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社会控制模式选择的法社会学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与之相应的法律机制加以规范和保障，而且也要求有与之相应的道德机制对社会加以控制。“法治”与“德治”并重应是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最佳选择。选择这一“模式”，既符合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也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现实需要。法律侧重于外在控制，道德侧重于内在控制，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做到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统一，社会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维护，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向前发展。关于“法治”与“德治”之相互关系，是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就从法社会学理论层而对“法治”与“德治”及其并重这一社会控制模式进行了考察，并对这一模式的理论基础、实践及在实际操作中的设想作了多方面的论证     

法主德辅——历史与现实的理性抉择（摘要）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法哲学永远的主题，尤其在今日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凸显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和互补性是德治法治并举的理论基础

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是把握和贯彻德治法治并举方略的关键。通过分析法律与道德各自的优劣 ,阐明了法律与道德互补的可能性 ;从对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和互补性的分析中 ,得出“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和互补性是德治法治并举的理论基础”的观点。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关于“道德”与“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 ,古今中外 ,一直争论不休。仅强调“道德”或只注重“法律”的作用都是片面。道德与法律是相互区别的 ,它们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 ;道德与法律又是紧密联系的 ,它们共同作用于国家的治理 ,不可偏废。在国家治理中 ,德治是基础 ,法治是保障 ,且法治也是德治的保障 ;德治和法治又相互作用 ,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 ,法治是德治的理性升华。我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治国中的作用 ,今年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将“以德治国”明确地提了出来 ,指出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是党的又一项英明决策 ,是对邓小平理论关于治国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道德态势与社会控制模式需求定律——我国接受西方法治思想与模式原因的新解读

道德的“自我”单位变量与法律控制的需要量是成反比的,即道德的“自我”单位越小,法律控制的需要量就越大。人性中固有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需要更多的法律控制。某一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影响该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大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德治控制模式;西方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法治控制模式。中国传统社会所选择的德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反,并高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德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差;西方社会所选择的法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一致,并等于或低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法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发生反向渐变,因而社会从对德治模式的选择逐渐转向对法治模式的追求。     

法治与德治互动结合发展研究——以对欧美法学家论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评析为视角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法哲学的范畴,就是实然法与应然法之间的关系。这是法学、特别是法哲学的一个重大而艰巨的问题。在当代西方法哲学中,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一论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道德的法律强制;如何处理法律与道德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对欧美法学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评析,便于正确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实现法治与德治的互动结合。     

中国传统法律的宗教性特征

在法律社会学视角下，中国传统法律研究主要包括“德治”和“法治”两种研究范式；这 两种范式都过于强调法律的儒家化特征进而忽视了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间实践的区别，因此未能回 应西方学界认为中国不具有法律或法治的法律东方主义观点。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 间实践之间并不具有一致性，在儒家化法律表达之下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宗教性法律实践；正是基于 对法律宗教性特征的发现，中国传统法律的运行机制才能够摆脱法律儒家化的简单模式，形成了一种 哲学、道德、宗教和法律相融合的复杂互动模式，从而为从法律宗教性特征和复杂文化面向的视角回 应法律东方主义观点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资源。     

以法治为基 以德治为本——德法并举是中国治国模式的新探索

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本文从德治与法治的哲学基础、历史渊源着手,积极探索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途径,构建德法并举的治国模式。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与德治途径

和谐的社会应当是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主体之间在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几个方面的相互协调。文章围绕法律与道德的产生与发展历程,面对中国实现法治和德治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德治是法治的权威公正之基础。认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能仅仅只依赖法治,在一定程度上,道德的建设是更深远的,是对法律的完善与补充。     

法治与德治整合的理性思考

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两种治国方式。要在推进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的过程中促进二者整合，必须明确法治与德治整合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渊源，强调法治与德治应理性地统一在宪政原则之下，增强法治的道德品性，培育德治的法律秉性，进而开启治国模式的新路径。     

德治及其传统之于中国法治进境

中国乃至东亚的法治推进开始就是在矛盾冲突中进行的,德治及其传统的深刻和发散性影响,可在相当程度上解释这一系列紧张关系。德治对于我们,不仅意味着曾经的治式(传统德治),意味着传统(德治传统),且意味着当下的治式选择(以德治国方略),传统德治、德治传统与德治的当下治式间确乎存在某种生命意义的关联,而它们对于中国法治进境的意义也是独特的。在将道德具有法律不可替代的功用这一普适命题与中国古代德治这一独特作业相区分、将法与道德功能上的互补这一事实性问题与法的统治或道德的统治这一规范性问题相区分、将作为治式的德治与作为文化传统的德治各自对于中国法治进境的意义相区分之后,我们的立场是:法治即为制度的品德,其为个人的道德选择所铺设的制度性、结构性前提应是我们所寄望的。     

当代道德法律化趋势的若干误区与检讨

当代中国在逐步摆脱人治的枷锁而迈向法治的进程中,道德法律化是现阶段法律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趋势。理论界众多的学者对其在法治实践中折射出来的价值内涵,进行了殚精竭虑的考古与思辩。虽然观点林总,但无论是理论探索、立法导向还是司法实践,仍存在诸多认识与操作误区。理性地反思与检讨这些误区,对于加强和指导我国的法治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正确地理解与定位“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道德的法律强制论误区与检讨 千百年来,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难解之谜,从不同的理论角度,有迥异的…     

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浅探

法治与德治的功能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古代中国德治与法治的文化、思想渊源,自然哲学的观点来分析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用结果倒推的方式来分析德治与法治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他们之间的联系,究其区别。     

道德与法律辩析

如何认识“德治”,如何认识“法治”,德之于法,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必须从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含义中探讨。     

山西省副省长王显政指出: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加快民主法制建设进程

日前,山西省副省长王显政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就“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谈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王显政谈到,今年2月份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这意味着,党和政府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将更加重视发挥道德的作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将成为我们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从事实层面上看，正是“道德法律化”对“法的法律化”的误解，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判决结果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处在“一体三元结构”中的法治与和谐——从《法治与文明秩序》谈起

和谐哲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构建和谐社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新任务。那么,和谐社会这个新主题与法治社会主题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关系,换言之,法治理念与和谐哲学各自维护和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标准,二者之间又当是何种内在关联?本文以文明秩序的范畴来理解和统合两种不同的行为标准,试图阐释法治理想与和谐哲学在文明秩序建构的过程中是兼容的。法治是一种法律文明的秩序,而和谐正是法治语境下的题中之意,是法治秩序理想下的道德之维与道德秩序,二者统一并兼容于中国人良善生活的建构进程之中。     

需求层次理论下的政府法律产品供给

自从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法治的道路上更前进了一步。但是，中国在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本文从“经济人”假设和需要层次理论出发，指出了政府在法律原则与道德原则、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以及法律意识与法律秩序等方面提供法律产品时，与公民和社会的需求存在结构性的不平衡，由此而构成我国法治建设的真实障碍。所以，笔者从政府对法律产品的供给要符合公民与社会的需求层次这一观点出发，提出了政府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应承担的责任。     

青年大学生道德与法律信仰危机问题研究

青年大学生道德、法律信仰的失落已成现实。建立有效机制,建塑一代大学生社会主义道德、法律信仰是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实践需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法治建设,优化教育环境;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作用,提高大学生道德、法律素养;倡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德治校、依法治校,使大学生在德治、法治校园环境里得到良好熏陶与充分实践;引导大学生加强自我教育、自我修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