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权力与政府权力辨析

公共权力和政府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公共权力比政府权力起源更早,范围更广;公共权力是政府权力的源泉,公民通过宪政方式将公共权力赋予政府,形成政府权力;公共权力在产生政府权力的过程中可能被异化;公共权力不可分割,政府权力可分割。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辨析,便于对此类问题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社会治理视域下公共权力的界限研究

公共权力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它是为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处理公共事务而产生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内容和界限。一直以来,人们总希望既能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效用,又能限其于合理的范围内,因此在特定的时期公共权力的界限必须是清晰的、可控的,这是公共权力有序运行的基本保证。由于公共权力自身存在一种天然的扩张性,加之权力委托人本身难以克服的自利性,导致权力越界现象较为普遍,因此公共权力界限的确定和维护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宪法权力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公共权力的出现具有其必然性。一方面 ,公共权力有利于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和促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 ;另一方面 ,公共权力也具有其内在局限和异化特质。在人类的政治实践活动中 ,将公共权力转化为宪法权力不仅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同时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反映 ,是人类政治行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必然结果     

公共权力异化的根源及对策

公共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会产生异化现象,公共权力异化的原因,既有公共权力主体的趋利性,又有制度上的缺陷,更有公共权力制约机制的不完善。公共权力的异化有很大的危害性,因此,必须针对公共权力异化的原因,强化道德自律机制,在公共权力内部实行合理分权与制衡等对公共权力异化加以遏制。     

和谐社会构建中地方公共权力配置及第三部门的职责分担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型,蕴含着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治理理念,对各级地方公共权力的配置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和要求。从我国当今的国情出发,构建政府公共权力主导下的地方公共权力合作的公共权力配置模型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地方公共权力配置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     

试论公共权力制约思想

公共权力在本质上来源于人民,通过某种方式授权给政府,由其使用公共权力来解决公共问题。公共权力具有公共性、制约性、垄断性、易腐蚀性四个方面的特点。公共权力制约和监督来源于西方的社会契约论和性恶论。马克思主义者谋求现实的权力监督途径。认为只有人民群众实现了权力的监督,才是真正有效的制约公共权力。     

警察权力与公共舆论：一种理论的探讨

权利时代的到来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公民希望通过多种渠道寻找他们的权利，正是公民的相关诉求使媒体走入公共领域并于此域中形成公共舆论。公共舆论作为公民政治权利之一是宪法和法律确定、赋予并加以保护的，其存在对发挥警察权力的功效有着积极的作用。权利和权力理论是政治学的重要理论，而警察权力与公共舆论正是这一理论的外化。警察权力面对公共舆论应开辟新路径。     

公共权力变异的原因对策初探

当权者权力观的扭曲 ,机制、体制、法规不完善 ,监督乏力 ,管理不到位 ,是公共权力变异的主要原因。确保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 ,必须改造主观世界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使当权者不想变异权力 ;健全完善权力制衡机制和制度 ,使当权者不能变异权力 ;加大对公权腐败问题的查处和打击力度 ,使当权者不敢变异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腐败的利益冲突根源

利益冲突是国家公职人员在公共行政的过程中,受到其私人利益因素的干扰,导致价值判断和政策取向偏离公共利益的要求,发生私人利益与公共职责相抵触。在本质上,利益冲突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是公共权力发生腐败的重要根源。它经由权力递延化和权力期权化,进一步破坏公共政策和行政行为的公正性。重视利益冲突,为我们加强廉政建设提供了新视角。     

规范公共权力运作是预防腐败的关键

腐败是公共权力主体利用职权,违背社会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谋取私利的行为和现象。腐败并不在于公共权力本身,而在于公共权力主体的介入,在于公共权力的归属和运用背离了公共的性质。因此,规范公共权力运作对预防腐败至关重要,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防止公共权力运行的封闭化;二是避免公共权力行使的集权化;三是杜绝公共权力运用的私利化。     

论警察权的性质与特点

警察权不同于行政权,既不是来源于行政权,也不是由行政法规范的结果。警察权需要通过法律表现出来,法律反映警察权,法律规范警察权;规范警察权的部门法就是警察法。警察权是由警察权主体、警察权客体以及警察权的实现手段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公共权力是警察权的内在本质,警察权的基本性质是由公共权力决定的。警察权具有执行性、强制性、公益性和义务性等特点。     

论公法人的行政主体地位

公法人应作为行政主体纳入行政法学研究范畴 ,其行为符合公法中的公务原理 ,公法人与其利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别权力关系。随着现代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理应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权力与权利的和谐——《治安管理处罚法》解读

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存在许多弊端,已经不能适应治安管理的需要.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一方面增加了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处罚方面的权力,确保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受到必要的惩处,同时注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注重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体现了警察权的理性扩张和法律调控机制的有机统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权力腐败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执法监督

《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专章规定了执法监督,这对遏制当前公安行政执法中存在的权力腐败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立法体现了以法治权,遏制权力腐败的法律理念。《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几种形式的执法监督仍有需要完善之处,需要加强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使人民监督由抽象变得具体。     

对我国警察治安检查若干问题的思考

治安检查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也是发现治安问题，堵塞治安漏洞，消除治安隐患的一种行政管理措施。公安机关在执法中常常将治安检查权等同于刑事搜查权，对公民权利造成严重侵犯。在警察检查权的制度设计中，应将公共领域的检查权与私人领域的检查权作明确的区分；在公共领域进行治安检查应当以保障警察执法效率为主，适用宽松的法律控制，当警察针对私人领域行使检查权时，应当适用严格的法律控制；从尊重和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角度着眼，公安机关应完善场所检查和公民身体检查的规则。     

当前公安机关滥用警察权的具体表现、原因及对策

当前公安机关滥用警察权具体表现在使用行政处罚权的随意性、使用人民警察权的违法性、使用治安管理权的违纪性等三个方面。警察权的滥用严重损害了人民警察的形象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监督和防范。     

公权力优位文化对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影响

公权力优位是中国权力文化的特点之一。尽管当代社会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及伦理基础方面均发生实质性变迁,但公权力优位的传统文化至今仍然深刻禁锢并影响着现代人特别是广大官员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和交往方式。比如过度适用刑法解决民事行政事务、“官本位”思想及公权力过度介入市民社会等都是典型例证。当前,检察制度改革应当以公权力优位传统文化为突破口,在刑事诉讼中要注意宽缓刑事政策的适用和加强人权保障;要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力;进一步拓展和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检察监督,把行政权力“装进”制度的“铁笼里”。     

治安处罚裁量权的扩张与控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公安机关治安处罚裁量权的范围、方式与程度,从而也引发了关于这种扩张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能够有效保护公民权益,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控制与监督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有必要通过对治安管理处罚制度中行政裁量权价值的理性考量,在对比新旧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种扩张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同时有必要建立一种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位一体的监督控制体系来防止裁量权的滥用,督促这种权力始终运行在维护公民权益的最终价值轨道上。     

有效控制违法与切实保障权利的统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价值取向探讨

我国新近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较,明显赋予了公安机关更多更大的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与此同时,在有关这些权力的行使方面则又规定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加以严格规范。加强对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的配置,意在有效控制治安违法行为;而规范公安机关权力的运用,则是要防范公安机关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和强制权,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由此,该项立法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效控制违法行为与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统一。     

治安调解研究引论

治安调解在公安派出所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它的重要性未被真正看清,现行的工作考评方式影响着治安调解的成效。治安调解绝不仅仅是治安案件查处中对《条例》第5条的运用,它还有一般矛盾纠纷的调解、轻伤害案件中的调解等形式。治安调解不成则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实质上等于取消了治安案件查处中的调解处理方式,不宜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