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实践与新方向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方面进行了诸多新探索,形成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公平正义、司法公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诸多新理念与新思想。在新理念、新思想指引下,治国理政的实践探索逐步展开:加强反腐体制改革,实现权力运行规范化;加强法治建设,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促进社会治理协商化、民主化、包容性;强化开放、流动社会中的公共管理服务功能,促进城乡管理服务一体化。这一系列新探索正是新时期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重要体现。十八大以来,党的治国理政呈现出新的发展方向及新特征:党内民主成为推进社会民主建设的源泉和引擎,法治模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新模式,顶层改革设计与基层实践探索相呼应,在放权社会中推动形成"政社互动"的良好局面。     

"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之探微

文章通过对"乡政村治"治理模式运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针对其运行失当的表现和成因,提出完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要进一步完善乡政村治的体制和<村组法>的实施细则,在乡镇民主制度方面创新.     

立足乡村现实 采取低成本高效模式 激活乡村治理的村民自治体制

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乡村现实,采取村民自治这一低成本高效模式。推行村民自治,首先要保持乡政村治体制,区分乡与村,并将国家行政权力建立在乡镇一级,保持村组自治属性。应将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解为借助国家力量激活基层治理。在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下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注意农村基层社会正在重组,村庄熟人社会解体的现实,而且各地区应当根据不同的村情民情,探索不同的村民自治实践机制。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从“乡政村治”到“乡村民主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逐渐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乡政村治模式设计的局限性逐渐表现出来。乡村民主自治的领域应当适时扩大到乡一级,把乡政村治模式提升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为此,要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制度框架,并为制度的良性运行提供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     

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对恩施州村级主职干部队伍现状的调研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部分,而村级主职干部则是乡村治理中的主要力量,我们趁恩施州对村主职干部进行集中换届的时机,对恩施州村主职干部的现状作了一番调研。调研中发现村主职队伍的现状虽然整体比较稳定,但也涌现出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村主职干部由于工资、养老、工作环境等问题,辞职、工作积极性不高、疲于应付的现象比较严重。我们认为这一现状是由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本身的内在矛盾引起的,乡镇政府的"悬浮"及越来越严重的压力型体制都弱化了国家对乡村的治理能力。"乡政"没理顺,"村治"也就难以达到其实效。其解决的思路就是,一要加强乡村治理力量的建设,二要重新夯实国家对乡村治理的中间阶层即乡镇政权的力量,当然这一过程不是简单地注入资源,而是重塑"乡政"的结构。     

合理构建乡村社会未来的治理模式

在“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语境下,面对乡村社会治理中暴露一系列现实问题(冲突),构建乡村社会未来治理模式的价值取向应彻底摈弃“乡政村治”的制度性缺陷,确立“治理”、“对称”、“制衡”和“统筹”的新理念     

村干部职业化的动因与成效

村干部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基于乡政村治的基层治理二元结构,村干部具有角色上的二重性特征。村干部职业化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正在全国推广,造成村干部的国家性加强和群众性弱化,不利于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农村基层治理要继续保持乡政与村治二元结构,村干部制度建设应当服务于村民自治体制激活,村干部职业化应保持在一定限度。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治理：逻辑转换、体系革新与路径选择

在第二个百年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解决乡村相对贫困、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和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营造一个能够充分保障农民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的乡村善治环境，已经成为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致力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关键的“最后一公里”。在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将发生相应的逻辑转换：在治理价值上，从秩序取向拓展为兼顾秩序与发展取向的综合取向；在治理内容上，从生产、行政、社会建设等局部治理拓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治理；在治理主体上，从乡镇政府、村庄主体等有限主体拓展为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不同层级政府力量的多元主体；在治理场景上，从城乡分离拓展为城乡融合。在此过程中，我国的乡村治理体系将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乡政村治”架构，发展为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的制度构造。下一步，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要统合理念变革、制度优化、主体协同以及民生服务，全方位破解乡村基层治理的瓶颈，释放、激发乡村潜力和活力，走出一条以共同富裕促进乡村现代化和善治的道路。     

历史视角下的村干部身份与治理模式思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中国乡村治理者身份制度及相应的村治模式变迁的长时段视野,分析村干部的制度身份定位与治理模式选择。中国历史上在不能实现官僚化、科层化的乡村治理体制的背景下,以绅士制度和职役制度为基础,在实践中形成了“乡绅—乡役”组合身份治村模式,弥合了乡役治村的身份困境。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和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干部与治理的制度经验,借鉴“组合身份治村”模式,完善“村干部”的身份制度,综合增强村干部身份的政治属性和行政属性,探索“政治—行政”的融合身份治村模式,是可行的善治之路。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郊村“协同共治”模式研究——以浙江省东阳市为例

城郊村普遍存在的边缘治理现象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在地方政府的社会整合下,浙江省东阳市通过输入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保留城郊村原先的制度性权利,加强行政管控与引导服务、发挥经济能人的治理能力与社会责任,初步探索出城郊村社区的"协同共治"模式,为城郊村民的有序城镇化与社区治理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     

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 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群众基础

风险社会视角下,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不确定性事件突发,优化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有利于增强政府抗逆力,有利于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针对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应用中存在的政府与社会边界模糊、忽视城乡社会异质性等问题,可将群众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融入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促进政社良性互动;深化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建设,通过网络化社会服务,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真正建成城乡一体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回顾与展望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历经了县政乡治模式、人民公社体制、乡政村治格局三次大的变迁。目前“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行政化、权力二元化、城市化等诸多挑战，从“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模式转换是一种必然趋势。乡镇直选、村庄合并、农业税免除及乡镇机构改革等实践使“县政乡社”模式从构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创新构建城乡一体化网上行政审批服务体系推进城乡服务均等化

以山东省诸城市城乡一体化网上行政审批服务体系为例,介绍了诸城市为深化电子政务应用、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创新构建城乡一体化行政审批服务体系的相关背景、主要内容、具体做法和良好成效。该做法对于实现城乡资源共享,推进城乡服务均等化,提升基层政府综合服务能力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政社互动”催育社区治理结新果

正社区工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节点,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在当前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如何深化"政社互动"机制,推动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各级组织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苏州在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即"政社互动"方面率先做了一些探索,历经先行先试、扩大试点和全面推广三个阶段,形成了具有苏州特色的社会治理新路径。2014年,苏州市108个     

精准扶贫: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新型贫困村治理模式

贫困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探讨贫困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的贫困村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下,具有单向被动、单元主导和粗放漫灌等三大缺陷,从而使贫困村治理陷入困境。治理现代化内涵具有四大基本特征: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治理过程的上下互动、政府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和公众参与治理过程。治理现代化为贫困村的治理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精准扶贫作为新型的贫困治理模式,能有效的解决贫困村治理困境。且其内涵参与式、多元合作式和精准式三大治理理念,不仅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也能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从而为我国基层农村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模式。针对完善精准扶贫模式,为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提出干部下乡、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参与治理,转变职能、规范管理等三条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研究——以川西平原农村为例

村级组织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治主体和组织行为都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影响。文章通过对成都山镇治理变迁过程的考察发现，村级治理行政化转型与地方社会结构要素相结合，共同形塑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结构。村级治理行政化等外部制度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原子化以及家庭结构中女性“半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实现驱动，共同促成了城乡融合地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成为城乡融合地区农村的客观选择和现实，这得益于治理资源密集输入、村级治理力量充足以及乡村关系高度一体化。青年女性村干部虽然能够胜任当前基层治理事务要求，但行政治理体制结构使其陷入治理成本过高的困境。     

“资源消解自治”——项目下乡背景下的村治困境及其逻辑

项目下乡背景下,一些村庄精英分子掌握村庄政治运作和公共利益分配,村庄权力格局失衡,普通村民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话语空间缩小,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本文以"资源消解自治"指涉这种村治困境。在"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下,项目制自身的运作机制导致"乡政"对"村治"的过度干预,而村庄社会变迁和后税费时期既存的乡村治理样态,构成项目下乡背景下"资源消解自治"得以可能的内外两方面原因。"资源消解自治"的村治困境的出现,要求我们正视项目下乡带来的"意外"后果,以更为整体性的政策安排确保国家资源的政治、社会效益充分实现。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结构重塑

当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已越来越无法适应我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县、乡之间和乡、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使我国的乡镇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乡镇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合作治理是基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组织的兴起、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民主诉求的增多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新框架,其基本理念是要打破政府的权力垄断,使治理主体多元化、平等化,以实现多中心的合作共治。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改革与制度重塑,应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视角出发,朝着构建基于县乡合作、乡村合作和乡镇自治的合作式乡镇自治体制的方向推进。     

"行政消解自治":理解税改前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一个视角

"行政消解自治"是国家汲取型体制下"乡政"与"村治"之间带有必然性的一种关联方式,它使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在税费征缴年代呈现出工作上的共谋性利益共同体和日常生活交往上的情感共同体相互映照的关系,是造成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危机日益彰显的重要原因.税费征缴时代"行政消解自治"的滞后效应是造成...     

选择性合作治理: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

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分析框架内,二十世纪以来,国家与农村社会精英的关系出现了持续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在权力渗透、资源汲取和现代乡村建设中,国家选择与权绅(即营利性经纪人)和专业知识分子等合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建立严密控制农村社会的行政官僚体系、资源提取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中,国家选择以贫下中农中的革命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新型精英作为国家的神经末梢来治理乡村社会;改革开放后,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建构和现实控制农村社会与吸纳农村资源的行政逻辑的矛盾中,乡镇根据对两者的理解不同,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伙治理乡村社会;后税费时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家选择"富人"来合作治理乡村。因此,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总是根据基层政权建设的变化来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作治理农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