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府回应研究的现状及热点聚焦——基于2000—2019年文献计量分析

当前我国的政府回应研究文献正处高速增长阶段,研究文献虽多,但还尚未形成紧密的学术团队,学者相互认可度低,研究机构学术合作网络较为松散,研究水平和研究层次较低。在宏观政策和网络技术发展影响下,政府回应领域研究热点主题包括政府回应取向、政府回应方式、回应难点困境以及提升政府回应性的路径。基于对政府回应研究现状及热点主题的剖析,在对既有研究成果表示肯定的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回应研究存在研究视角和方法单一、理论基础薄弱、研究相对实践的滞后性、对策建议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应当推动政府回应理论与中国政府回应实践相结合,加强政府回应基础理论建设,探索在网络时代政府回应的新路径,关注党政体制下党在政府回应中的作用机理及行动路径,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优化研究方法。     

从回应型政府建设探索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有效途径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要求构建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建设回应型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模式要坚持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形成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合力，这也是回应型政府建设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政府改革的深入，政府回应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是政府基于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对社会及公众的诉求与期望进行制度整合的一种互动过程及类型，已经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和我国政府的重视.     

困境与理路：网络问责的政府回应性分析

随着公民问责意识的逐渐增强，我国政府对网络问责的回应性不断提升，取得了良好的回应效果，但依旧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如政府权威信息缺失、政府回应的思维方式滞后、回应方式失当、官员回应能力和素养不足以及政府回应的制度化水平较低等。要提高政府有效回应网络问责的基本理路，需推进政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提升官员回应能力与素养，建立长效的网络民意收集与反馈机制，完善规范政府回应行为的法律法规，提升政府回应的主动性。     

微博反腐背景下的政府回应能力建设——以“刘铁男事件”为样本的分析

政府回应是政府部门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应有之义,政府回应能力建设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微博反腐背景下,我国政府回应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还存在不足。我国政府作为回应主体在回应主动性、有效性、持续性及回应速度、信度等方面均有待完善。     

我国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回应逻辑分析——基于9件医疗类网络舆情典型案例分析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和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有效应对网络舆情,妥善处置各类网络舆情热点事件,对我国政府而言是全新的考验。通过对医疗类网络舆情案例的精心挑选以及从网络舆情的回应程度、回应方式、回应主体和回应行为等方面比较分析发现,我国政府在应对医疗类网络舆情事件中存在着主导式的回应逻辑,经过对主导式回应逻辑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主动性策略的采用、新媒体融合的内在需求和提高效率的逻辑表达是推动政府形成主导式回应逻辑的重要原因。通过具体案例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我国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回应逻辑,有利于对社会转型期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回应机制提供有益性启示。     

建设和谐社会 必须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

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的各级政府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回应意识不强、回应制度不全、回应方式不新、回应渠道不畅等问题。应采取措施加强政府的回应制度建设、回应载体建设、回应渠道建设,全面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     

网络驱动的回应性政府:网络问政的制度扩散及运行模式

互联网普及重塑着国家社会关系,驱动着网络问政等政府回应制度的形成及扩散。地方政府在中央压力、社会驱动、地方创新和政策学习等驱动下,逐步建立多元化网络问政制度,现有研究未能从制度视角讨论中国式回应性政府。本文以2009-2017年各省网络问政的比较制度分析和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实证研究,探讨了网络问政制度在我国的扩散态势、制度设计和运行模式,考察了多元化制度模式下的回应绩效。回应制度扩散呈跨区域与邻近区域学习共存的全国互动模式,且在制度设计上同质性和差异性并存。现阶段逐步形成了党委主导型、混合型、政府主导型、吸纳部门主导、行政业务部门主导、督导部门主导、信访主导七类运行模式,凸显出差异化回应绩效。总之,本研究为建设中国式回应性政府,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政府即时回应的剧场试验：基于武汉电视问政（2011-2015年）的扎根分析

政府即时回应是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对民众提出的诉求和问题做出迅速答复的行为。随着互联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涌入，即时回应成为政府回应的新形式。电视问政是一种典型的剧场环境下的政府即时回应，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在特定环境下，对公众反应的问题做出表态和应答，兼具政治性、政策性、技巧性与专业性的特点。本文基于全数据分析和扎根理论对武汉市《电视问政》节目中城建委嘉宾回应发言的第一手资料，分别从五个维度分析了地方政府的回应现状及特点，即政府即时回应目的、回应主体、回应客体、回应方式，以及回应价值。地方政府即时回应目的明确，但仍需强化主体与客体多元化回应，转变被动回应为主动回应，并且注重回应价值观的重构。     

我国网络民意的成长、政治意蕴及政府回应

我国的网络民意已经从萌芽阶段走向快速成长阶段,此时更赋予了多方面的政治意蕴。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在现实中基本上形成了无回应、被动回应和主动回应三种类型。回应背后的政府与网民博弈是参与了政府意志、政府力量、网民意愿、网民力量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从整体上看,网络民意尚未得到政府充分或适度的回应,未来公民社会的壮大是改善回应状况的关键。     

服务型政府回应性的构建途径——兼对两种范式的回应模式述评

政府回应性历来是公共行政学两大范式研究的重点,宪政主义范式对回应性的关注侧重于政治性回应角度,也就是“政府对谁回应”;管理主义范式侧重于技术性回应,即“政府如何回应”。如何构建回应机制以提高政府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回应性是服务型政府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中国新安全观研究综述

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反映了我国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全新理论和战略思考。对＂中国新安全观研究＂的研究主要从专著、博士毕业论文和期刊文章三个方面反映,就有关安全的概念、中国新安全观的特点、中国新安全观的形成、中国新安全观的实践及有关对新安全观的质疑五个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要进一步深化中国新安全观研究,就要从对＂中国新安全观＂所涉及概念的明确和进一步界定,搞清楚＂新安全观＂研究与＂中国新安全观＂研究的关系和构建＂中国新安全观＂理论体系三个方面下功夫。     

“中国制造”60年崛起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制造”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起步、发展和崛起。今天，“中国制造”已叫响世界，誉满全球。但是近几年，“中国制造”频频遭遇信任危机，特别是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后，“中国制造”自身的缺陷日益暴露。“中国制造”要在新的起点上腾飞，就必须积极反思，向产业链高端发力，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     

现实与改革:近年来中国警务改革的理性分析

法治国家现代警察制度改革的创新,重点是警务理念改革的创新和警力运作体制创新。警务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由"管理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变;由"居高临下"向"平等互动"转变;由"粗放随意"向"严格规范"转变。警务改革就是民主警务与服务群众的警务改革,同时又是公安管理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一个重要表现。对我国现今有影响的四次警务改革进行学理分析,进而找到我国社区警务发展中基层警力不足、机关组织内部臃肿的现实问题。对社区警务理念重构进行理性分析;警务扁平化理念、警力下沉理念、英国警务改革问责投诉机制的研究引入,对指导我国新一轮的警务改革有重要意义。     

论国际法框架下“东突”恐怖主义的治理

“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各国积极开展反恐行动。中国也深受“东突”恐怖主义的危害。我国应推动反恐怖主义国际协议的签订，加强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司法合作．同时也应注重加大国内反恐怖主义的立法工作。反恐怖主义不是一国之事，需要国内和国际力量的共同努力，这就需要将反恐怖主义的行动统一到国际法的框架之内，“东突”恐怖主义的治理也不例外。     

青年理想追求与“中国梦”的实现

梦想是人类对于美好事物的一种憧憬和渴望,是照亮人生之路的明灯。梦想最大的意义是给予人们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而"中国梦"是阐述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线,深情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求索、不懈奋斗的历史,以及今后中国奋斗的复兴目标。中国的未来在于青年,青年是肩负着"中国梦"使命的主力军。青年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理想和前行的目标,或远大,或现实、或渺小、或平常,或崇高,但是,青年各自的理想实现都将离不开"中国梦"的助力。中国青年将在这助力器中通过自身对梦想、理想不懈地努力追求,将个人的成长之梦融入到实现国家发展复兴腾飞的"中国梦"中,为早日实现"中国梦"作出自己应有的积极贡献。     

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及实现途径

中国自古以来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社会本位"思想占据重要地位,着重从维护社会统治阶级利益和地位出发,重视社会价值和集体价值研究而忽略个体价值研究。人是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组成部分,是整个社会系统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向前发展的推动主力,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为根本指导,重视个体价值的实现,培养具有高水平综合素质、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体,为国家不断向前发展贡献力量至关重要。     

检察刑事和解规范化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解决方式,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它具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省司法资源的功能,全国检察机关已经探索了一些实践经验。由于各种原因,检察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尚不能充分实现其承载的应有功能。基于对检察刑事和解的实证研究,我国应当规范检察刑事和解,尽快完善刑事和解的立法规定,建立刑事和解适用所需的配套制度,以使其体现自身的合理价值。     

“老鼠仓”问题法律应对探析

在狭义上界定“老鼠仓”的范围,将导致无法依据《证券法》第43条及第199条的规定对其予以处罚,证监会对两起“老鼠仓”的处罚根据存在瑕疵。《刑法修正案（七）》将“老鼠仓”类犯罪与内幕交易罪加以区分是没有根据的,“老鼠仓”现象本来应属于内幕交易罪的范畴,因此,当下应对“老鼠仓”问题的最佳法律对策应为增设普通背信罪,以规制“老鼠仓”及类似违法现象。在条件允许后,通过扩充《证券法》中内幕信息的范围,最终将“老鼠仓”类犯罪纳入内幕交易罪中。     

我们从《资本论》中学习什么（上）

《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自从世界和中国发生重大变化以来,深入研读和系统学习《资本论》的情景已成为过去.是《资本论》真的已经“过时”了,还是我们的认识出了问题？值得深思反省.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我们究竟从《资本论》中学习什么,如何用于指导中国的实践.我们从《资本论》中可以和应当学习的东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资本论》的精神实质和基本观点得到的教诲;另一方面是从《资本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得到的启示.我们首先应当从总体上统揽《资本论》的框架概要和精神实质,准确无误地把握《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和主要结论,坚持以“科学上的诚实”精神对待、解读和运用《资本论》.在此基础上,最重要的是用于指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     

＂亲亲相隐＂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嬗变与终结

“亲亲相隐”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重要制度,它是儒家伦理精神在法律上的典型体现。“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该制度逐渐式微和流变,在中国当代的刑法体系中“亲亲相隐”已经被完全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同儒家伦理中的“尊尊”、“亲亲”密切关联,在法律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当代外国的刑事立法中仍然可以看到“亲亲相隐”制度的相关规定。当代的刑法实践证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会导致制度的某些困境和局限。儒家法律传统并非一无是处,“回采历史”,批判地继承儒家法律传统是我国当下法律变革中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