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

"政治极化",特别是两党政治的极化,是近十多年来美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美国政治学界近年来普遍关注但又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本文在对美国"政治极化"作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探讨了"政治极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当今美国政治进程和公共政策制订的影响.文章认为,"持久的政党选民重组"(secular realignment)所导致的两党选民结构和选举基地的变化、两党内部意识形态同质化及其导致的选民"政党选择"(party sorting),文化、宗教和道德价值观冲突上升等,是政治极化形成的最主要原因.两党"政治极化"既是美国政党和选举政治变化的结果,反过来又对美政党和选举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极化"的政治环境下,两党在主要政策领域的分歧增大,总统和国会围绕立法控制权和司法任命的斗争愈演愈烈,从而导致更多的立法僵局."极化"现象对现有的关于美国政治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伊藤博文的政党政治观及其实践

"明治宪法之父"伊藤博文的政党政治观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即从最初的"政党邪恶观"到最终的"政党工具论"。这种转变是基于《明治宪法》颁布之后日本政党政治活动活跃这一前提。随着政党政治观的转变,伊藤在宪政实践上对政党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从宪法颁布之初特意在宪法文本中避谈政党和对政党政治进行压制,到之后因政治需要对各大政党妥协,再到最后创建"政友会"。他的政党政治观和实践的转变对于近代日本政党政治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应对"9·11"看美国两党的执政方式

美国政党的执政方式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政党制度特点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第107届国会与布什总统应对"9·11"恐怖袭击,建立国内安全体系的过程,借以从两大方面论证美国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即同一执政党内部,执政权如何配置?分裂的政府中两党各行使哪些执政权?两个执政党如何处理相互关系?最后,本文探讨了美国政党的执政方式与民主和法治的关系.作者认为,宪法规定的民主制度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党内和党际的民主制度,才可能实现.同样,宪法规定的分权制衡制度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党内和党际分权制衡制度,才可能实在地支配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从本文所分析的应对"9·¨"的过程看,美国两党的执政方式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分权和制衡制度,这是它长期实行而不易改变的基本原因.反过来,长期以来美国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规定能见诸实施,要归功于两党所奉行的民主、分权和制衡的执政方式.     

美国条约行为的模式

美国条约行为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签署条约而不予批准;二是对行政协定的偏爱。美国宪法关于缔约权的模糊规定使总统与参议院的缔约权之争贯穿整个条约过程,从而造成了条约进程的整体拖沓和众多条约的延迟批准。美国对行政协定的偏爱,其表层原因是追求缔约效率的提高,深层原因是缔约权天平不断向行政部门倾斜。作为固有的外交实践,这两种模式化的行为使美国得以更少承担国际义务,并得以根据国内需要变更国际义务。     

论日本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进行的两次大的政治制度改革以及后来断断续续进行的仍处于其延长线上的制度改革,在促进日本政治体制转型与政治生态环境变化的同时,也推动了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自民党内以派阀为代表的非正式组织功能弱化,以总裁为中心的执行部的重要性增强,权力向以总裁为核心的执行部集中。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政治制度改革的两大制度性效应即内阁首相权力的扩大与自民党总裁权力的集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出现"首相支配"现象。"安倍一强"的出现,是自民党中央集权化趋于成熟的象征。强大的首相(总裁)权力仍然存在不能有效控制的空间——参议院。与众议院选举制度不同、议员任期不同以及宪法赋予它的法律权限等制度性安排,使参议院具有高度独立性,同时,自民党只要不能单独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与公明党在参议院的联合便不可或缺。首相则有必要在参议院与联合公明党共同通过法案的参议院自民党合作。参议院成为自民党的"软肋"。     

德国联邦议院党团法律制度研究

现代民主政治是政党民主政治,在议会制国家进一步体现为党团民主政治。在德国联邦议院中,党团是在议会组织、活动与资源分配中有着明确宪法地位的基本单位。党团合宪地位的确立,是在《基本法》完成了对经典宪政模式中贤人政治和整体人民观的批判、引入政党国家理论的基础上才实现的。为了发挥党团对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基本法》规定了党团相对议会、政党的独立。党团相对议会独立的本质,是少数党团相对多数党团的独立,只有实现这种独立才能落实立法与行政分权制衡的宪法原则,实践中的问题主要围绕着党团成立条件与资助平等。随着政党社会动员功能的萎缩,党团对政党的控制日益加强,但是为了督促政党保持并扩大其社会基础,有必要保证政党相对党团的独立性,对此,德国的实践主要从切断党团与政党的法律与经济联系着手。     

2014年中期选举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美国2014年中期选举是共和党取得全面胜利的一次选举。导致民主党选举失利的因素很多,其中民众对奥巴马支持率下降、对国家前进方向和联邦政府不能有效应对美国面临的外交、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不满所形成的不利政治环境是主要原因。参议院控制权是本次中期选举两党争夺的重点。共和党夺回对参议院控制权所形成的两党分别控制白宫和国会的"分裂政府"格局将对奥巴马第二任期最后两年的政策议程形成掣肘,从而进一步加剧业已激化的府会冲突,导致更多的立法和政策僵局。选举的结果还进一步加强了共和党"南部化"的趋势,引发了民主党内部在政策上和策略上的分歧,进一步加剧州政治的"极化"。     

有关禁止德国民族党的讨论的背景

由联邦政府、联邦参议院以及联邦议院提交给联邦宪法法院的禁止德国民族党的提案 ,涉及到一个对于联邦共和国对宪法和国家理论的理解来说至为重要的中心问题 :在自己不放弃自由的基础的条件下 ,国家在与其敌人打交道时可以容忍多少自由 ?政党禁止的困难所在必须在这个意义里加以阐述。本文最为关注的是 ,发掘出政党禁止作为“有战斗力的民主”的手段与联邦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两方面之间的联系 ,并将其用于解决上述问题。     

论西欧多党竞争中反体制政党的体制性整合

反体制政党是西方极化多党制的产物,它们在削弱其反对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上存在着共性。本文将意识形态距离设定为控制性交量,根据反体制政党的不同作用方式,建立起政党竞争的中心逃离与中心聚合模型。魏玛共和国与意大利共和国的案例分别验证了这两种不同的作用模式。反体制政党实现体制整合的关键在于审慎地处理"政党意识形态悖论"。这一悖论包含双重矛盾:其一,在政党竞争与社会碎片化的压力下,既要强化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又要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其二,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博弈与实用主义层面的政治交易往往同时存在,成为政党的两难抉择。     

社交媒体与美国公众政治极化——基于ANES社交媒体特别调查的实证研究

公众政治极化作为当前美国政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不仅降低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延续性，也给世界经济与政治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围绕社交媒体是否加剧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争议，文章基于社会身份认同理论，提出了社交媒体通过公众身份认同的内群体偏好效应和外群体偏见效应加剧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研究假设，并利用ANES特别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主要有四点发现：一是社交媒体显著加剧了美国公众政治极化；二是内群体偏好效应在社交媒体影响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中介机制作用；三是社交媒体对美国主流群体政治极化的影响更为显著，且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不能帮助公众有效脱离社交媒体的影响；四是公众政治极化提升了美国公众的对华消极感知，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外溢影响。研究回应了学界有关社交媒体如何影响政治极化的争议，弥补了既有文献对中介机制挖掘的不足，对于理解当前美国对华整体战略转型亦有一定的帮助。     

当代美国政治的“种族化”现象探析

伴随政治极化一同出现的美国政治"种族化"现象在特朗普时代越来越严重。政治精英和选民根据种族议题划线,选择政党联盟,致使两党在种族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增大,中间派消失。种族保守派与蓝领白人大量涌入共和党,构成共和党胜选联盟的关键选民。民权运动后,经济问题的种族化同白人身份政治相结合,加上两党"狗哨"政治的推动,使种族主义成为现代选举政治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奥巴马时代"种族化"的溢出效应延续至今,是政治种族化加剧的重要现实原因。2020年大选临近,两党和民众在种族问题上预计将进一步两极化,这一趋势很难逆转,并将深刻影响美国政治的运作与走向。     

卡特尔政党模式在德国的兴起及其动因分析

卡特尔政党模式是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的突出成果,其显著特点是政党与国家的结合以及政党之间的频繁联盟。因此,卡特尔政党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对政党作为治理工具特性的强化,以及对传统西方以"选举竞争"为基础政党理论的颠覆。从组织结构、社会基础、财政资助和政党竞争等四个维度出发,卡特尔政党模式显然已经在德国兴起。本文认为,选民代际更替和新社会运动对政党功能的部分替代是德国政党卡特尔化的结构性原因;主要政党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结盟而非竞争的方式进行运作则是行动者因素;德国国内治理问题、外部环境压力以及政治文化的改变也是影响德国政党卡特尔化的情境因素。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渗透与欧洲危机

目前欧洲危机正在由经济领域向政治和社会领域蔓延,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民粹主义的挑战,而忽视了导致目前欧洲政治和社会危机的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即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渗透。本文着重讨论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政治渗透及其政治影响。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渗透是以渐进形式实现的,是在欧洲主流政党的共同助推下,借助于应对危机的改革和欧洲一体化的建设,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渗透到了欧洲政治中。抵制新自由主义力量的分化和碎片化便利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渗透。新自由主义对欧洲社会的失衡、欧洲的民主制度侵蚀以及社会关系的极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洲欲走出危机,必须从思想和制度上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与肯尼迪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本文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为着眼点,讨论该委员会以及参议院在肯尼迪时期对华政策制订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本文认为,尽管肯尼迪上台后有对既定对华政策进行修正的意向,并得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就整体而言,参议院对中国仍怀有很深的敌意。如果肯尼迪在那时提出与中国和解,要冒的政治风险太大。作者对“若肯尼迪不遇刺并实现连任,美国对华政策在其任期内可能会发生重大修正”的假说提出了质疑。     

中间地带的通道政治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国际行为——以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空军基地为例

从"中间地带"理论的视角来看,"9·11"事件后,美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围绕着吉国玛纳斯空军基地所展开的"中间地带"通道政治博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该过程全面展示了与通道政治相关的利益的复杂性、微妙性和多向性,以及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间地带国家"行为的多变性、短期性和低可预测性。由全球战略的冲突而产生的对通道政治认知的差异,是美俄在"中间地带"对抗的主因;而由大小不同所产生的利益认知差异,则是两大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产生种种矛盾纠结的根源。     

“麦迪逊问题”中的“何为美国”

美国在制宪时期的任务不仅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还要形成多个具有主权性质的"邦"之间的联合。这一"国家"与"联邦"的复合属性深远地影响了美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形成、运行方式及19世纪初美国的扩张。讨论"麦迪逊问题"的意义在于,它显示出麦迪逊为实现这一"复合共和国"所提出的两种不同的宪制解释方式:一种将宪法塑造为由人民代表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合作建立起来的规则体系,中立地处理各类社会纷争是宪法的目的所在;另一种强调在联邦政府集中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宪制作为规范行政权运行方式和结果的手段,逐渐具备了基本结构和主权性质。这两种方式分别从社会和政府的角度规制了美国宪制,共同解释了美国早期扩张的动力和对待扩张结果的方式,揭示了美国在形成过程中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方面表现出的深刻矛盾。     

社会联盟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衰落的逻辑(1968～1989)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对外战略经历了冷战时期最为重大的一次转型。在此前的20多年里,由"冷战共识"推动塑造的自由国际主义曾成为美国历届政府一以贯之的战略选择。然而此后,随着民主、共和两党在外交政策上开始产生日趋深化的分歧,自由国际主义逐渐走向了衰落。显然,无论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还是美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无法就此种转型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冷战后期的国际体系结构以及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均未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研究表明,自由国际主义衰落的逻辑植根于此前塑造美国国内"冷战共识"的"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因利益冲突产生了内部分裂,这就导致两党在美国对外战略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日俱增,进而使得相应的国内政治过程从"党派合作"逐步发展为"合作—制衡"。最终,这一趋势为冷战后围绕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而形成的"政治极化"格局埋下了伏笔。     

论明治宪法体制的形成背景

1889年,日本政府以天皇亲授的形式发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开始的资本主义文化进程树起了一块重要的里程碑。自那时起到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时为止,半个多世纪里,日本国家政治体制建设经历了极其复杂和剧烈的动荡。其间既出现过官僚政治横行,行政机构高居于立法机构之上的所谓超然内阁时期,也出现过政党势力迅猛发展,直至影响组阁的所谓政党政治时期,还出现过把官僚、政党统统打入另册,而由军方统治的法西斯专政时期。值得深思的是,尽管统治形式出现如此大起大落的变化,但是构成明治国家政治体制基石的明治宪法却始终没有作过任何更动。或者说,在同一个宪法体制的框架内,竞能够容纳下如此截然相反的政治趋向,这一历史事实说明,明治宪法体制本身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它的内涵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它的宗旨不是专项的,而是兼容的。明治宪法体制的这一特点,是同其时代背景和形成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的成因探析——基于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的考察

作为冷战后世界舞台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全球战略的转变必然是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嬗变、中美互动进程中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以及美国国内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发展困境等三个层面入手,透析美国政府"重返亚太"战略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首先是美国执政当局对亚太经济崛起所引致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现实和潜在嬗变的客观反应,而美国国内面临的日趋严峻的发展困境则加剧了实施战略调整的紧迫感,当然"中国因素"无疑也成为其"重返"亚太的原因之一。     

政治转型、权力结构与政党制度化发展——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政党制度作为现代代议制的核心,其功能的滞后与缺失是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面临的一大难题.从印尼20余年的民主实践来看,转型后曾占据主导地位的世俗政党呈现衰弱之势,而伊斯兰政党却能维持相对稳定的政治支持,原因在于二者构建方式与制度化发展路径不同.作为世俗政党代表的斗争民主党,在构建初期即形成以梅加瓦蒂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导致组织制度处于弱化状态,长期制度化发展走向僵化.与之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塑造了繁荣公正党的强组织制度和稳固的党群关系,其组织活力和政治影响力近年来得到显著提升.在政党制度化发展不断分化的情况下,如果印尼国内政治继续朝着保守化方向发展,未来可能面临民粹主义冲击民主制度、宗教力量侵蚀世俗体制的双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