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证人拒证行为的犯罪化

刑事证人拒证行为危害严重 ,且已达到了为国家和社会不堪容忍的程度。对其规制的惟一理性的选择是尽快完善刑事立法 ,将刑事证人拒证行为纳入刑法调控领域。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适用问题探究——立足个案的实证分析

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应慎重。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属于选择罪名中的排列式罪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只能是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兜底罪名,不能过分延展。本罪的行为与放火、决水、爆炸和投放危险物质行为的危险性相当,对手段相当性的识别应先找出危险源,进而验证危险源本身是否存在危险、危险程度能否等同。纵使手段具相当性但并非一次性完成的行为,也不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具体危险犯,存在现实发生的危险才有可能适用本罪。刑事审判须协调好刑法与刑事政策间的关系,避免希求重罚而让刑事政策凌驾于刑法。     

刑事政策考量下的刑法教义学应何去何从——本体论亦或规范论?

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刑法教义学是国家对刑事政策目的的反应,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德国刑法教义学以Roxin为代表的功能论因提出将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体系中而备受推崇,与之相对应的Welzel目的行为论并非忽略了刑事政策,其论证过程所基于的本体论更具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功能,故应在本体论基础上发现能更好地保障人权的理性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     

文物犯罪的刑事政策分析

文物犯罪是危害社会应受惩罚的行为,我国刑法专门以妨害文物管理罪加以规定。文物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如何有效预防和打击文物犯罪,刑事政策起到了引导作用。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其最佳的选择。     

西方国家"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的实践考察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现代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主导趋势,并且正在成为一种席卷世界的刑法改革潮流.虽然主观主义刑法在犯罪论领域的影响日渐式微,但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在犯罪成立方面仍有一定的表现,期待可能性成为构成要件、严格责任罪的确立、亲亲相隐行为免责化、被迫行为免责化等就是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在犯罪成立方面的反映....     

刑法·刑事政策·和谐社会

刑法、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刑法、刑事政策不仅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创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分别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刑法的主要任务一方面在于通过惩罚犯罪维护规范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在于规范司法、限制国家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刑事政策不但要指导和协调刑法的立法与司法活动,同时也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发挥其特有的社会功效。     

社会危害评价的博弈分析

犯罪的社会危害评价始终是刑事政策、刑法立法、刑事司法关注的焦点。博弈模型的展开及模拟运行结论,描述了人们在刑法制度环境下如何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以及导致的结果,可以为社会危害评价提供新的思维模式和经济学上的支持。在被害人及其亲属与犯罪人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博弈的均衡是认罪、谅解;在中止犯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最优均衡是中止、减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政策取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与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有区别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非法集资犯罪的基础罪名,影响该罪刑事政策选择的因素包括刑法的谦抑性、金融管制的缓和趋向及选择性司法的负作用。未来我国对该罪的刑事政策取向为：重新确立入罪标准,提高刑罚确定性并制定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     

刑事立法的正当性依据

立法的首要追求是正当性,只有具备正当性的立法,才有资格称得上是良法。那么对犯罪人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刑法,其设立必然追求正当性。刑事立法的正当性依据主要有:刑事立法正当性的基础是刑事立法权源和立法程序的正当,刑事立法正当性的保障在于排除政策因素对立法的作用,刑事立法正当性的根本在于目的正当。而刑事立法目的正当又表现为:刑法对生命安全等合法权益的保护多于报应;刑法应顺应伦理且引导民意;刑罚效果不可偏离立法初衷,坚持罪刑适应;刑法应限制国家权力,闪耀人道主义光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学

刑法解释学的蓬勃发展使得刑法学生机盎然,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两种解释理念的对抗让"正义"再次展现出多元化,是打击犯罪还是保障人权,这是个价值选择问题。刑事政策为刑法解释学的走向指明了方向。当前的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表明,"宽大"与"严格"的刑事政策指导了刑法解释学的基本走向——以严格解释为基础,以扩张解释为补充。针对妨害秩序的犯罪应当严格解释,针对公民人身、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的犯罪可以扩张解释。同时,尊重行为类型在刑法中的基础地位,限制想象竞合的滥用。     

论台湾暴力犯罪对大陆的渗透与影响

台湾暴力犯罪是当前影响海峡两岸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之一。台湾暴力犯罪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日益向大陆渗透 ,在大陆活动的主要特点是 :犯罪分子多渠道入境 ;以合法形式落脚 ,并积极寻找“保护伞” ;犯罪目标的经济性 ;犯罪组织的帮派性与犯罪手段的残暴性 ;内外勾结进行犯罪活动 ,危害严重。对此 ,各地警方要高度重视 ,在实践中因地制宜地探索打击涉台暴力犯罪的具体策略。同时加强两岸协作 ,共同打击暴力罪犯。     

信用卡犯罪的新特点及对策

本文所称“涉卡”犯罪包括信用卡犯罪和使用信用卡、储蓄卡犯罪。我国刑法规定的信用卡犯罪大致有三类 :伪造信用卡、信用卡诈骗、盗窃并使用信用卡 ;使用信用卡、储蓄卡犯罪具有信用卡犯罪的一般特征 ,但犯罪手段更为狡诈 ,涉及的犯罪种类更多 ,社会危害性加大 ,而司法机关对之却往往难以适用我国现有法律定罪量刑。“涉卡”犯罪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产生、演变。目前 ,这一新型犯罪正呈日益严重之势 ,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 ,厦门市的情况就颇为典型。在打击对策上立案是关键性问题 ,各地公安机关应树立大局观念 ,联手合作 ,多警种协同作战 ;运用高科技手段 ,提高防控水平 ;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     

论经济犯罪对社会治安状况的软影响

经济犯罪是指行为人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为谋取不法的经济利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现代经济犯罪的成因比传统刑事犯罪要复杂得多,经济体制改革、法制转轨.人口流动之类的社会因素均可能诱发各种各样的经济犯罪。经济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一起经济案件可能导致一个或数个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倒闭;一些大案要案涉案资金数额巨大,给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造成巨大损失;尤其是经济犯罪往往与腐败现象紧密相连,经济犯罪滋生腐败,腐败行为掩护经济犯罪,极易引发上访等集体性案件的发生,威胁国家政权的巩固。     

经济犯罪的经济分析

本文用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对经济犯罪进行了分析 ,认为 :经济犯罪相对于传统犯罪 ,犯罪人一般都是以谋取非法利益或者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 ,犯罪人更关注犯罪的成本与收益 ,因此通过提高经济犯罪的犯罪成本来防范经济犯罪的发生不失为一种良策。提高经济犯罪的犯罪成本 ,可采取一系列措施 ,本文仅从经济制度建设、立法、司法的角度寻求提高犯罪成本的途径和措施 ,包括 :加强制度建设 ,增大犯罪直接成本 ;提高司法效率 ,直接增大犯罪惩罚成本 ;严密法网 ,完善刑罚 ,间接增加犯罪的惩罚成本。     

福建省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问题研究

重新犯罪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影响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刑满释放人员违法犯罪思想根深蒂固、社会控制力弱化、改造存在缺陷、出狱人员保护措施不力等因素,导致我省重新犯罪率上升,犯罪种类多样化、新型化,犯罪手段职业化、团伙化。预防和控制重新犯罪必须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完善刑满释放人员保护制度,积极推进社区矫正,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     

有组织犯罪的刑事政策探析

有组织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组织性。打击有组织犯罪的立法对策是完善刑事立法。实体法方面要修改、增设罪名 ,增加财产刑 ,打击相关犯罪 ,加大惩治力度 ;程序法方面要完善证人保护、羁押与取保候审制度、制定配套法规和反黑法律。司法对策是 :加大打击力度、反黑与反腐败同时进行 ;成立专门机构、开展专项斗争、坚持刑事、经济犯罪并案查处、加强国际间通力合作     

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及其对策

有组织犯罪绝对数量大；其首犯、主犯多有暴力犯罪的前科，几乎全是边缘化人群；多以合法外衣掩饰其违法犯罪行为，以暴力、恐吓手段攫取暴利；呈现专业化、家族化的特征；多有保护伞。控制有组织犯罪依赖于立法专门化、一体化；切实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刑罚体系，重视并努力做好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工作；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优化社会政策，减少边缘人口。     

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缺陷与完善

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使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我国经济生活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用重典保护食品安全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检视食品安全的法理、法事,继续完善刑事立法,扩大食品犯罪圈,完成食品安全的行政法规与刑法的对接,是作为保障法的刑法对食品犯罪的理性选择。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社会性、经济性、职业犯罪性和政治性等特征。办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应当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普通犯罪集团相区别开来 ,注意刑罚的适用和经济上的摧毁 ,注意刑事政策的运用     

论TRIPs视野下的刑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与限度性

知识产权对刑法保护的需求源于该领域的特殊性 :知识产权的权利脆弱性和易受侵害性、知识产权侵权与犯罪行为的弱谴责性与高收益性、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已达成国际共识。但是 ,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亦有程度上的特异性 :在价值目标上的限制是谋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衡平、鼓励创新与科技进步的衡平 ;在法律性质上的限制是恪守后盾法的刑法应是最后制裁法之原则 ;就介入的纵向程度限制而言 ,则应在适度观念下的注重实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