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曝光的伦理学多维分析

网络曝光揭露腐败是网络时代网民行使监督权力的有效方式。从后果论、义务论、契约论、责任论和美德论等伦理学理论视角来分析网络曝光,发现网络曝光一方面表现出积极的伦理价值,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伦理困境与问题。对网络曝光行为进行伦理"协商",达成网络反腐伦理"共识",有利于我们理性对待网络反腐,促进网络反腐的制度完善和实践拓展,切实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秩序。     

网络反腐法制化与监督大众化紧密结合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越来越在党风党政,反腐方面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它也日渐成为公众行驶监督权利的重要平台,但是目前制约网络反腐功能发挥的因素主要有网络、广大网民、治理腐败的相关部门等多方面。所以必须积极肯定和引导加强网络反腐,完善网络舆论监控系统,加强网络反腐立法和网民的责任意识、自律意识,使广大网民积极地参与到反腐建设上来。     

浅析我国当前网络舆论监督——以反腐败为例

21世纪人们完全进入了信息社会,大量网民开始关注我国政治发展,影响力大的反映在反腐问题上。但是,看到网络反腐取得的成绩时,也应该看到不足之处。为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反腐的健康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如下: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保障公民的监督权利;加强传统反腐形式与新型反腐形式的融合;加强政府政务和官员财产信息的公开;加强传统媒体和网络监督反腐舆论的融合,发挥传统媒体的主流和引导作用;加强网民的责任意识,培育健康的网络文化。     

网络反腐：缘起、困境及对策

网络以其低成本、及时、透明、隐蔽、生动直观等特点,在反腐倡廉上具有优越性和独特功能。但目前制约网络反腐功能发挥的因素涉及网络、网民、治理腐败部门、党政部门、立法等多方面。必须积极肯定和引导加强网络反腐,完善网络舆论监控系统,加大政府网站的透明度,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加强网络反腐立法,加强对网络从业人员和网民的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和道德观教育。     

浅谈我国网络反腐的现状及完善对策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治理腐败的新路径——网络反腐。网络反腐以其便捷高效、公开透明等优势,在反腐倡廉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兴的反腐手段,其运行体制还不够完善、运行效果还不够理想。党的十八大之后,党和国家对反腐工作的高度重视,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新形势下如何充分利用好网络反腐这把"利剑"来推动反腐进程。为此,应重视网络反腐建设;强化信息技术,重视"硬件安全";提高网民素质;推动法制化建设。     

关于社会保障制度中权利义务关系的思考

社会保障是社会成员依法享有的社会权利,它实质上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与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史看,对社会保障权利义务关系的认识不同,影响着社会保障责任的承担;在我国现阶段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国家的主导义务依然重要,个人的自我保障责任和意识要强化,同时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上,切实实现一切社会成员在社会保障权利上的平等。     

制约我国网络反腐的瓶颈与对策

网络反腐是整个社会以互联网为载体，以电子政务和网络投诉监督为平台，并且与制度反腐相结合共同促使执政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遵循廉政法律规范，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当前制约网络反腐发展的因素还很多：从反腐主体角度思考，网民自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网络反腐及其对权力运行的监督

网络反腐包括民间网络反腐和官方网络反腐两种类型。民间网络反腐是广大网民借助于互联网,利用博客、微博、网络论坛、QQ群、网站新闻的跟帖、手机微信等形式揭露、举报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和政府部门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的活动。官方网络反腐担负着监督执政党组织、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运作公共权力,进行公共管理的各项活动的责任。政务公开则是各级政府开展网络反腐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要实现官方网络反腐和民间网络反腐的有效衔接,使之真正成为政府纪检、监察等机构反腐败功能强有力的补充。网络反腐更重要的功能应体现在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上。     

我国反腐败模式的变迁及其折射的社会治理理念转向

建国以来我国反腐败运动经历了四种不同的模式:权力反腐模式、规制反腐模式、综合反腐模式、预防与惩治反腐模式,不同模式之间有交叉、重合,但主旨及重心大相迥异,不同模式之间的转换不仅是历史情境的需要,也折射出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向。权力反腐模式的核心是以权力压制权力,其反映的是浓郁的人治色彩。规制反腐模式是依赖法律法规和制度来反腐败,其反映的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综合反腐模式是针对权力寻租普遍、腐败逐渐隐蔽、巨大等特点而采取的一种国家、社会、个人相结合的反腐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广大民众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得到大幅提升。预防与惩治模式严格来说不是一种独立的模式,强调惩治的同时更注重预防,立足于反腐败的同时更强调廉政建设,这一模式要求对权力深度限制与监督。     

网络反腐的深层困境及其化解

"网络反腐"作为反腐的"神兵利器",成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股强大的"自下而上"的"倒逼"力量,为中国反腐倡廉带来正能量,有利于揭露不良风气和腐败现象,营造预防腐败和防止腐败扩散的氛围,加强官员和公民的廉洁自律。但是网络反腐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缺乏一定的理性、具有偶然性、缺乏代表性、缺乏隐秘性等困境,因此,必须加强网络反腐立法、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健全网络反腐机制、增强网民道德自律,这样才能把网络反腐打造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民心工程。     

国家标准与经营者责任

国家标准应具有规范经营者行为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功能和作用,然而实践中,存在经营者按照国家标准履行了其义务,消费者仍然主张权利受损的案件。根据法理分析,设立经营者的义务是为保障消费者权利的实现,经营者的义务不以国家标准为限,因此在符合国家标准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权利造成损害的经营者不能免责。然而,在当今风险社会中,所有社会成员都对风险的产生和加剧负有责任,仅仅追究经营者的责任是不公平和非理性的,对于消费者的损失,经营者应承担主要责任,而政府和消费者自身的责任也不能忽视。     

论私营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我国私营企业是在较少承担社会责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总体而言其社会责任感不强,当前有必要强化私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强化其社会责任必须明确社会责任的内容,根据我国私营企业发展水平在要求其承担社会责任时要科学地处理好相关问题,即承担社会责任面临的矛盾;私营企业负担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关于社会责任的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私营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其发展阶段、政府职能之间的关系等。     

“关系”与中国腐败行为——评魏德安《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腐败问题的特殊性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与腐败加剧同步的“悖论”,更表现为“关系”根植于腐败行为之中并使腐败行为深深嵌入于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尽管中国确立了以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思路,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出台和完善反腐制度,却不可避免陷入了制度陷阱的逻辑困境.当前中国的反腐尽管符合政治理性——“先治标、后治本”,但这种反腐策略逐渐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这就需要现实地理解反腐与制度、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企求以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走向公共治理:网络反腐的实践与启示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运动。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网络反腐起源于公众舆论活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网络反腐由公众单向表达逐渐转变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并逐渐朝着合作共治腐败的方向发展。作为公共治理的运动过程,网络反腐解决了中国公共治理的工具困境,在共同聚焦于腐败这一议题后,基于对善治目标的追求,各参与主体正在努力实现行为模式的转变,共同促进网络反腐的发展。网络反腐是中国公共治理的成功实践,实现社会的共治与善治,需要政府与社会公众正确分析所处的历史境遇,把握时代发展方向,不断深化对公共治理实践逻辑的认识与运用。     

行政公正的概念和实质

行政公正是指行政权力正当地分配权利(义务)的行为、观念和制度。行政公正要求行政权力的行使本身是公正的;要求行政权力对权利(义务)进行分配;同时要解决怎样分配的问题。社会公正的根本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分配公正”,行政公正亦即行政权力给每个个体分配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因此,行政公正的实质是控制权力,分配权利(义务)。     

网络反腐的现实困境与发展对策——基于2012～2015年10个典型网络反腐案件的分析

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是网络反腐的助推力,赋予其独特的优势,吸纳民意表达,达到监督和约束政府腐败行为的目标。以2012²015年较有影响的10个网络反腐案件为依托,从案件共性、多参与主体互动、"舆论诉诸"式过程三个维度分析网络反腐运行逻辑。相对于传统反腐模式,网络反腐存在着技术、道德、法律和制度上的困境,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社会工程,需要在公共权力运行的体制内部通过技术标准化、网民理性化、法律规范化、制度有序化等途径,不断提高网络反腐的科学化水平,促使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试论我国宪法框架下网络反腐的走向

网络反腐,是在制度反腐作用不显著的境况下应运而生的一种辅助的反腐方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网络反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过度强调网络反腐的作用,而试图让它承担起反腐的全部效能,是不可行的。在我国宪法框架下所进行的反腐,应该是制度反腐占主导,网络反腐协从这样一种体制,从而实现反腐斗争的全面推进。     

我国政府在实现社会公正方面的职能与责任

在“全面奔小康”时代 ,中国民众对社会公正有了更高的要求 ,主要体现在产生了更多的权利保障要求和对发展机会的平等要求。尽管我国处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 ,但政府在满足民众的公平要求 ,实现社会公正方面仍有重大的责任。因此 ,需要可在归纳民众新公平要求的基础上 ,对政府在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上的职责进行对策性探讨。     

习近平关于社会公正重要论述探析

社会公正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论述,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习近平关于社会公正重要论述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为社会公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习近平关于社会公正重要论述的实践路径通过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完善保障社会公正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以现实利益问题为导向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来实现。     

网络监督、预防腐败以及政府应对

互联网的普及,民众民主意识觉醒,腐败屡禁不止和反腐机制不健全以及民意表达渠道的不畅,极大促成了网络监督的勃兴。但是,可操纵性和欺骗性、非理性和情绪性、极端自由性,以及网络监督的民意背离性、新闻性和时效性都是值得警惕的问题。反腐机关应当依法规范网络监督;建立网络信息快速反应机制,抢占舆论主动权;主动求变,建立政府引导的网络监督模式,实现政府与网民的良性互动;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上占得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