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的德治心态──兼析官本位在中国的法律基础

中国传统的法律观主要有两家，即法家和儒家，把这两家的观点用法治与德治来概括是不准确的。法治是近代以后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的法律观念，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中国法家有着木质不同。传统中国法治和西方法治不是法治之间的区别，而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废除官本位的根本在于法治建设。文章认为有必要将中国的传统法治改称为刑治，以区别于近代以来的西方法治，而德治只不过是别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德治的灵魂是官本位。民水位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正象官本位是封建法律的灵魂一样。     

浅谈法与道德关系的现代价值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社会具备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双重保障.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是法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今时代的呼唤.法治和德治应当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本文首先分析了法与道德的共同性与区别,然后围绕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法治与德治的差别,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性、法治与德治的协调性灯几方面加以论述,明确了二者的关系,期待对二者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德治及其传统之于中国法治进境

中国乃至东亚的法治推进开始就是在矛盾冲突中进行的,德治及其传统的深刻和发散性影响,可在相当程度上解释这一系列紧张关系。德治对于我们,不仅意味着曾经的治式(传统德治),意味着传统(德治传统),且意味着当下的治式选择(以德治国方略),传统德治、德治传统与德治的当下治式间确乎存在某种生命意义的关联,而它们对于中国法治进境的意义也是独特的。在将道德具有法律不可替代的功用这一普适命题与中国古代德治这一独特作业相区分、将法与道德功能上的互补这一事实性问题与法的统治或道德的统治这一规范性问题相区分、将作为治式的德治与作为文化传统的德治各自对于中国法治进境的意义相区分之后,我们的立场是:法治即为制度的品德,其为个人的道德选择所铺设的制度性、结构性前提应是我们所寄望的。     

德治法治结合，促进社会和谐

德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思想。治国既需要强制，又需要协调；既要加强法律建设，又要加强道德建设。科学理解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做到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体系、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论调解与法治的排斥与兼容

调解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走向深受治国基本方略的影响。传统调解服务于人治的治国方略,与法治相排斥。现代调解建立在法治主义之上,服务于法治的治国方略,与法治相兼容。当代中国调解一直趋向法治化,立法者在做调解与法治兼容制度上的努力,司法者在做调解与法治兼容方式上的探索。当代中国是一个具有德治传统的新兴法治国家,一方面,德治调解理念仍然盛行;另一方面,不与法治完全兼容的调解制度仍然存在。实现调解与法治的兼容,一是需用法治调解理念更替德治调解理念;二是以现有诉调对接机制的探索和完善为契机,用法院和解制度取代法院调解制度,促成中国调解的现代转型。     

从“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关系看“德法并举”的重要性

德治和法治,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德治则通过对社会成员的内在价值引导,来达到规范行为的目的。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具有统一的目的性和功能。     

德法相济:提高政法队伍道德素质的必由之路

德法相济(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是江泽民总书记“以德治国”重要思想区别于传统“德治”思想的最显著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治国新方略的精髓。全面体认“以德治国”思想,加快提升政法队伍的道德素质,必须坚持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坚持“德治”与“法治”并举。 从人性善恶的矛盾来分析,只有德法相济才能实现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人性是善与恶的矛盾统一,道     

论德治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对德治教育、法治教育的内涵分析,深入探讨德治教育和法治教育的关系。即德治教育是法冶教育的基础,法治教育是德治教育的保障,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法治、德治与宪政

法治与德治是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两种治国方式 ,两者的理性统一构成了宪政。离开了德治 ,法治就失去了道德基础 ,并成为不可实现的空想 ;离开了法治 ,德治也将流于空谈 ,并最终走向专制与人治。宪政是法治的最高形式 ,同时也为整个法律体系提供了必要的道德根基。作为法治与德治的理性统一 ,宪政是任何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法治与德治整合的理性思考

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两种治国方式。要在推进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的过程中促进二者整合，必须明确法治与德治整合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渊源，强调法治与德治应理性地统一在宪政原则之下，增强法治的道德品性，培育德治的法律秉性，进而开启治国模式的新路径。     

法治与德治

在市场经济中,法治和德治都各自有自己的功能优势和局限,如何寻求法治与德治的契合点?这就必须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化,局限得到最大程度的抑制。     

论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选择——以法治与德治并举为分析视角

以商工文明为背景的西方法治模式和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中国传统德治模式均是现代中国治理模式得以形成的重要来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德治应当坚持“中德为体、西法并行”的原则,在保障现代性基础上凸显中华道德文明的历史传统,努力实现国民心理认同;在法治的选择上,应侧重平衡之治,同时袭用西方的公法理念实现与中国的肌体相融.通过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治理模式,构建良法善治和厚德尚理的法理型国家,继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     

实践哲学视野中的“法治”与“德治”

“法治”与“德治”、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是法哲学、法理学和中国政治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实践哲学出发 ,分析了二者在人的生存实践、实践目的、方式上的同一性 ;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法律与道德的分离 ,以及在螺旋式发展中二者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 ;中国在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和建设上存在的问题 ;认为不能从纯粹理论层面 ,惟有从中国社会实践出发 ,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中 ,才能找到二者相互关系契合的合理性。     

论道德与法律的价值取向

法治与德治结合 ,道德为基础 ,法治优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求实行法治。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道德本身包含了对法治精神的肯定和追求 ,同时 ,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也需要法治来肯定和保证。     

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和互补性是德治法治并举的理论基础

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是把握和贯彻德治法治并举方略的关键。通过分析法律与道德各自的优劣 ,阐明了法律与道德互补的可能性 ;从对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和互补性的分析中 ,得出“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和互补性是德治法治并举的理论基础”的观点。     

对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法治与德治的反思

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属后发外生型进程,相对于西方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它表现为人为的强劲推进力,而伴随这一历史性变迁的,就是中国急剧的社会结构转型——由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化。其间,德治秩序的解崩与法治秩序的构建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在依法治国进程中重新定位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时代性的话题。本文通过对法治与德治给予应然的关切和实然的解析,并由此阐明笔者对“依法治国”内涵的理解。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与德治途径

和谐的社会应当是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主体之间在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几个方面的相互协调。文章围绕法律与道德的产生与发展历程,面对中国实现法治和德治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德治是法治的权威公正之基础。认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能仅仅只依赖法治,在一定程度上,道德的建设是更深远的,是对法律的完善与补充。     

孔子的德治思想与中国当代法治

~~孔子的德治思想与中国当代法治@许富仁$肇庆学院!广东肇庆526061~~~~~~     

从传统德治到社会主义的德法兼治

江泽民同志指出：“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本文以德治为线索，考察传统德治及其要义，并认为传统德治是一种人治，进而论述社会主义以德治国是一种新型的德治，是与法治相结合的德法兼治。 一、传统德治及其要义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德治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西周早期的周公。周公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主张反映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孔孟沿着这一思路，提出了系统…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辅相成

本文认为当我们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的时候 ,不能片面地认为法律本身是万能的 ,也要注意加强德治建设 ,以达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