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价值

乡镇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最高伦理价值是构建乡村和谐社会,其伦理价值具有多维性。服务型乡镇政府的打造是乡镇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价值基础;维护农村社会公平正义是乡镇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价值本质;以农为本是乡镇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价值核心。上述伦理价值最终归结于乡镇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最高伦理价值——乡村和谐社会之构建。     

伦理视阈下的新农合制度探析

伦理道德支持新农合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新农合制度推动着伦理道德的进步和发展。由于二元结构长期的存在,我国城乡存在严重差距和不协调,农村的制度化缺失和伦理缺失现象非常明显。当前我国新农合方面的伦理缺失主要体现在制度差异、效率与公平的失衡和政府道德责任的缺失等。新农合制度的完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社会公正原则和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论网络伦理责任对网络伦理困境的超越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网络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人类生存空间——"网络社会"。网络社会在推动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种种伦理困境。其实,这种伦理困境最为本质的道德根源就在于网络社会伦理责任的缺失。因此,在网络社会中凸显和强调伦理责任的道德价值是我们走出伦理困境的根本出路。     

论职业化语境下体育明星的道德责任

公平与正义组成体育职业运动员道德责任的二维构架。程序正义缺失破坏职业体育的诚信体系、公平原则异化导致体育伦理精神迷失以及道德调控机制空位引发责任评估失向是在体育职业化背景下高水平竞技运动员道德责任缺失的主要原因。健全程序正义保障体系、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加强体育伦理规范研究是重拾高水平竞技运动员的道德责任现实路径。     

责任伦理的困境与出路

伦理之产生根源于责任自觉、伦理之发展受动于责任规律,责任贯穿于伦理演进并成为各种伦理形态的本质要素。现代之后,伦理及其规范性被解构,伦理丧失了约束的强力,责任演变成为一种选择而遭受落寞。责任伦理陷入空前的困境:即以责任意识弱化、责任思维匮乏、责任行为缺乏为特征的"责任的落寞",并造成了群体性道德饥渴。重建责任伦理、破解责任缺失的伦理困境,必须遵循制度补益与责任伦理的收益—效率原理相统一的促进机理,实现以他者性、复杂性和境遇性为特征的责任伦理思维方法论转换,建构并实践"解除弊端、消除痛苦、捍卫权利、增进福利"的责任伦理原则。     

体制与乡土双重背景下乡镇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常常出现对上负责、任务导向等目标替代、"镇—村"组织"共谋"与非制度理性等行为,使得社会政策执行表现出非规范化特征。而社会政策本身所具有的"绩效非显著性",以及在"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中呈现的"资源性"特征,构成了乡镇政府在社会政策执行投入力度与执行导向上出现偏差的内在原因。破解乡镇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偏差,需要完善政策设计,加强政策执行透明度与群众参与度;需要挖掘社会资本,引导传统乡土治理资源的现代转型;需要强化法治保障,通过技术性创新促进法律和政策执行。     

新时代全面净化党内 政治生态的道德维度透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任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担当和伦理自觉。道德治理是新时代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需求。当前党内政治生态的德治式微和缺失主要表现为道德教育"去生活化"、道德评价异化、道德文化滞后、道德制度缺失。因此,新时代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推动道德教育回归现实生活、建立科学的道德评价系统、培育良好的道德文化氛围、加强道德制度化建设。     

街头官僚理论视野下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研究——基于政策执行主体的考察

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核心是官僚执行问题和自由裁量权问题,它为分析基层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利益差异是导致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梗阻的内在动因,这些利益差异包括政策执行主体之间、政策执行主体与乡镇政府之间、乡镇政府与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之间以及利益群体与乡镇政府之间。从政策执行主体角度出发完善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必须强化公务员公共精神,树立良好的执行心态,提高基层公务员的素质,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     

地方政府执行力:概念、问题与出路——基于公共精神和行政伦理的分析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政府执行力无疑是直接影响政府存在与发展性质以及各项改革事业成效的一个关键变量。理解政府执行力,仅有技术层面是不够的,应挖掘其精神层面的丰富内涵。政府的信念、价值观和习惯对于政府执行力至关重要。过度推崇功利主义,必然导致政府公共性迷失,而盲目迷信和依赖工具理性,又使得公务员陷入自私自利的泥潭。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存在着政策执行不力和政策执行扭曲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功利主义盛行、双重激励机制和目标置换。因此,要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必须走出功利主义误区,积极倡导理想主义,培育公共精神,建设以人为本的行政伦理,同时还必须摒弃公务员晋升制度中的集权主义,重新确立价值理性的核心地位。     

对强化乡镇领导干部执行意识的思考

提升执行力是当前加强政府及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乡镇政府及领导干部处于我国行政体制的最末端,是最基层的一级政府,因此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导致现阶段我国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及领导干部执行力缺失的原因比较复杂,     

中国基层执法中的相机选择:从策略赋权到话语使用

在基层执法领域,纵向与横向部门之间的推诿、执法队伍与执法相对人之间的冲突,都是相关主体对于行政执法权采取相机选择策略的结果。既有研究局限于末端执法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将执法机构的权力配置视为"默认设置"项,忽视了初始权力配置对于执法策略选择的影响。行政执法权的选择性执行包括垂直互动关系中执法权的选择性下放,水平互动关系中执法主体间的选择性协同,以及政社互动关系中执法队伍与相对人对合法性话语的选择性利用。在垂直互动维度上,乡镇政府的赋权诉求与县级执法部门的控权惯性共同塑造出权能有限的乡镇综合执法机构,从而为基层执法权的运行设置了初始条件。在水平互动维度中,受制于条块结构约束和政府科层制特性,不同执法队伍之间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协作机制,促使横向执法协作流于形式。在政社互动方面,党政体制所依赖的两套合法性话语,即伦理化的"人民政治话语"与理性化的"法制话语"之间的张力,塑造了乡镇执法权的名实分离取向,是文明执法诉求与暴力抗法实践两张皮现象的结构化动因。对于基层执法领域相机选择的三维互动分析,突出强调了初始权力配置与党政体制合法性话语对执法行为的重要影响,可以拓展和深化现有的基层执法行为研究。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示范方式失效分析——基于示范村建设个案的研究

示范作为政府执行公共政策的一种工作方式,在我国被普遍使用,示范村则是新农村建设中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方式。本文基于西北地区某县示范村建设实际情况的个案调研,从政府利益内在性的角度,比较分析了中西方公共政策执行与公共资源分配的方式。本文认为,公众对行政官员没有形成有效的制约,部分地方官员为了产生有显示度的政绩成果,将各种政府项目相对集中地投入到少数示范村,是导致公共政策执行的示范方式失效的主要原因,并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入手切实解决社会诚信缺失和道德失范问题

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失去了诚信,就意味着失去了未来。政府作为国家政策、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监督者和示范者,在诚信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政务诚信一旦缺失,势必误导、诱发、膨胀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的缺失。政务失信加大了国家的政治成本、管理成本、社会成本和道德成本,加据了信任危机、降低了行政效率、影响了社会和谐、导致了道德滑坡。所以,要切实解决我国社会诚信缺失和道德失范问题,必须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入手,这本身既是一种诚信的表现,同时也抓住了解决问题的根本。     

平衡治理与和谐控制: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视角

如果从"平衡治理"与"和谐控制"两个视角来看待社会管理创新问题,许多问题的解决可能会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要按公共政策平衡理论的要求,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平衡功能,化解或减弱各种社会矛盾、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纠纷。同时,在充分关注民生的基础上,尊重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运用"和谐"理念和"控制"理论相结合的方法,讲究以人为本,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对政府目标、社会目标、社会成员的目标进行整合,从而使之趋于和谐一致,实行和谐控制。     

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目标模式和完善途径

非诉行政执行的案件远远高于行政诉讼的案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诉行政执行中当事人对于行政决定是持认可态度。行政诉讼法出于充分保障公民救济权利的需要,将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延长至6个月,于此同时,如果单行法没有对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另作规定,行政机关若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将要等待法定期限届满,这无疑是对行政效率的延误。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应改变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期限规定、完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前的催告程序、扩展间接强制执行的种类和实施主体。     

食品安全政府监管问题分析

食品安全问题始终是涉及民生的大问题,文章从案例分析入手,归纳出政府存在监管主体滥用职权,多头监管导致监管空白,行政主管部门不作为,追惩结果不透明,监管部门推诿扯皮等问题,并进一步分析指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制度的完善应从加强信息公开、严惩政府不作为、明确监管职能、完善相关立法等几方面入手。     

政府执行力弱化的体制成因与对策

政府执行力生成和强弱的体制条件在于政治与行政的相对独立。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政治行政化和行政政治化的体制状态通过影响政策方案的合法性、执行活动的有效性、执行评估的合理性、执行监控的有效性和执行终结的及时性而成为政府执行力的体制症结。实现政治与行政的相对独立以提升政府执行力,必须从规范党政关系入手。为此,应从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法体系等方面寻找对策。     

基于实施“党内关爱”的伦理思考

实施“党内关爱”有利于弘扬我国传统的关爱伦理，推动社会的道德教化，实现党内和社会和谐。同时，实施“党内关爱”也有一定的伦理限度，主要体现在情感关爱有限、物质关爱有限、关爱的程度范围有限、关爱的内容方式有限。实施党内关爱要求在伦理上做到关爱人与尊重人的统一，党内关爱与社会关爱的统一，关爱内容与关爱方式的统一。     

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的伦理之维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乡村伦理秩序建构是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其提供科学的价值引领、凝聚不竭的精神动力、创设良好的道德环境。然而,当前我国乡村伦理秩序面临诸多困境,集中体现为工业化冲击下的家庭道德问题凸显、市场化冲击下的农民道德信仰迷失、城镇化冲击下的乡村社会道德失序。新时代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我们不仅要以道德教育引领乡村伦理方向,还要以传统美德丰富乡村伦理内涵,特别要以完善公共治理提供乡村伦理保障,不断优化乡村社会道德环境,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良好的道德保障。     

领导干部的OSL品德测评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基于部分省市党政干部品德测评实践的思考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一直是我们国家的人才政治原则。本文在回顾国家相关文件政策与分析当前党政领导干部品德测评问题与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品德的资本性、可测量性与可开发性,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视角,提出了包含"评价、任用、开发"的一体化的OSL动态测评模式,并对这种测评模式提出的背景与原因,内涵、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行了相关的分析。文章认为,品德测评不是目的,目的是要通过品德测评来提升领导干部的品德素养。本文设计的OSL测评模式,不仅仅在于对领导干部品德行为的养成效果进行评定,而且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品德行为测评本身模式具有开发的功效,能够对领导干部的行为养成进行反馈、调节与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