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位移与文化变迁——《亚鲁王》中的“龙”“龙心”与心崇拜

在纵向发展与横向传播中,语言与思想经常错位、断裂,产生语言疾病,引发或隐或显的文化变迁。在本为保护传统文化的跨语言记录、整理、传播中,《亚鲁王》中的"rangh""rangx"从苗族传统文化中脱离出来,被翻译为龙,它的心成为"龙心",而它所承载的心崇拜无意间被龙置换。"龙心"的神奇力量虽与奇特的"龙"有关,但主要源自亚鲁王流传区域的心崇拜。心崇拜应与蝴蝶妈妈密切相关,认为心是事物最重要的部分,神奇事物之心往往具有神奇作用。文章力图通过厘清"rangh""rangx"的原初含义、联系其生存场域、挖掘传统文化等途径,探析紫云苗族古老的心崇拜,既加深对亚鲁王的理解,也为探析文化变迁提供了语言学视角,并探寻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更好路径。     

南侗"嘎老"传承的当代变迁及其文化意义

本文讨论的是一种南侗民间的重要歌种--嘎老--在当代语境中呈现出的传承变迁现象.文章以"乡间"、"学校"及"舞台"这三种场域来概括当代嘎老传承的主要方式,并试图解释民间歌唱传承方式变迁中所蕴涵的音乐与文化意义.     

民族村案文化教育传承的法人类学因素考量——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功能论者认为教育传承对于民族村寨文化传承具有社会高度的整合与稳定作用,强调传统文化的保持、文化认同感的形成及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在维持社会结构稳定与族裔文化续存中的关联性。法人类学对民族村寨文化教育传承的解释包含了民族村寨文化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系统分析,这种集情境逻辑、解释和说明为一体的研究体系对情境化下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开放的视角。     

文化

《中国消费文化调查报告》从本质上来说,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人们的生活条件变迁,而多元社会生活方式的交错,会导致文化变迁的短周期与文化表现的多元化。个人文化模式界定了个人消费文化的主要逻辑框架。高明的市场营销必须以充分理解消费群体的消费文化及其演变驱动机制为前提。     

比较教育中的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

比较教育既需要科学的解释,也需要人文的理解。前者是对比较教育中的事实现状、发生的原因进行探寻,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后者是研究与文化的价值观念相关联的教育民族性,对各国教育文化的差异性作阐释性理解,理解的目的在于把握它们的"意义"。理解的类型有诠释性理解、直接观察理解、拟情似的再体验理解等。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历史研究部分既有解释,也有理解。     

变化与稳定:非正式制度中的性别呈现——以河北H村仪礼为例

本文以河北H村为例,从仪礼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研究了社会变迁中乡村性别关系的现状、变化及其背后深层的思维模式。伴随社会的变迁,仪礼制度中的仪礼参加、仪式过程及礼金数额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量"的变化,但这并未冲击人们思维中有关仪礼操行的性别规范,也未动摇性别符号的象征秩序。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乡村非正式制度中性别关系的文化图式是文化深层结构的一种象征性表达,并未随乡村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本质的改变。     

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变迁与和谐民族关系构建

城市化构成民族文化变迁的动力,包含民族文化变迁的内容,聚合民族文化变迁的作用场域。选取民族文化变迁作用场域中"城市政治导向"与"民族文化认同"两个关键作用机制,分析城市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变迁的各种发展趋势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指出城市政治有限度地介入民族社会变迁,科学引导民族文化变迁,并在与民族群体文化认同相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     

我国公共意识生成的图式分析

公共意识的现代生成决非易事。而是由经济图式、政治图式和文化图式所构成的一个复杂图式。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公共意识生长的经济图式、政治图式和文化图式会呈现出不同的动态演变。进而造成我国自然社会中公共意识蛰伏与异化的图式；建国后三十年中，公共意识狂热与虚妄的图式；改革开放以后，公共意识渐显理性与本真公共性的图式。     

受欺凌青少年的“沉默真相”及其行动逻辑——基于代际情感互动的视角

受欺凌青少年向父母保持"沉默",隐瞒被欺凌经历的现象十分普遍。本文从代际情感互动视角出发,通过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发现,当子代向亲代部分或全部披露欺凌事件,亲代继续实践日常情感互动模式会产生"虚假情感理解"甚至对子代进行身体惩罚,此外长时间的不良代际情感互动会导致受欺凌子代产生负面预期,为避免痛苦"再生产",理性的个体以向亲代保持"沉默"来进行自我保护。代际情感共同体建构是受欺凌子代实现共有感受期望的前提,代际情感互动的时空界限是真实理解受欺凌子代情感需求的基础,消解或转移受欺凌子代负性情感是打破沉默的关键,进而有助于家长理性参与校园欺凌干预,防范校园欺凌风险。     

局限与应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研究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理性选择的视角理解政治生活与政治制度,其制度变迁研究受到理论资源的深刻影响。理性选择理论是该流派的理论内核,塑造了制度变迁的典型解释,后者具有功能主义、非历史性、集体利益导向、忽略观念性因素、低估权力不对称等缺陷。理性选择理论的修正、新制度经济学等分析工具的引入则催生了制度变迁的多样化解释,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典型解释的缺陷,并提升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非正式制度、制度演化、内生变迁的研究潜力。未来的研究必须处理好制度功能与制度生命力、理论内核与理论边界的关系。     

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逻辑

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村寨文化变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发展态势,但这种变迁绝不仅仅是民族传统文化事象的变异或流失,它还包括了传统的"地方性知识"的复兴、重组和再建构.现代性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颠覆乡土传统的生存空间,民族村寨文化也不会自动终止或彻底放弃自身固有的文化调适与更新机制,一味被动地接受现代化力量的消解和改造.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性诉求之间始终存在着强大的张力,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逻辑将引导其"小传统"逐步走向现代性.     

当今青年多重边际人角色困境与超越

社会学把处在社会、文化和心理变迁中的人的境况尤其是跨界角色称作边际人，并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观照。晚近作为社会研究一种新型范式的时空分析的产生，为理解和解释边际人现象和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探究工具。青年是现代社会中边际人的一种典型。对于当今多元时空中的青年来说，其呈现的边际性特质异常复杂，表现为多重边际性或混杂性，所导致的实质性问题就是角色困境，即处在多重角色之间的游移性。对此社会科学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发现，在各种外在制约下的个体并非被动的，其能动性表现为可以在渗透不同时空关系的结构和文化情境中进行不同社会角色或文化身份间的转换，以达成社会文化适应。笔者认为，在个体层面上所发生的这种能动正是世代生命原理在社会一定层面上实现微改变的表现。     

社会变迁与美国法制现代化——简评劳伦斯·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理论

社会不断变迁,法律欲使其保持自己的社会功用,就必须使自己与日益变化的文明和社会状况相适应。在特定的国家或社群中,人们对法律的态度、理念、价值观以及法律信仰等诸多因素会构成一个国家或区域内的法律文化,而法律文化也与这个国家或社群的历史、社会发展休戚相关。劳伦斯.弗里德曼在他诸多著作当中展现给读者这样一幅景象:在社会的诸多因素(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的变迁中,政治、社会价值观和科技的发展是法律制度形成和运作的基础,而法律文化又是法律制度产生的源头。我们必须在这一特定的关系中来理解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特别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美国公民教育变革对公民文化变迁的作用研究——基于历史发展的视角

美国公民教育的变革客观上已形成与公民文化的协同响应机制,在特定背景下公民文化的维系和发展要求公民教育调整教育理念、目标和方式以适应经济社会的结构调整或迎合社会思潮;而公民教育的变革则推动公民文化的延续或变迁。美国公民教育史上存在三次改革,从20世纪前注重"价值灌输"、20世纪上半叶以课程为中心的探索,发展到20世纪中期以后以社会问题为中心的重视公民参与实践的教育模式,每次变革都驱动着公民文化的变迁。揭示美国公民教育对公民文化变迁的作用和规律,可以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型提供思考。     

戴维森意义理论维度下的语言哲学观

戴维森的真值条件意义理论是为自然语言建立意义理论的一次思想试验,其理论主旨是要从语言哲学视角为语言的解释提供一种说明。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并不是要说明一个表达式意谓什么的具体理论,而是提供关于意义理论的一个标准。本文从考察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哲学渊源入手,深入分析其真值条件意义理论内在的逻辑发展轨迹。戴维森赋予＂真＂初始的不可定义的哲学属性,解决了＂意义＂与＂真＂的相互依赖关系;另外,戴维森＂彻底解释＂的理论视角表明了戴维森意义解释理论的第三人称进路,他否定语言之外存在独立的概念图式或范畴,为我们探索语言的解释和意义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资参鉴的研究范式。     

节俭的重新定义：文化话语与“抠组”青年消费实践

已有研究大多从家庭视角或消费文化视角探讨节俭行为的塑造过程，却忽略了传统与当代文化话语互动的作用。文章通过对16位“抠组”青年的半结构式访谈，借助“工具箱”理论对文化话语在“抠组”青年建构节俭理解及行为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传统节俭话语与当代多元文化话语共同作为文化资源，参与到“抠组”青年节俭消费的建构过程中。传统与当代话语间存在着融合与背离两种关系，不同关系塑造了不同的节俭理解和行为。研究也为进一步理解转型社会中消费行为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     

"移民化"及其反动--在上海的农民工与台商"反移民化"倾向的比较分析

目前,关于都市新移民的研究中,市民化与本土化两个视角都比较强调现有的制度与文化对移民群体的同化以及相互间的融合,也带有比较强的政治色彩.而从"移民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上述两个视角所研究的在上海的农民工与台商两个移民群体的比较发现,如果把"移民化"理解为当地社会与移民群体之间的同化与融合,那么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则是一种"反移民化"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下而上的渐进式社会转型所形成的"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社会变迁路径可以对上述现象作出解释.在此基础上,一种"群体性共存"的"移民化"新模式开始形成.     

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逻辑

卡尔·波拉尼指出,现代社会的源泉和基础是市场经济,现代社会的各种变化受双重运动支配,即"市场的持续扩张以及这一运动所遭遇的在特定方向上制约其扩张的反制运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着经济和社会结构,而且会对政府治理构成挑战,并促使政府重构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这一发展逻辑为理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变迁及面临的挑战提供了较好的解读视角。     

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路径研究

本文采用新制度经济学中路径依赖理论,在对西部民族地区文化资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了其发展文化产业的路径依赖.论文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受文化资源禀赋特点的影响,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存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在短期内存在着受益递增的制度绩效,但是从长远看会朝着非绩效方向发展并最终"闭锁"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论文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制度创新方面给出了解决方案.     

“依网抗争”:社会转型期的互联网与抗争政治——基于“唐慧事件”的研究

借助抗争政治的理论和方法考察互联网在"唐慧事件"中的作用和运作机制,提出了"依网抗争"的解释框架:"依网抗争"是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在网络社会场域中,抗争政治的行动者以互联网为手段、渠道或平台为维护权利而发生的抗争互动,政府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并成为影响抗争进展的主导力量。这一解释框架拓展了抗争政治理论在中国社会转型与网络社会崛起背景下的解释范围,有助于理解当下中国独特的抗争性政治及其变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