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与实践——《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评介

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在他2002年主编的一本书中写道:“今天美国的显赫实力在近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没有任何大国在军事、经济、技术、文化及政治方面曾经有过如此绝对的优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现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而且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它有任何真正的竞争者。……美国(在     

韩国政治发展中的美国因素

二战后,在美国的扶植下,民主制度在韩国以宪法形式正式确立下来,此后,在制度层面和法律条文上,民主制成为唯一合理的政治体制。但是,由于国际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介入,韩国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经历了颇为艰难的过程。韩国政治变迁是国际政治国内化的一种反映。由于朝鲜半岛南北分裂,韩国必须长期仰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这种战略需求,使美国成为影响韩国政治走向的关键因素。美国对韩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以美韩政治关系为基础,美韩关系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决定了美国对韩国政治发展影响的内容、方式和限度。     

20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

本文从美国文官制度管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美国政治结构的倾斜与文官政治角色的变换、美国文官政治势力的膨胀与官僚主义的泛滥等三个方面对20世纪的美国文官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文官势力的崛起,使20世纪的美国社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文官既是政治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现行的政治体制.因此,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在保留优点、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建立健全的控制机制.     

美国市民社会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初探

本文首先介绍了有关市民社会与政治民主关系的一般理论,特别是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型态的关系的理论.接着,集中分析了美国市民社会与其政治民主的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市民社会与美国政治文化的关系,主要揭示了美国市民社会的道德体系对其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所起的支撑作用;二是市民社会与美国政治参与的关系,尤其是社区层面的参与.最后,探讨了美国市民社会的变化及其政治影响.     

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

冷战结束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美国经历了从"历史的终结"到"恐惧合众国"的大起大落。这对美国政治文化造成了重大冲击,推动美国政治逐渐从传统的共识建构型向极端对抗型转变,并明显体现在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等三个方面。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使美国政治制度僵化、社会形态碎片化等对政治文化的影响被进一步放大。美国面临着发展轨迹的逆转,导致其政治文化转型以及内政外交充满不确定性。     

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的非经济功用

本文考察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及其利益基础的历史变动,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国内政治因素和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三个方面剖析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的非经济功用,探讨了这一政策与中美政治关系的互动关系.     

试论美国最高法院与司法审查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法院之一,这一权威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对美国宪法的最终解释权。以司法审查这一制度形式体现出来的宪法解释,一方面使得美国古老的宪法得以与时俱进,适应美国不断变化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最高法院是否越权的永无休止的争议。最高法院的历史表明,貌似中立的法院及其大法官依然无法完全摆脱时代潮流的影响和政治势力的干预。无论是对司法自由主义还是司法保守主义,司法能动还是司法克制,人们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理解。同样,司法审查所具有的反民主、反多数的难题,也只有在美国独特的联邦制和选举政治的制度框架内才能得以解释。     

对奥巴马现象的政治文化思考

本文从"历史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在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竞选人贝拉克·奥巴马赢得总统大选,对于美国政治与社会文化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奥巴马胜选既是共和党执政8年导致的政治与经济困境所致,也得益于他的多民族多文化出身背景.奥巴马的成功,加快了美国老一代黑人领袖向新一代黑人领袖的代际过渡,还表明在美国社会的种族关系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以黑自种族划分的美国政治格局并未彻底改变,这预示着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将不得不致力于一种种族和阶级平衡的社会政策.     

美国对塞拉利昂的公共外交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将应对所谓"失败国家"的战略重点放在了稳定和重建上,同时重启公共外交这一思想武器,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对外战略。塞拉利昂是典型的"失败国家",美国在该国综合运用单向输出、双向交流和双边合作三种公共外交模式,以加强对多党民主制、选举制的宣传,影响其政治重建进程;加大在社会服务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援助,帮助其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重点投资女性和年轻人,以对抗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他们的吸引。美国对塞拉利昂的公共外交既对其稳定和政治重建过程施加了影响,又服务于美国应对所谓"失败国家"的总体战略。     

越裔美国人在美组织及其政治参与研究

越裔美国人积极参与美国政治,并创办了一批重要的政治参与组织,在美国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力。越裔美国人组织的形成,基于越南族裔移民美国和在美生活及政治参与的需要。这些组织涵盖越裔美国人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规模差异较大,具有明显的反对越南政府的特征。它们通过参与竞选、组织游说等方式积极参与美国政治,对越裔美国人自身的政治地位、组织本身的发展以及母国越南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由于越裔美国人人数、在美地理分布不均衡及内部观点存在分歧等原因,越裔美国人组织政治参与的前途充满了挑战。在当前南海局势较为复杂的情况下,越裔美国人组织对南海的关注也将为南海争端增加不确定性。     

东亚—美国利益成功的例证

无论怎样评价,亚太地区出现的局面是美国过去十年中,在地区安全利益方面所取得的最卓著的成就。尽管美国在印度支那长期卷入的战争中最终没有取得胜利,而该地区国家对美国军事力量的可靠程度又不时产生质疑,但美国目前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处于一种十分有利的地位,尤其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太平洋沿岸的经济繁荣使美国与该地区的商     

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问题研究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在贸易平衡、汇率、投资等方面的表现,以及背后深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原因.文章认为,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的上升,是美国两党在贸易政策问题上"政治化"的结果,并非由两国国家战略的冲突引起.中美国内政治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正成为巩固双边关系的深层基础.从国内政治经济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更有说服力.文章建议,在关键利益问题上与美国"硬碰硬",将有助于调动美国国内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平衡、抵消保护主义势力在对华政策上的消极影响.中美经贸争端解决的"机制化"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美国对缅甸的政策

美国巩固在缅甸的政治地位的企图 由于缅甸处于有利的地理位置、它在东南亚国家中所起的政治影响以及蕴藏有富饶的自然资源(主要是战略资源),因此,它在美帝国主义的蓄谋侵略的计划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美国对缅甸感兴趣的首先在于军事战略和政治方面。关于这点,美国统治集团代表人物的演说以及美国的报刊屡屡谈及。美国国家计划协会委员哈     

源于地缘政治超越地缘政治--"9·11"以后欧亚大陆中部的战略态势

欧亚大陆一直被地缘政治学家认为是世界的中心,也是霸权国家和谋取霸权的国家试图施展自身控制力的地区,而欧亚大陆中路地区更是在地理上和战略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寻找机会在该地区扩大影响,而"9·11"事件的发生和随后进行的反恐战争,使美国十分顺利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可以说这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巨大收获,但事实上,美国之所得又远远超越了地缘政治.     

美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及其影响

自立国以来,美国政治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普遍平等的、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原则与白人新教精英主义的实践政治原则,这是美国政治二元结构的具体体现.两者的并存与相互矛盾是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同时也是美国体制在过去两百多年间保持基本稳定的重要因素.民权运动与多文化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原则渐居上风,白人新教精英主义有所式微.这一变化有可能导致美国政治的失衡.在未来二三十年间,美国政治的走向取决于能否在新的基础上在普遍主义与精英主义两者之间重建某种形式的平衡,而这一过程中,不排除围绕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产生激烈政治冲突的可能性.     

欧盟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动因、角色与困境

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安全、移民、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同时受欧盟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的动机驱使,欧盟谋求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有意同美国的中东政策拉开距离。虽然中东和平进程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取得成效最多的领域之一,但由于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一直面临期望-能力差距的困境,欧盟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更多的是在经济援助上发挥主导作用,政治进程仍被美国主导。欧盟想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强有力的国际行为体角色,需要突破自身在外交与安全领域所面临的期望-能力差距的困境。本文从地缘政治理论出发,基于国际行为体属性和期望-能力差距两个分析概念,对欧盟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动因、角色与困境作一分析。     

美国与联合国初期的人权政治

1945年《联合国宪章》将人权议题纳入联合国议程后,它很快成为各国共同参与的问题,这在联合国成立初期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二是拟定国际人权文件,三是实施联大人权外交。基于实质性的政治利益,美国在这些问题上与联合国各国代表之间出现了决策上的斗争与妥协。一方面,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美苏两国在人权标准、联大人权外交等问题上出现激烈冲突;另一方面,美苏两国都支持限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职能,都反对拟定有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文件,不少对人权议题的态度更为积极的国家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构想则受到了压制。美国政策的核心在于通过人权政治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同时避免联合国对其国内管辖权的干涉。这对美国后来的联合国人权政策及联合国人权议题本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墙还是梯子?——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冲突与特朗普政府的选择

2018年底到2019年初美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政府停摆不仅反映出民主共和两党在政治上的博弈,而且也折射出美国普通民众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价值观冲突。美国是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受益者,其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价值观强调自由化与市场化,美国在此基础上推行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然而,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外部环境及收入分配恶化的内部情形下,逆全球化思潮在美国逐渐兴起。逆全球化思潮是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价值冲突的主要原因,全球化的受损者和受益者在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政策,包括移民政策、贸易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展开了争论和博弈。与此同时,面对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冲突,特朗普政府做出了"美国优先"的政策选择,这一政策选择体现出政治上的民粹主义、经济上的本土主义、贸易上的保护主义和国际关系中的新孤立主义的特征。这是特朗普政府在"全球化不可能三角"中选择付出较小代价的政策的结果。     

试论美国的中亚政策

苏联解体前,对美国来说,中亚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苏联解体后,中亚因其特殊的地位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尽管俄罗斯仍然视该地区为战略“后院”,但由于俄已不能在这里施加应有的传统影响,这一地区暂时出现了“政治真空”。为了填补这一“政治真空”美国在对外战略上确立一个新的中亚政策。虽然美国的影响在该地区还十分有限,但在对中亚的角逐中,美国已逐渐成为角逐的主角。     

当代美国政治的“种族化”现象探析

伴随政治极化一同出现的美国政治"种族化"现象在特朗普时代越来越严重。政治精英和选民根据种族议题划线,选择政党联盟,致使两党在种族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增大,中间派消失。种族保守派与蓝领白人大量涌入共和党,构成共和党胜选联盟的关键选民。民权运动后,经济问题的种族化同白人身份政治相结合,加上两党"狗哨"政治的推动,使种族主义成为现代选举政治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奥巴马时代"种族化"的溢出效应延续至今,是政治种族化加剧的重要现实原因。2020年大选临近,两党和民众在种族问题上预计将进一步两极化,这一趋势很难逆转,并将深刻影响美国政治的运作与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