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

在国际关系学科正式成立百年之际,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批评西方国际关系话语主导,提倡范式多元,主张挖掘不同历史文化资源以构建更加全球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说明,文化是社会理论产生的一个重要资源。作为共有背景知识的文化,既在宏观层面建构了具有相似行为方式的实践共同体,也塑造了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共同体成员近似的思维方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有着自文化的印记与自文化和他文化的互动交融。本文使用天下体系、道义现实主义和关系理论三个案例,说明"无外"、"道义"、"关系性"这些中华文化理念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性作用,也试图在一般意义上阐释文化对于社会理论构建的沁润效应。使用本土文化资源丰富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知识供给与话语权竞争——以中国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塑造为例

"科学共识"其实是一种"非中性"知识框定过程,不同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知识塑造能力决定其能否在话语权竞争中占据优势。目前欧美西方国家凭借其对气候知识生产和科学评估的结构性主导权,在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加剧了"南北分割"下的话语不平等与治理合法性赤字。随着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中影响权重和治理诉求的不断提高,中国亟需在气候治理共有知识的塑造过程中发挥能动性作用,从知识供给角度提升知识权威和话语影响力。从知识供给视角分析气候话语权的塑造,意味着不能仅仅关注气候知识的生产过程,还需要关注相应的影响策略和话语传播能力。通过评估中国气候研究对于IPCC第五份报告的话语塑造,可以看出中国在气候知识供给中的话语合法化、话语公共化和话语有效化均有待提升。鉴于IPCC第六份评估报告的撰写已进入关键性阶段,中国应该把握通过自身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建构的重要机会窗口期,提升话语生产质量,通过议程设置和议程管理等推进话语的制度化嵌入,优化传播机制、拓展平台,以增强话语的规范扩散和受众接纳度,更有效地影响国际层面的共有知识生产,强化在全球气候科学评估中的知识输入和规范塑造,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话语权和制度性权力。     

社会治理创新语境下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研究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要以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共同体培育来解决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缺失的社会问题。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是社会治理的创新形式，期望通过多元协同的主体合作，规范有序的环境营造以及协调均衡的内容创新来解决环境治理问题并提升治理效率。因此，基于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内容与环境分析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进程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环境不稳定与治理内容滞后的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与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参与主体，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转变政府行政范式，重塑农村信任机制，来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     

社会与自然相友好的共同体——从西方传统到马克思学说的中国化

在西方文化传统内部,自然在文明共同体中的地位历经变迁。对于当代的生态危机,西方传统尚未能给出有力的解决方案。马克思在1845年到1846年间提出的实践原理,有助于社会和自然联结成为实践的共同体。需要注意到的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中,存在继承西方传统与解构西方传统两种不同的思路。我们应当在中国的具体处境中,善用不同的理论资源,造就社会与自然相友好的共同体。     

记述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新尝试和新突破——评《生态理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国城市环境治理40年》

中国自觉的城市环境治理走过了40多年的征程,其中包含着大量的经验和教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并开拓前行的道路,是我们必须承担起来的一项重要的和迫切的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导向下,城市环境治理进入新的阶段。现实表明,处在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中,我们空前地感受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得到生态理性的支持,也就是说,需要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的规划中,需要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确立起生态理性,让生态理性贯穿于一切行动之中。余敏江教授的新著《生态理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国城市环境治理40年》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诸多启发性的意见和见解。     

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视域下“发展—安全关联”研究

在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先后在2021年9月和2022年4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给出缓解发展赤字和安全赤字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坚持统筹安全与发展,旨在建设全球发展共同体和全球安全共同体。两大倡议的协同增效既需要国外行为体的政治支持和密切合作,又需要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推进国际发展合作新平台建设,创设全球安全与发展知识分享平台,推行元首引领的制度化峰会等举措。     

现代政治知识:发育与成长之现实逻辑解析——基于两次延续性的调查

民主政治和公民文化不仅源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孕生于现代化社会的诸种条件和氛围,还由民主制度和政治知识锻造和再生产出来.而根据笔者2006年与2008年在南京市若干城乡社区所进行的两次具有延续性的实证调查,可以发现由于政治参与意识、对新兴媒体的利用、信息荻取量和政治学习不足等方面的影响,导致部分公民的政治知识贫乏以及政治认知度较低.教育无疑是现代政治知识成长最为基本的途径,因而由传统的道德教育转向现代公民意识教育,塑造具有民主、法治、理性、平等与自由等意识的现代公民是现代政治知识与民主型公民文化发育与成长的必经之路.     

浅析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政治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斯德哥尔摩到哥本哈根联合国环境大会,非政府组织都是应对全球环境问题与气候变化以及全球气候谈判中独立的和有价值的行为体,并且与国际政府间组织以及国家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又影响和改变着全球气候谈判的进程,推动着以国家为中心的环境治理模式向多元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模式转变。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影响的增强也给我国的环境外交提出了挑战,需要我们用新的思路来予以应对。     

关系共同体与刑法调控的范围

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不能受"事件性立法"与"政策性立法"的方法论左右,亦不能贯彻立基于西方个人主义法益论之上的非犯罪化思潮,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与传统文化观念不允许照搬这种非犯罪化观念。由我国的关系共同体之社会结构决定了在刑事立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应以维护共同体之存续为界限,这延伸出一种内在论的有限犯罪化;在刑事司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应以关系共同体之自我修复为界限,这决定了在刑事司法层面,应贯彻以恢复性司法为中心的有限非犯罪化思想。     

目标化思维的知识底蕴

目标化思维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知识在目标化思维中具有显著价值。在目标制定阶段，知识为内容提供原始素材，为实施方案提供向导，为创造性活动提供动力。在目标实施阶段，知识具有对目标方案的认同、对目标方向的调控、对目标完成的激励价值。在目标完成阶段，检验标准的确立与检验手段的运用也离不开知识。     

论全球文化的生成

随着全球化进程由经济、政治逐步深入到文化领域 ,人类历史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全面的转型时期。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 ,日益强化全球意识和全球性的文化认同正现实地促进全球文化的生成。所谓全球文化 ,并不是指各民族国家在文化上的同质性 ,而是指在相对独立的各国家、各民族文化基础之上 ,在全球世界交往中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的涵化与互动而形成的人类的共同文化。     

高校有组织科研知识转移评价的重构

推动高校有组织科研发展的关键在于知识转移评价改革。在强调效率评价和线性创新的社会背景下,高校有组织科研知识转移评价逐渐异化为对经济绩效和功用的追求,面临评价方式单一化、评价方法效率化、评价指标经济化的现实困境,其背后体现的是以线性知识观为基础的知识内部生成观、知识单向线性转移观与知识工具化价值观。随着知识生成观从内生转向交互生成、知识转移观从单向线性转移转向互动过程转移、知识价值观从工具价值转向内在价值,以往的评价方式难以跨越现有的藩篱。重构高校有组织科研知识转移评价,要构建基于知识属性的分类评价模型、探索线性与互动性知识转移评价方法和开发促进社会贡献与价值的评价指标。     

作为研究对象与对话者的情感汉学

海外汉学是汉学家等国外人士研究中国文化的一门学问。就西方汉学而言，在对作为“他者”的中国文化所开展的研究中，情感与知性因素往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情感是西方汉学发生的策动源，同时也影响着西方汉学的知识生产。将情感与汉学二者关系作为考察对象，依循情感这一逻辑主线还原有温度的情感汉学，与汉学开展温情式平等对话，最终建构起汉学与中国文化间的“情感-认知共同体”，推动汉学的可持续发展与中外间的情感认同与理性认知。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是最深层次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前提在于文化的认同。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遵循；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好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血脉；要正确认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增强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信念。     

通过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

通过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司法判决可以改善法治环境和人文条件,矫正传统清官文化与法治观念的错位与背离,可以使公众明晰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疏离与亲和,可以为公众行为提供合理的预期结果,这是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的四个内在机理。公众朦胧权利意识的觉醒、互联网时代下的司法红利、裁判文书的公开以及司法判决的科学性化倾向是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的四种外在驱动力。司法的良性发展,个案确认以及固化一般规则,发挥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作用,导引网民以及媒体理性参与和践行案例法治文化实践是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的5种必经路径。     

浅论市场化进程中我国地方政府的失灵及矫正

政府失灵现象的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本文以西方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为依托，在分析我国地方政府失灵的特殊表现及成因的基础上，提出只有在破除“政府万能”错误观念的基础上，重构政府职能，塑造一个企业化，法制化和决策科学民主化的政府，才能从根本上矫正我国地方政府失灵。     

通过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

通过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司法判决可以改善法治环境和人文条件,矫正传统清官文化与法治观念的错位与背离,可以使公众明晰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疏离与亲和,可以为公众行为提供合理的预期结果,这是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的四个内在机理。公众朦胧权利意识的觉醒、互联网时代下的司法红利、裁判文书的公开以及司法判决的科学性化倾向是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的四种外在驱动力。司法的良性发展,个案确认以及固化一般规则,发挥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作用,导引网民以及媒体理性参与和践行案例法治文化实践是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的5种必经路径。     

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基于文献的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既不利于环境保护和公众健康,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作为环境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其环境治理行为受到政治与财政的双重激励。基于现有文献从财政分权、官员晋升两个维度梳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有助于促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官员考核机制的科学化,从而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方式与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调适

在探讨如何弥补失落的价值规范、走出文化价值观念冲突的同时，迫切需要进行总体性的思考，这样才不会舍本求末，才有可能使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文化价值调适成为一种自觉的和理性的行为。文章通过阐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发展方式条件下生存模式、价值坐标和知识主体等方面的问题，来展开对文化价值体系调适的实质、尺度和主导目标的总体性理解和探索。文章提出在新发展方式条件下文化价值体系调适的实质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模式的崭新建构；衡量调适成功与否的尺度是是否有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工业文明形态；调适的主导目标应当是塑造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的、创造性的知识主体，实现人的现代化     

差序协同：跨域环境治理多元主体的合作图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推进,跨域环境治理在复杂的主体利益关系模式下表征为圈层嵌套式的差等网络结构与级序行动逻辑,即差序协同模式。从环境污染正在经历的由局部向广域转变的解域化过程来看,差序协同既源自于跨域环境治理知识生产者与接受者的分离,又归因于权力结构内部权力主客体的互动关系。受此影响,跨域环境治理极易陷入过密治理与试点空转以及制度悬浮与行为失调的藩篱与窠臼,由此阻碍“制度—效能”转化,以致“局部有效而整体失效”“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样态此起彼伏。为达到“收放自如,进退裕如”的国家治理高度,就我国跨域环境治理体系而言,我们应将政府、市场与社会视为一个抽象的连续体,并以链式思维消解行政替代困境和自治缺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