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风云(三)

第三章戴季陶神秘失踪周恩来初展才华宣侠父被开除出军校一事还未平息下来，军校内又发生了一件轰动性的大事，即军校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突然神秘失踪。对戴季陶戏剧性失踪的原因，军校师生各有猜测，流言蜚语也顿时在军校传播开来。一些国民党师生乘机造谣，说戴季陶的离职是共产党背后捣的鬼，想排挤、打击国民党。其实，戴季陶的离职是国民党右派间的矛盾而引起的，与共产党无一丝牵连。戴季陶，又名戴传贤。早年追随孙中山，积极投身反清革命运动。并以“天仇”为笔名口诛笔伐清王朝，誓与清政府不共戴天。辛亥首义时，为保卫汉口，他奋不…     

多变人生——国民党右派戴季陶

正戴季陶(1890-1949),国民党右派成员。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前,主编《天锋报》;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帝制。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宣传部长。孙中山逝世后,参加"西山会议派",形成了"戴季陶主义"。1927年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戴季陶与中共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     

戴季陶的红黑人生

都说浙江出商人，实际上，国民党的政要出自浙江的更多。有三位国民党人与创建中共关系极为密切，他们都是浙江人，这就是戴季陶、邵力子和沈玄庐。三人中，沈玄庐和邵力子都于１９２０年创建上海共产党小组时加入了中共，只是戴季陶事到临头出乎意料地没有加入中共。他不仅没有参加，反而在中共一大召开的３年之后成了国民党右派的旗帜性人物，发誓要把中国共产党人赶尽杀绝，绝不养虎遗患，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共派。一、《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催产婆戴季陶、邵力子和沈玄庐这三位国民党员都是笔杆子，用现在的话说，几乎就在一个单位工作，…     

宋庆龄与戴季陶的一次交锋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大肆屠杀革命志士。宋庆龄坚决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果断与国民党右派决裂，旅居海外。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为了树立起“正统”地位，一直企图拉拢宋庆龄。1929年，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蒋介石借此机会派戴季陶前往拉拢和劝说，企图让宋庆龄放弃反对国民政府，由此宋庆龄和戴季陶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中山舰事件前后的周恩来

“周主任年轻有为,实在是 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 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之初,任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但戴季陶辜负了孙中山的期望,他反对国共合作,歪曲三民主义,孙中山对他极为不满。 一天,戴季陶因和国民党右派分子张继争吵,“委屈”之余不辞而别。政治部无人负责,形同虚设,孙中山忧心如焚、食不甘味。     

戴季陶退出上海发起组之后

戴季陶的一生复杂多变，早年研究和宣扬过马克思主义，甚至参与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初创。可是。时隔不久。便歧路徘徊。走到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炮制所谓“戴季陶主义”。为国民党清党反共提供理论武器，最终沦为一名顽固的反共分子。     

中山舰事件中的周恩来

“周主任年轻有为,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 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亦称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但是戴季陶辜负了孙中山的期望,他反对国共合作,歪曲三民主义,后因与国民党右派分子张继发生矛盾而不辞而别。 戴季陶走后,政治部无人负责,形同虚设,孙中山忧心如焚、食不甘     

朝秦暮楚周佛海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此人是民国史上一个少有的“变色龙”式的人物。早年留学日本,曾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天回国后,参与了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和筹备工作,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并一度代理中央局书记。不久,回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求学。1924年,在戴季陶等的拉拢下,脱离共产党,投靠了国民党,并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历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国民党中央宣…     

孙中山逝世后三民主义的变异与升华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戴季陶、蒋介石、汪精卫等对三民主义进行曲解篡改,将其异化为反共反人民的理论;以宋庆龄等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始终高举新三民主义旗帜;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对三民主义加以升华,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真正实现了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     

速记员眼里的民国名人(下)

天大地大不如佛大的戴季陶 1948年戴季陶生日的一天,蒋介石偕同蒋经国来到戴季陶家里登门祝寿,下车未见戴季陶出门迎接,便迳入客堂。原来是戴季陶并非不知道蒋介石到来,而是此时此刻正是在佛堂虔诚念佛的时候,平时念佛不见客,今天蒋介石来了,同样推托,因为他认为“天大地大不如佛大”。可夫人急了,连连催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几通信札

正笔者从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获得几通未曾公之于世的信札,对于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时代情境和当事人的个性特色颇有帮助,兼具史料与鉴赏价值。其中,毛泽东的亲笔信札有3封,都是他担任国民党要职时写给国民党中央的短笺。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之后,毛泽东即返回湖南领导农民运动。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大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与国民党     

参与中共建党活动的国民党人

国共两大政党,代表着各自的阶级。然而,解放前,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曾有过两度携手合作的历史。究其原因,两党除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共同奋斗的目标而结成同盟、携手共进外,两党之间还蕴藏着很不一般的历史渊源。早在中共建党之初,一些国民党人就曾参与中共建党活动,而当时这些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友好的,甚至在早期共产党人中的一些人以前就是国民党人。一先后参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筹建活动的国民党人有:上海方面:戴季陶(戴传贤)、沈玄庐(沈定一)、邵力子、林伯渠;北京方面:江浩、…     

毛泽东会见陈立夫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重庆举行正式谈判,共同商讨和平建国之方针大计。 在重庆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除参加谈判外,大部分时间用于拜访各界人士,广交朋友。甚至连一贯以反共顽固派著称的陈立夫、戴季陶等人,毛泽东也以礼相待,与之坦诚交谈。 陈立夫,陈果夫之弟。陈立夫与陈果夫创建中统,死心踏地地效忠蒋介石,拥戴蒋为国民党的唯一领袖。陈立夫掌握的中统,不仅在国民党内排斥异己,打击其他派系,而且尤其仇视共产党和工农运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采纳张群等人的意见,企图通过政治谈判来迫使中共屈     

寻找戴季陶遗骨秘闻

成都昭觉寺坐落于成都市区东北，著名的民国政治人物，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的墓就坐落在此中一隅。戴季陶，祖籍浙江吴兴，早年在成都求学，14岁留学日本。曾做过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后又紧随蒋介石，成为蒋的忠诚谋士。1949年2月12日，眼见大势已去的戴季陶，在广州选择自杀终结了自己的人生。     

中共内蒙古特委书记陈镜湖

正陈镜湖,1901年出生于热河建平(今属辽宁省)哈巴沁南井村,8岁入私塾,后升入建平县高等小学就读,1918年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1919年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五四运动,同年秋,与爱国学生发起成立新生社,在新生社结识了李大钊等革命先驱,1923年经李大钊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形成统一战线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陈镜湖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4年以直隶省代表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一大。     

光辉的足迹(二) ——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十九大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 党的三大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毛泽东与《政治周报》的创办

<正>一、国共合作实现,孙中山决定加强宣传工作在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曾经三次来穗。1923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来穗,出席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1924年1月,毛泽东第二次来穗,出席国民党一大。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2月中旬,毛泽东从广州来到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由于在上海积劳成疾,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于1924年12月回湖南休养。就在毛泽东回湖南前1个月,孙中山北上推动国民革命运动谋求国内和平统一,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日益     

李大钊为什么是促成国共合作的“主角”和“理想人物”

1922年8月,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的决定,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李大钊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发生很大争论,据与会者回忆,李大钊基本上赞成共产国际的意见。他认为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中共二大既定政策的好办法。西湖会议最后决定同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中,李大钊发挥了     

五四时期戴季陶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星期评论》中戴季陶署名文章为研究对象

通过考察《星期评论》创刊的国内外环境,以《星期评论》中戴季陶署名文章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其与早期马克思主义内容密切相关的劳工运动、女子解放、社会主义、工读互助四个方面,以求科学评价五四时期戴季陶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发挥的作用。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一则史实正误

《毛泽东年谱》称,1924年3月11日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在报告中提到中央党部组织部曾发出关于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的第一号通告。许多工具书和论著都引据《毛泽东年谱》的上述说法。揆诸史实,毛泽东11日出席的是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会议,在会上报告上海执行部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其中提到关于旧党员重新登记的通告是上海执行部组织部发出的第一号通告,而不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发出的通告。《毛泽东年谱》的这则史实错误应当予以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