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诺禁反言"原则研究

"允诺禁反言"是英美契约法的独特内容,它以受诺人的"信赖损失"为基础而追究允诺人的法律责任.该原则兴起于19世纪末的司法实践,并在20世纪得以确立,美国《契约法重述》对该原则有明确的规定.英美两国契约法对"允诺禁反言"原则的适用不一样,对其法律性质的定位也不一样."允诺禁反言"无疑是对约因法理的重要挑战,但它并不能完全取代"约因".     

"大领导"与"小领导"

在行政日常事务中,领导干部会显现不同的领导风格,但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领导",一类是"小领导".这里说的"大"与"小"并不是以职位论高低,有的人职位高,却是"小领导";有的人职位低,则是"大领导".     

法社会学视角下的"乞讨权"

近来各城市纷纷划定"禁讨区",并在划定的区域内限制行乞.规定一出,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但是与此同时,对于是否有权划定"禁讨区"以及是否存在"乞讨权"等问题上争议日益增多.基于此,本文结合南京市近日颁布的通知并对各大城市的规定进行比较分析,以法律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这一问题:将乞讨行为分成为主动行乞行为与被动行乞行为,并将被动乞讨行为归结为"无受害人"行为;同时认为:设定"禁讨区"是一种合理的城市管理方式,以及并不存在着"乞讨权"这一所谓的宪法上的权利.     

"禁讨令"之合法性分析——基于行政法的视角

颁行"禁讨令'在行政法上是一种抽象行政行为,"禁讨令"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法律依据,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且未能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不能满足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的要求,其合法性并不充分."禁讨令"仅是治理流浪乞讨问题的一个途径,政府欲解决这一问题,须综合治理.     

诚信原则的具象化与禁反言规则的中国式建构

在《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诚信原则之后,普遍认为可以通过禁反言来具体适用诚信原则。禁反言是源于英美法的一项重要理论。它既是一种观念,也是具有若干表现形式的具体制度。虽然因制度环境不同,英美法的禁反言规则无法直接引入我国,但通过分析英关法上各类禁反言规则的构成要素,可以明确建构中国民事禁反言规则的基本路径,即根据诚信原则形成我国的禁反言观念,然后结合具体的民事诉讼制度,在禁反言观念下形成能满足司法实践需要的禁反言规则,从而在基本原则与具体制度之间显现出"诚信原则-禁反言观念-禁反言规则"这样一种关系。     

英美合同法上的允诺禁反言规则与启示

允诺禁反言规则突破并补充了传统的"交易约因论",逐步发展成为英美合同法中的一项重要规则。允诺禁反言规则具有特定的构成要件,同时与缔约过失责任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区别。在对允诺禁反言进行详细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有益借鉴将对我国合同法的完善大有裨益。     

公示"走麦城"不该是场"梦"

不久前,宁夏石嘴山市对拟提拔的27名处级干部进行任前公示,不过与以往不一样的是,此次把干部的特点与不足、民主推荐和考察测评的表决等情况都进行了详细公示(人民网3月23日消息).有关评论说:这样做,公示信息"丰满"了,拟任干部"立体"了.然而,老百姓说:尽管这样的"公示"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特点与不足"仍然讲得很"概括"很"原则",尤其是"不足",譬如"考虑问题还不够周全"之类的"不足",实在是谁都可以拿来套在头上的辉煌的"谦虚",连稍微具体一些说两句小脚趾上的毛病,都显得十分困难,唯恐"丧七尺之躯".     

浅论国际民事诉讼中的"禁诉令"制度

"一事两诉"在如今的国际民事诉讼中已是很普遍的现象,目前国际社会主要通过限制内国诉讼和阻止外国诉讼两种措施来解决此类诉讼竞合的问题,"禁诉令"就是美英等在个别情况下用来阻止外国诉讼的方法。     

中国传统慎刑观对“制刑之义”的阐释

慎刑观是中国古代主流的刑法观,是传统刑法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古人所谓"制刑之义",即指刑事立法的宗旨,属于刑法观的基本范畴,也是慎刑观与重刑观两种对立的刑法观分歧的焦点之一,对该问题的解读是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慎刑观的前提和基础。按照慎刑观的理解,刑乃"不得已而用之"的"治恶之具",刑法的直接作用是"禁暴厘乱";刑法的主要目的在于"辅政助化","明刑弼教";而终极追求则是"以德去刑","刑期于无刑",以达到"刑措不用"的"大治"境界。儒家的"民本"思想、"仁政说"以及人性论是慎刑观的理论基础。     

信息公开与"负面报道"

从5月1日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正式施行.鄙人身为媒体从业人员,深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关键是对"负面报道"的放开.对"正面报道"的放开,我们的不少地方不少部门早就不是一个问题,有的时候甚至是放开"过了头":怂恿媒体从业人员遣假--说成绩把蓝图当作现实"公开",把芝麻当作西瓜"公开".信息公开难在"负面",贵在"负面".……     

试析清代"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的形成——以"张铎德案件"为中心

《大清律例》之中一度载有"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作为清朝统治者制裁天主教传习活动的最主要的法律依据,却至今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未见专门的研究成果产生。本文主要利用清代档案资料,从清代长期的禁教政策以及条例产生的独特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对嘉庆十六年发生在陕西的"张铎德案件"的考证、分析,着重论述了这一条例的产生过程。     

"200多万,无期徒刑有点长"

这句话是绳允说的. 绳允接到判决书的时候,看上去很坦然,当主审法官问他"是否上诉"的时候,他表示"要上诉",并说"判处无期徒刑有点长".     

"禁摩令"存废之争

禁摩令自1985年在北京首次以地方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以来,30年内全国已有150个城市加盟。在实施的过程中,其初衷于现状相比较也近乎是背道而驰,各界的反对意见也日益高涨。本文认为"禁摩令"所伤害的,并非仅仅是公民的路权,更在伤害政府的公信力等一系列政府形象。本文试从多角度论述"禁摩令"的不合理性与不合法性,并试着结合他国经验为我国的摩托车现状提供解决之道。     

法律救济的规则选择: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卡梅框架的法律经济学重构

法律经济学上的"卡-梅框架",是从法益保护的效果模式出发,对法律规则做出的一个类型划分。其原初结构是以法益的转移自由和定价意愿为标准划分的"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禁易规则"。通过引入法益的初始归属和限价方式两个新的划分标准,可以增添"管制规则"和"无为规则"两个新的类型,扩展和重构"卡-梅框架"的救济分类和规则结构。这五类规则构成了法律经济学上可供选择的一个"规则菜单"。一个社会在特定领域的规则选择,对应着国家权力干涉社会生活的不同程度,体现了法律背后的观念变化和权力博弈。对于法律救济规则分类与效率比较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现行法律的学术理解和制度完善。     

怎一个"骗"字了得

官场造假之痛 2010年,一场性质恶劣的造假骗官丑剧,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甚至震惊了中南海高层. 这起官场丑剧的主角,便是石家庄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作为石家庄市优秀后备干部、最年轻的市政协常委的王亚丽,曾当选市"十佳女杰"和"十佳女乡长",可以说"官途无量",是众人眼中的"政治明星".     

中国法律如何规制"换妻游戏"

"换妻游戏"是舶采品,它较规范的名称应叫"夫妻交友",是种双向自愿交换性对象的私密性成人游戏.从西方社会结构考察,"换妻"-般只发生在"有闲社会"及"中产社会".     

国外医疗的"穷人经济学"

一个现代政府,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赫赫战功,而是向国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作为公共产品的医疗与美容、旅游那一类服务不同,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一种基本人权.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曾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道理也一样,市场往往关注的是"富人的经济学",而政府需要关注的则是"穷人的经济学".     

明天是"好否"还是"有无"?香港高等法院"邓光裕堂案"述评

根据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后所制定的《新界条例》第13条第一款之规定,香港法院在处理新界土地诉讼时得适用中国传统法,即清律及习惯.2002年,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的"邓光裕堂案",历时数年、无数次的法庭辩论,于2007年作出终审判决,支持了张伟仁先生的专家意见-族产不可分割和让与的"通则".这一通则是经由上千年的社会生活逐渐形成的"活法"(livinglaw),涉及伯尔曼所说的"代际关系的法律",且为制定法即"国法"所认可.从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天理"人情"与"国法"之间的互动与"并行不悖",而非贺卫方先生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官员在对纠纷作出裁判时"经常地将所谓天理人情置于国法之上".     

对一块“禁采矿碑”的法史学追问

我们对在浙江开化县发现的一块"禁采矿碑"订立的原因进行了法史学上的追问,认为当时明政权订立"禁采矿碑"的直接原因是矿工起义,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官府与民争利,从而导致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激化。因此,在对待一个历史文本时,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法史学上的拷问,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比较接近于历史真实。     

论对生命权的宪法保护——以设立禁讨区为视角

生命是从事一切活动的基础,是首要的人权。地方政府"禁讨区"的划定与设置阻断了乞讨者获得帮助的主要来源,导致的结果就是乞讨者的生命权受到威胁,政府所设置的"禁讨区"涉嫌违宪。我国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生命权制度,应当修正宪法,将公民生命权的保护明文写进宪法。为了实现对生命权的有效保护,我国需要建立起有效的针对包括公民生命权等基本权利在内的宪法救济制度,设置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明确宪法监督机构的审查范围及审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