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发展中的本土资源与外来资源

"法律移植论"强调外来资源,而"本土资源论"认为我国的法律发展更应该注重本土资源。本文通过分析指出,中国的法律发展,究竟是注重外来资源,还是本土资源,应视具体情况而定。那些传统法律文化能够为当代法律发展提供充分制度资源的领域,我们就应注重本土资源,反之,则应注重外来资源。     

除魅与重构:刑事诉讼法律移植与本土化

法律移植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在诉讼制度移植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摒弃主客两分的心理情结,同时还要认识到“普适性”作为法律移植的逻辑前提难以成立。在理性有限的前提下,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不能完全以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为摹本,而应适当考虑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协调。     

韩国传贳权立法对中国民法典的启示——兼谈法律移植过程中如何对待本土资源

我国民法界对典权的存废之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移植过程中一个常见问题,即如何对待西方私法制度与本国传统法律制度、传统法律资源的冲突问题。韩国传贳权的沿革、立法过程及现行法规定对中国民法在法典化的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移植国外法律制度时,应尊重典权制度这一本土资源;不应单纯以体系上与形式上的原因否定本土资源,更不应盲目崇拜外来法律的逻辑、概念或体系;利用比较法的方法进行立法与研究时,应注意避免概念主义式的生搬硬套。     

也谈法治

实现法治现代化,是从西方移植法律制度,还是利用本土资源的问题在我国目前争论不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朱苏力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法律本土化,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有传统的法律秩序,中国有自己的非正式的法律制度,应从中国本土出发,挖掘潜在的法律资源,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但是,大多数法学家主张要实现法治现代化,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已经是法治国家,     

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从预期违约制度的移植谈起

法律移植是人类法律进步,法律文化互动与交融的一种主要形式,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过程中也具有重要意义。法律移植在促进移植国法律完善与进步的同时也会与本土法律文化产生冲突,本文以预期违约制度为例探讨法律移植以及如何避免和减少法律冲突问题。     

论法律移植的可行性及其人性基础:专利制度的视角

法律移植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但实证研究较少。由国外移植而来的中国专利制度在历经百年曲折后终于在世纪之交走上正途,成为有益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无形财产权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起源于英国的专利制度先后被成功移植到很多国家,构成一种近乎通用的知识产权制度。专利制度的宇内延伸或可证明法律移植具有可行性,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文化不同、环境各异或民族精神并不当然成为法律移植的障碍。人性中的财产本能或可构成专利等财产权制度能够广泛移植的基础,保证相关法律制度被接受,在本土生根、发芽并成为适应良好的制度。     

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

文章从分析法律移植与中国法的国际化进程 ,法律移植与国家主权、国家意识形态、中国法的本土资源以及立法成本等关系入手 ,指出法律移植是世界法律发展的一个基本历史过程 ,是法律发展的规律之一。文章最后对法律移植与 2 1世纪中国法的发展作了展望。     

司法改革开局之年对“本土资源论”的几点思考

"本土资源论"这一法学理论模式由苏力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在当时法学界引起一次"本土轰动",当然也不免引起一片商榷之声,但这都无法抹杀这一理论的"范式价值",甚至时至今日都具有一种前瞻性意义。值此司法改革开局之年,笔者试图重新解构"本土资源论",对"本土资源论"展开评议及论述,并试从本土资源与西方资源、法律多元与法律一元、法律生成与法律移植几个向度探究中国司法改革应有之义。     

论法的本土性

法的本土性问题是讨论法传统现代化问题和法律移植问题的核心。本文在论述法具有本土属性的基础上 ,指出 :(1)法的本土性是法的内向性发展规律 ,对法的本土性的坚持就是坚持法制建设上的“中国特色” ;(2)法的本土性因素是一国法的个性的决定因素 ,对法的本土性因素的寻找和利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 ;(3)法的本土性命题并不否定我们借鉴、吸收域外法律制度的法制实践 ,相反 ,它对于我们所从事的法律移植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移植西方民法的历史及未来

法律移植是指不同文化背景下各国法律间横向的相互借鉴、吸收、利用。它的结果是填补规范、原则或具体法律制度方面的空白,以推动本国的法律改革和法制建设,使接受移植的国家能尽快完善或替代本国有缺陷的法律,提高自己的法律文化品位。从近代中国就开始移植西方民法,清末的修律运动标志着中国本土的法律制度作为一个自足的法律体系已告终结,从此中国开始大规模地、整体性地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教育,这一法律移植运动一直延续到今天。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多元与法律趋同化并存的时代,法律移植不可避免。     

中华法系中“礼”“律”关系之辨正——质疑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某些“定论”

"中华法系"是在近代比较法研究中出现的概念,这个法系的核心价值观与根本制度是礼。但长期以来,学界在研究中将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主干,而将礼束之高阁。有关礼的论述笼统而缺乏细致与具体,对礼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严重不足。正是这种几乎将礼摒弃在法研究领域之外的做法,使我们对中华法系产生了一系列误解。比如将"重刑轻民"、"以刑为主"归纳为中华法系的特点等等。在中华法系的制度构成中,律只是各种法律中的"一端",其地位与作用都远远不能与礼相提并论。但律在中华法系中确实又有其特殊性,这就是在礼的指导下,"律义"经历了一个由法而儒的演变过程。但这个过程恰恰证明了,在中华法系中占据主导与主流地位的是礼,而不是律。     

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我国法人制度

私法自治是民法的理念,决定了民法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制度生成。民法的理念决定了民法理论体系的立场是个人主义。私法中所坚持的是个人主义立场,因此决定了个体主义方法论是民法的基本研究方法。自然人与法人是最重要的民事主体类型,是民事主体制度的重要内容。法人是一个组织,但其行为需要由法人机关实施,因此如何合理设计法人法律制度,促使法人内部团体意志有效形成并通过法人机关实现,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参与法律交往,实现法人的利益,同时能够有效约束法人机关,防止其利用代表权谋取私利损害法人的利益,对促进民法体系的完善与成熟,意义重大。本文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视角对我国《民法通则》中有关法人人格、法人分类、法人机关等法律制度进行评析并提出完善建议。     

法律方法论体系的“逻辑”问题

法律方法论体系属于实用法学中的基础理论问题。对其进行研究是建构法律方法论学科的逻辑基础。从司法的视角看，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论证、价值衡量、法律推理以及支持这些方法的诸多法学原理构成了法律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与过去建构在法律原理分析基础的法律运用有很多的区别，是一种开放性的法律方法体系，更能体现法律方法的艺术性。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鉴于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理论和内容存在着众多的不足和缺陷,联系市场经济和法律全球化的现实需要,有必要重新构建一种具有现实解释力和时代活力的新的法律体系理论。并以此为基础,以法域为标准,以私法、公法、社会法、国际法为基本元素重塑我国当代的部门法体系。     

从民族性格看日本的法制变革

在世界法制史苑里,日本的法制变革是非常显著的：古代法制隶属中华法系,近代法制则属大陆法系,而现代法制吸收英美法成分,兼属两大法系。这种法制变革与日本的民族性格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岛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汇聚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善于学习国外的优秀文化,富于模仿先进的社会制度,易于顺应最新的时代潮流。这些性格特征决定了日本法制变革的路径和模式,使日本法在当代世界的法律体系当中别具一格。     

法治文化的几个理论问题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文化建设,将推进法律文化、法治文化的研究。法治文化是指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法治文化由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组成,前者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法律设施等,后者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体系。法治文化就是法律的意识形态和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组织机构。一般来说,观念支配行为,思想决定行动,而良好的制度和规范又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体系。法治文化建设就是制度性文化建设与观念性文化建设的结合和互动。法治文化建设既应该高度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也要高度重视对公民观念的塑造和提高。     

经济法律责任独立性探讨

对法律责任划分标准的正确理解,是认识经济法律责任独立存在的前提条件。经济法律责任是以法律责任的部 门法性质为标准对法律责任进行分类的结果,且经济法律责任具有其独特性。独立的经济法律责任体制有利于 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的实现;更能体现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充分发挥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作用;促进经 济法主体守法和执法。构建时,必须遵循经济法自身体系要求,体现经济法律责任自身特色,形式上可以与其他 部门法形式相交叉,可通过经济法中的民事责任、经济法中的行政责任、经济法中的刑事责任、经济法中的经济责 任的方式来实现。     

习惯,还是习惯法：习惯在法律体系中形态研究

习惯、习惯法与民间法是当今法学界常用的三个不同概念,用来分别指称不同的规范范畴。习惯是法律的重要渊源,不管在来源与形式上,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习惯法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概念,在人类法律史上的存在却具有特殊的时代性与价值意义。中国古代对少数民族固有法与习惯,中原汉人民间各类具有规范性作用的＂俗＂并不用习惯法来指称,而是用＂刑＂、＂法＂、＂例＂和＂俗＂等。习惯在法律体系中成为法律的路径有二种：概括性承认习惯在特定条件下成为法律适用时的依据和把习惯作为立法来源,写入正式的法律,上升为成文法。习惯法在法律体系结构中有两种模式：法律与习惯法并存和特定法律适用中习惯成为特定案件与事件的依据而成为习惯法。     

欲拒还迎：政治与法律关系的社会系统论分析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干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性,政治在要求法律对私法关系进行整合的同时,却面临法律对具有政治意义的公法关系普遍化实施的合法性要求。政治系统一方面想利用法律来为自身赋予合法性以及对政治自身解决不了的社会冲突进行整合,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让法律独立运作以正常发挥功能。政治之所以对于法律有这种欲拒还迎的分裂与两难态度,原因在于法律系统的结构二重性：使动性与制约性。对于政治系统来说,法律结构扩展了权力的普遍有效性,而权力如要实现这一点又必须受法律结构的制约。为避免法律对政治权力的“合法／非法”二元规则化,政治系统设定政治禁忌,要求法律不得违反,但法律系统的二元规则化对于政治系统来说是难以任意伸缩的。     

历史性、阶段性、静态性、动态性和系统性原则——关于给法制下定义应遵循原则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法制概念的诠释,提出了给法制下定义应遵循的五个原则:即历史性原则、阶级性原则、静态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通过对法制和法治两个基本法律概念的剖析,比较了二者的异同,以期为法律教学和普法教育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