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分解、位移与下沉——写在1982年《宪法》实施三十周年之际

30年来,1982年《宪法》实施的历程本质上就是国家权力关系调整与权力秩序变革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即为权力的分解、位移与下沉。其中,权力的分解乃促使国家集中型权力秩序模式向国家社会分享型权力结构模式演变的内在驱力;权力的位移系引领单一完整型权力秩序模式向多元分散型权力结构模式演进的制度诱因;权力的下沉则是推助中央集权型权力秩序模式向地方层级分权型权力结构模式变迁的核心要素。     

法律体系的实践化与社会管理的法律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有法可依的法制基本要求之一的实现,以及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成型。就这一宣布的法治现实意义而言:自此以后立法时代大体结束,进入守法与执法时代。就公民权利、公共权力包括社会管理事务所引发的法律问题而言,在一个社会结构成型,法律体系形成的社会,便凸显了司法权在解决法律问题与法律纷争的枢纽地位。国家权力经由对司法权的确立     

宪政视野中的民主政治

宪政就是被宪法和法律规范的公共权力。宪政民主的价值是使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宪政民主要受到环境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宪政民主的公共权力构建必须实行分权制衡,宪政民主的实现还必须有赖于社会力量的作用。     

论宪政的实证评价标准

宪政的实证评价标准至少涉及到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宪法是否规定了合理的权利体系与权力结构,实现了对权利和权力的平衡配置;宪法的规定及其实施是否保证了法律创制的合法有效性,法律体系是否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法律生活模式;国家权力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司法是否具有独立性,人权是否获得切实的司法保护。     

重审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价值——从理论解构到实践考证

三权分立能实现权力制衡是分权理论标榜的基本价值。对于三权分立能否实现制衡,可以从理论到历史去分析。从理论上讲,由于三权分立的边界是由宪法划分的,三权划分需要明确的宪法条文标准,而宪法文本的不确定性使之成为难题,按照分权理论的逻辑,分权也可能导致专制的出现,这是三权分立理论的悖论,另外,在历史的实践当中,也没有出现过分权理论所期望的三权制衡,三权分立和议行合一都是权力配置的手段,仅是国家权力的组织形式,关键是看那种形式更能实现社会各种利益的平衡。     

政府法制监督的体系模式

<正> 现代国家业已形成的政府法制监督体系的理论模式大别之有两类:一是以分权为基础的理论模式;一是以职权分工为基础的理论模式。一、分权为基础的理论模式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以分权制约理论为基础来构架政权组织之初,已经构想了对行政执行权的监督机制。当年美国宪法起草者们就明确指出:“政府权力的不断增长就需要对每一权力来源以新的制衡”。近百年来,特别是二战以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发展轨迹     

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之主要方式探讨

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方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法律确认社会主体经济权利;二是通过法律保障社会民众经济权力;三是通过法律将宏观调控权力予以分解。其中,通过法律将宏观调控权力予以分解,是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主要方式。我国在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有必要通过法律将宏观调控权力分解为:宏观调控决策权、宏观调控执行权、宏观调控监督权,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共同作用,实现对于宏观调控权的法律控制。     

行政审判权力来源探讨

在人们的观念中,行政审判权乃法院固有的权力,只要是法院就拥有对行政案件的审理、裁决权。然而,行政审判权的产生虽以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工为基本前提,但分权理论以及分权制度本身,均不足以形成行政审判权产生的正当根据。实际上,行政审判权是国家在确定基本的权力架构后,由法律对权力的第二次授权,因而,行政审判权的来源并非法院固有的权力,而是法律授予的权力。     

人大代表参政动向观察

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架构是如何设置的？一部法律怎么诞生？议案和建议有何区别？某机构的一次调查表明,竟然有些人大代表回答不出这些常识性的问题,不知道如何履行人大代表的权力与职责。所以有全国人大代表集中轮训的开展,也有使人大代表的工作专职化的实践——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讲真话道实情。     

权力制约的理性思考与模式选择

权力制约的理论及其体制模式,是西方国家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历史性和国别性.在中国,政府体制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特点是“代表机关的权力至上”.因此,我们不主张美国式的分权制衡型政府体制,但是适当的权力分工与制约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本文介绍、分析了目前国内存在的几种权力制约学说,并指出权力制约的真谛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最后,作者建议:我们可以在吸收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及孟德斯鸠的权力制约理论的合理内核之基础上,构建一个在代表机关权力之下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制约的体制模式.     

论《周易》的象数图示结构

《周易》的《易经》文本源于上古占筮,它体现着《周易》思想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前哲学阶段。取象运数是《易经》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和主要构成。《周易》特别是《易经》对于客观认识有着一个完整的“图示”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象是基本的结构单元,数是连接这些单元的根本法则的载体。     

监督行政的基点、机制及其实现

实现行政法治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有效的监督机制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制约。为此 ,必须确立行政权是一种有限的权力之观念。对行政权的监督应当从“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两个方面着手 ,确保监督权力的独立性、可行性 ,并制定相应的监督程序以保障     

共享用工:“狭义借调”中的三方合同构成

"共享用工"是多元化用工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劳动者、用人单位(借出单位)、用工单位(借入单位)三方合同关系,与"借调"和"劳务派遣"在形式上相类似,但又存在诸多不同。从概念的内涵上分析,我国的"共享用工"属于"狭义借调"。三方合同的法律构成诸学说大多以传统的劳资两元主体结构为理论前提,无法有效解释当前多元复杂的劳动合同关系,故而需要从三方合同性质出发,重新认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产生劳动关系理论、使用从属关系(人的从属性)理论及雇主指挥管理权构成理论。在三方合同关系中,共享用工与借调、劳务派遣具有不同的法律属性,共享员工只与用人单位具有一重劳动关系,一般不与用工单位具有默示或双重的劳动关系。共享用工中的雇主责任主要由用人单位承担,用工单位可以行使用人单位让渡的部分指挥命令权,并基于部分使用从属性单独承担或与用人单位共同承担一定的雇主责任。共享用工的实施要由劳资双方达成合意,且需具备生产经营的必要性、人选确定的合理性及合同变更的合法性等条件,并通过严格履行劳动合同变更程序、明确两个企业之间的法律责任与管理权限来防范伪装的共享用工等违法行为。     

宪政与司法:刑事诉讼中的权力配置与运行研究

本文以宪政为背景,以司法审查为进路,阐述了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领域内的行政权力的特性及其与司法权的关系,并就我国的侦查权与检察权的定位进行了分析与检讨,认为二者作为行政权力,具有“范围宽泛”和“不受制约”的特点。作者认为,应当按照“有限政府”与“权利保障”的宪政要求,在我国建立司法审查制度,通过实行司法令状和非法证据排除等措施,规范和制约我国的侦查权与检察权,以实现宪法“保障人权”的目标。     

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职能的合理化界定

后农业税时代给农村基层政府的定位是"服务型政府"。乡镇政府要尽快走出现阶段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必须理顺纵横关系,构建科学合理的分权体制;细分公共产品,构建互动合作的供给机制;激活民间力量,实现乡村治理的模式转换,才能最终实现从"自利性"向公益性的转型。     

政府执行力探析

政府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如何提升政府执行力是实现"十一五"规划的迫切需要。本文从制度、体制、技术、价值与文化等方面剖析了目前政府工作执行不力的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对策。     

论经济法的理论基础

任何法部门都要有理论基础。经济法理论基础应当以讲求法意理论、突出经济法特征和承认其他部门法理论基础为立论之本,并从经济法价值层面推衍出来。以往学界关于经济法理论基础的研究还没能够符合这些条件,故诸说成立的根据不充分;而民商法、行政法、社会法等理论基础对于从经济法价值层面推衍的"整体经济效益"的价值取向及覆盖的法内容,又无力支撑。于是,寻找经济法自身的根本理论支撑就十分关键了。笔者研究发现,经济法为了实现"整体经济效益"的价值取向,必须不断解决个体性经营无序带来的"整体"损害问题,于是,经济法配置的整体性经济权应当是限定个体性经营权的职权。笔者将这一理论称为"限权论"并定位为经济法理论基础。这一理论也是在与民商法的"保权论"、行政法的"控权论"、社会法的"扶权论"等理论基础的界分和协调中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懈探索

致力于现代化伟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理想社会为主线,但因其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所需解决的时代课题、所已掌握和所能调动的客观资源等诸多因素的差异,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也存在差异并在不断发展.在世界观、方法论层面,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从"革命意识"和"统治意识"到"执政意识"和"服务意识";在目标战略、工作方略层面以统筹兼顾为一贯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目标构想到内容设定再到体系形成,从"平均主义"式的同步富裕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再到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制度框架、实际工作中,坚持统一战线理念和制度,从"三三制"、"人民民主专政"到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再到对新阶层的科学判断,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形态的架构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计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国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基于执行权组织构造的考量与分析

作为一种二重性的权力,民事执行权在结构要素上可分为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两部分,据此民事执行权在组织构造上应该分别贯穿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中国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通过设立执行局,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形成统一领导的管理体制,这是一种内置式的改革模式。中国民事执行体制构建应该符合民事执行权自身的性质和组织、运行规律,尊重法院作为司法权载体的组织与程序构造要求,切合中国当代司法制度改革的整体目的。据此,在内置式改革模式已经得到相当充分的实践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题的情况下,外放式的改革模式可成为中国当代民事执行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必要选择。     

乡村自治：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路径

“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因农民的意志上升不到统治意志,平等权、自由权及社会经济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发展乡村自治能够实现农民的“自我管理权”,扩大农民的权力。因而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路径。乡村自治的理论和实践及乡村治理的现状都证明了在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