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7到G20:竞争的多边主义与日本的全球经济治理角色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一个持续深刻变化的过程,"竞争的多边主义"既对此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揭示了这一变化的主要特征。七国集团(G7)与二十国集团(G20)作为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乃至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多边机制,是日本扮演全球经济治理角色的核心舞台,对日本发挥全球治理作用意义重大。但日本在G7和G20中的地位和表现差异明显:G7作为老牌发达工业国家进行全球治理的象征,突显了日本在亚洲乃至在全球的领导大国地位,在日本多边外交中处于核心地位。G20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产物,虽然契合了日本进行政策协调、走出经济困境的现实需求,但也变相削弱了日本在亚洲和世界上的优势地位。总的来说,日本在G7和G20中采取了一种既"务虚"又"务实"的态度和策略:一方面,日本借重G7成员这一身份对其大国地位的彰显作用,极力维护G7及其所代表的旧秩序,另一方面,面对自身经济深陷长期衰退和新兴发展中大国崛起的形势,又不得不根据现实力量对比和政治经济需求,调整其在G20中的态度和立场。     

经济全球化、G20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防止经济危机或风险,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20国集团及其旗下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是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形成的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实现跨国监测、防范、应对危机的新机制,它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不仅意味着对传统的世界经济旧秩序的突破,而且孕育着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萌芽。中国的人民币应借势加速国际化进程。     

论国际法在构建和谐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

和谐世界是人类对理想世界状态的追求.法律趋同化思想、国际社会本位理念以及建立国际民商新秩序思想都与和谐世界理念有相通之处.国际公法通过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实现国际政治交往的和谐,国际经济法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国际经济交往的和谐,国际私法通过建立国际民商新秩序实现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和谐.和谐世界理念要求国际法更多地体现国际社会本位,要求国际法体系致力于自身的协调发展.     

G20有助中国与世界对接“新常态”

正G20所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出中国的意愿。G20杭州峰会的主题如包容和互联、创新等都体现了中国的诉求。但这并不是我们单独的需求,实际上这些诉求很多都是良性互动的,也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机会。     

G20低碳竞争力评价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全球首份《G20低碳竞争力》研究报告立足于未来的碳减排目标,评价了各国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碳减排目标的优劣势,在全球范围评价G20国家的低碳竞争力,其结论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我国在承担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责任和义务的同时,应坚守发展的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缓碳排放总量增长速度,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提高碳消耗效率。     

物联网: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995年,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中曾经提及物联网的概念,由于当时网络终端技术的局限使得这一构想无法真正实现。2005年11月17日,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了＂ITu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正式提出了物联网的概念。转眼几年,随着3G网络的建设,物联网再次登场,变成了经济危机后各国关注的焦点,都希望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点的新＂引擎＂,由此掀起了新一轮的信息产业浪潮。本文将试从物联网概念、产生背景及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G20与中国反恐怖融资体系建设

"9·11"事件之后,G20所制订的反恐怖融资国际标准对中国国内的反恐怖融资体系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很有必要探讨这种影响发挥作用的动力和渠道。国际与国内两个层次上的有效制度互动导致G20对中国反恐怖融资的影响日益增强。在国际层次上,G20体系与联合国体系在反恐怖融资议题上相互支持、有效互动,形成了有力的反恐怖融资"机制复合体";在国内层次上,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反洗钱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转,加强了国内各部门的互动与合作,实现了有效的"跨部门协调",最终打通了G20机制影响中国国内政治的制度通道。     

试论邓小平“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

“有所作为”是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提出的国际战略思想。这一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埋头苦干,加快发展;顺应当今时代主题,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繁荣。     

G2G信息交换过程中的行为博弈分析——以城市应急联动系统为实证案例

当跨政府部门(G2G)的信息系统进入实际应用阶段,信息共享就表现为信息交换.信息交换的效率实质上决定了协同流程的效率.条块分割和部门利益是阻碍信息交换的核心障碍,G2G信息交换一直是电子政务建设中的难点问题.本文将政府部门的主观行为因素融合到博弈论方法中,构建了外部机构监管下的行为博弈分析模型,分析G2G信息交换中的部门利益博弈行为趋向,提出促进G2G信息交换的对策方法.根据现有G2G信息共享监管理论中的绩效指标,本文通过在应急联动环境下开展实证调研访谈,筛选出了适用于应急联动环境的核心绩效指标,并发现外部监管机制和措施可减少业务流程响应时间(T),降低参与者业务流程协同成本(C),从而使部门克服行为惰性,实现协同效益的怕累托优化改进,维系G2G的信息交换.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文将G2G信息交换的外部监管机制集成到博弈模型中,构建了外部监管下的信息交换行为博弈模型.     

论国际新秩序的本质要求及其实现手段

1988年12月,邓小平对日本客人樱内义雄说,目前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时期,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这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和人民意愿的要求,我们需要探讨国际新秩序的理论,以有效地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努力。一国际新秩序要求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两个重要文件。当时正是东西方关系呈现缓和的     

发展低碳经济 维护生态安全

发展低碳能源供应系统是21世纪全球新能源领域的发展方向，人类能源演化递进的规律就是从高碳向低碳再向无碳经济发展，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中国已确立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中国具有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必将为维护世界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世界体系与中国后期现代化：政治经济学层面的分析

"中国后期现代化"是借鉴了东亚国家(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功经验而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作为20世纪后半叶第四代资本主义国家,即东亚地区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后一个地区之后,该地区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并得以迅猛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东亚国家比较重视发展经济,即一党执政的开发型权威政府的功能侧重于经济领域。东亚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在中国社会主义后现代化过程中也得以体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指导下,使国家迅速得以富强起来。在世界列强强压之下重新站起来的中国,正在开辟21世纪的中国时代,使中国人民真正拥有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希望和蓝图"。     

中美软实力在G20峰会中的比较研究——从国际媒体引用的视角

本文从G20峰会期间国际媒体引用的视角来比较中美两国的软实力。研究发现,中国被国际媒体的提及率高于美国;但美国金融机构受国际媒体的关注度高于中国;中国的发稿量比美国略高,但中美两国都远低于欧洲;欧洲媒体对中国高度关注,对美国却表现出揶揄和失望的情绪。中国正表现出在软实力领域的快速提升。     

从2011年的G20峰会看法国戛纳安保模式

2011年11月3日至4日,G20峰会于法国南部城市戛纳召开。本次峰会的召开正值一个微妙的时刻:欧洲债务危机不断发酵、美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新兴经济体面临保增长与抑通胀两难困境。法国警方在承担这次重大国际会议的安保任务中形成了一套独有的"法国戛纳安保模式",为我国大型活动警务安保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中等强国的变迁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

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更替演进中,大国始终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是处于国际矛盾和重大事件中心的主要角色,也是决定全球治理机制创建进度和主导过程控制的核心要素。从21世纪第2个十年开始,中等强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创设过程中开始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借助二十国集团机制实现从治理参与者向治理推动者的进阶升迁,不仅标志着中等强国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经初步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还意味着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和运作模式步入新的时代。因此,世界政治将逐步朝着代表更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政治方向转变,国际体系也将逐步转化为全方位发展更具整体性的全球形态。     

高速增长的世界经济：竞合格局的变化

2006年世界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增长率高于历史平均水平。美国、日本和欧盟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体,总体增长情况良好,继续主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向;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巴西(BR IC,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进力量。在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世界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竞合格局有了新的特点。2007年世界经济发展将有一定程度的放缓,但总体上依然是"谨慎的乐观"。     

论蓝色经济区建设中的陆海产业统筹发展

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把握世界海洋经济发展新趋势,拓展陆海发展新空间的必然要求。建设蓝色经济区必须坚持以产业统筹为基础,推进海陆统筹,以海带陆、以陆促海、内外联动,推进海陆经济一体化发展。     

陕西县域经济发展问题探讨

中国经济在向城市经济侧重近20年后,正进入向县域经济侧重的转换阶段。最近三年,中央重新审视"重城轻乡"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态势,首次突破性地提出"县域"概念,并将"县域经济"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宏观经济政策呈现出向县域侧重的明确的方向性变化。这些转折性信号表明中国县域经济大发展时代的到来。陕西县域经济的发展,需借鉴国内外县域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探索陕西发展县域经济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借金融危机之“机”促推我国公共决策体制改革

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呼唤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而政府如何在消除市场失灵的同时有效的防止政府失败,考验着各国的公共决策体制。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人民民主共和国,一个奉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加快自身公共决策体制的改革,以保证中国经济振兴计划高效益、高质量、快速度地实施,为世界做出表率,对国人负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