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即时回应的剧场试验：基于武汉电视问政（2011-2015年）的扎根分析

政府即时回应是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对民众提出的诉求和问题做出迅速答复的行为。随着互联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涌入，即时回应成为政府回应的新形式。电视问政是一种典型的剧场环境下的政府即时回应，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在特定环境下，对公众反应的问题做出表态和应答，兼具政治性、政策性、技巧性与专业性的特点。本文基于全数据分析和扎根理论对武汉市《电视问政》节目中城建委嘉宾回应发言的第一手资料，分别从五个维度分析了地方政府的回应现状及特点，即政府即时回应目的、回应主体、回应客体、回应方式，以及回应价值。地方政府即时回应目的明确，但仍需强化主体与客体多元化回应，转变被动回应为主动回应，并且注重回应价值观的重构。     

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公众参与的桥梁——以政府公职人员为观察主体

现有研究对政府信任的讨论非常之多,却回避了政府对公众的信任,但信任是相互的,在缺乏政府对公众信任的情况下谈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不恰当的。论文提出政府对于公众的信任这一命题,并认为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是公众参与的桥梁。论文构建了"三维度影响因素-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政府支持公众参与"的结构模型,试图从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维度(七种因素)解释政府对公众信任的影响因子,并进一步探究政府对公众信任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体层面,信任倾向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组织层面,官僚型组织特征则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负相关;社会层面,社会评价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在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与政府支持公众参与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论文重新定义社会互信,深化了对政府公信力的解释力度,在全球性公民对政府信任衰退背景下探寻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方法。     

党转型期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因与防范——基于契约理论的视角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作为社会公共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根本上讲是不同社会系统、阶层、区域间的不和谐农村各种利益主体矛盾未能及时协调和控制所导致的危机和必然结果。它的出现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导向作用。     

从政府规制到社会治理:国外环境治理的理论扩展与实践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有效的环境治理已成为社会治理创新关注的焦点。社会环境治理以其在环境标准制定与执行、环境监管与约束、环境改善引导与环保意识培养等方面的优势以及灵活多样的治理形式逐步为西方国家所接受。历经20多年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社会环境治理已在约束和引导企业行为、提高产品溢价以及产生环境效益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政治体制和市民社会发育程度的差异,中国社会环境治理的自有特色与潜在困境并存。通过社会环境治理弥补政府规制缺陷,进而改善环境质量是中国未来环境治理的必然趋势。     

行政人员责任悖论:维度考量及回归路径

传统视域下,为实现行政人员责任总倾向于以＂人性善＂,＂人性恶＂作为逻辑思考起点,从而得出＂制度论＂和＂道德论＂两种不同的思维倾向。单一的理解维度并不是现实的真实反映,使得行政责任所不可避免的逻辑困境和矛盾冲突不经意的被忽视了。行政责任的内在逻辑悖论和自相矛盾的行为选择,从根本上抑制了整齐划一的行政责任体系的形成,也限制了行政人员负责任的行为,增加了行政责任回归实现的难度。我们调整一下视角,以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作为分析的视角,从权利,组织,体制三维度审视,揭示行政人员责任实现的基本困境,顺着其内在理路和意蕴的领悟,找到实现行政人员责任回归的路径。     

“引咎辞职”本土化之路径选择——基于中西差异比较

随着现代民主的发展，构建高效、服务、法治的责任政府成为世界行政改革潮流共同追求的目标。鉴于委托代理法理根基，为中西方“引咎辞职”制度的发展找到了理论契合点。对于我国来说，根植于西方公务员的“引咎辞职”是个“舶来品”，因其建立的土壤是立足于西方的国情之上，西方国家在其行为动力，责任承担方式，接受程度，适用范围等方面的具体运作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为进一步推进“引咎辞职”在中国的发展，就必须实现“引咎辞职”本土化，可以从“引咎辞职”程序化、完善绩效考评制度，正确定位官员责任、加强培养责任意识、完善追踪保障制度等角度出发加以落实。     

“引咎辞职”本土化之路径选择

构建高效、服务、法治的责任政府是世界行政改革共同追求的目标，委托代理理论为引咎辞职制度的发展找到了理论契合点对于我国来说，其具体运作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实现“引咎辞职”本土化，应使行政性引咎辞职向程序性引咎辞职转化；完善绩效考评和追踪保障制度。     

行政人员责任悖论:维度考量及回归路径

传统视域下,为实现行政人员责任总倾向于以“人性善“、“人性恶“作为逻辑思考起点,从而得出“制度论“和“道德论“两种不同的思维倾向。单一的理解维度并不是现实的真实反映,使得行政责任所不可避免的逻辑困境和矛盾冲突不经意地被忽视了。行政责任的内在逻辑悖论和自相矛盾的行为选择,从根本上抑制了整齐划一的行政责任体系的形成,也限制了行政人员负责任的行为,增加了行政责任回归的难度。调整一下视角,以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作为分析的视角,从权利、组织、体制三维度审视,揭示行政人员责任实现的基本困境,顺着其内在理路和意蕴的领悟,找到实现行政人员责任回归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