会自主治理与提供服务的活力与创造性;市场的逻辑发挥了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但是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最小化。以N市"仙林模式"为例,本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基层治理必须要跳出国家—市场非此即彼的"一元治理"逻辑,转向国家、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边界清晰且合理互动的"复合治理"逻辑。在这种尊重自发的制度设计中,基层社会场域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权威中心,而是通过民主的协商与沟通机制,保障各自的权益,实现治理绩效的优化与社会和谐。     

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

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是马克思、列宁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基本要求,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大创新发展,此举对于应对大数据时代国际竞争与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意义重大。加快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树立科学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念,明晰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与要求,加快政社分开的法制建设,加快培育社会组织,营造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人文环境。     

治理理论与中国行政改革

二十世纪末逐渐出现的治理理论,被认为是代替传统的政府统治理论和市场模式理论的新理念,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目前,治理理论已成为政府改革的一个全球性话题。在治理理论精神指导下进行中国行政改革,必将使中国的行政改革焕然一新,并成为对世界范围内治道变革的有力呼应。     

法律视角下我国水污染防治模式转变机制研究

面对我国水资源日渐突出的供需矛盾,2009年国家水利部提出了建设"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理念,并于2011年上升到国家管理层面,形成了我国现行的以政府权威管制为主要内容的水污染防治模式。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以来,我国重新调整了对水资源的监管方式,防治水污染的监管模式逐步向流域水环境统一管理、多元合作治理的模式转变。然而由于法律制度不够细化、缺乏相关配套措施等原因,合作治理模式仍有许多缺憾,需要进一步从法律层面进行规制。     

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农村治理之路探讨

随着我国城市化大规模推进,广大农村不同程度卷入城市化运动中.然而,我国农村管理制度差不多仍旧停留在八十年代初,主要制度建设仍旧是农村自治法.农村经济基础的变化、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都不同程度冲击着旧有的农村管理.在现实中,现代都市农村治理到底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本文主要以一种描述性语言勾画广州A村治理的实际形态,深入洞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管理的内在治理结构和运作逻辑,最后为建构合理的乡村治理关系提出若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