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科技创新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新恢复并进一步突出科技创新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科教兴国战略对科技创新发展进行了总体战略部署。进入新的世纪,科学发展观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科技创新工作的发展途径——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科技创新思想,有助于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公安学研究的理论方向

]本文针对公安学研究中存在偏离中国公安实际的问题,论述了公安学与中国公安事业的紧密依存关系;中国公安事业的社会主义特色、管理体制、国际地位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新的独特方式,为国际公安事业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明确提出公安学研究的要旨是立足中国公安发展实际,与时俱进,建设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公安学。     

从列宁到江泽民:科学社会主义在探索实践中前进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进入20世纪以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三次探索。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崭新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经验、模式可资利用和借鉴,从5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三次大的挫折。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开拓者,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历史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规律性认识。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经验为借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吹响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号角。在毛泽东先行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     

关于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

回顾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值得引起人们重视的有三件大事:第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兴起。第二,90年代初社会主义发生剧变,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第三,八十年代以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这三件大事贯穿整个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过程,表明了社会主义从兴起到低落又走向复兴的历史趋向。纵看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可以从中找     

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同志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先驱。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就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的思想,成为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而为新时期我们党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民主监督60年

自20世纪40年代"三三制"政权开启民主监督先河以来,民主监督的思想与制度得以坚持和发展.民主监督在新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架构中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共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重要思想和方针,奠定了多党合作、民主监督的思想基础与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多党合作、民主监督得到恢复和发展,民主监督制度建设翻开历史新的一页;新世纪新阶段,民主监督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不仅是多党合作制度价值与功能的重要体现,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要内容.     

苏联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失误及其教训借鉴

自20世纪30年代始,垄断、专制、封闭的斯大林模式导致苏联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长期的僵化和落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台的戈尔巴乔夫采用公开化、民主化方式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的改革,反而加剧了苏联的解体。反思．苏联的教训,在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上,需要在体制、氛围和条件上不断创新。     

丹东市“三抓三比”政府绩效管理的创新

为适应行政体制改革的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国政府开始逐步引入政府绩效评估来改进政府绩效。本文以丹东市“三抓三比”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为例，解析了地方政府是如何创新完善政府绩效管理的。     

论共产国际对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一方面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客观走向;另一方面也与共产国际在总体策略上的重大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后期,共产国际提出"第三时期"理论,"左"倾思想在共产国际占据了上风,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开始转变,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与确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当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发展轨迹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境外“金三角”毒品的生产和渗透呈不断上升趋势，使云南早已禁绝的毒品祸患死灰复燃，愈演愈烈，成为当前云南最突出的社会问题。30年来云南毒品犯罪大致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三次毒潮，所涉毒品种类、数量及境外毒源形势的不断变化而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上世纪80年代传统毒品鸦片时期、90年代精制毒品海洛因时期和21世纪初期新型毒品冰毒时期。分析研究云南三十多年的毒品发展轨迹，有助于对未来十年云南毒品犯罪趋势作出预测。     

数字鸿沟与网络不平衡发展

网络以其“新技术”和“新经济”的双重威力改写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的面貌。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体,它为文化生产提供了新的公共空间。而且伴随着这种新空间的浮现以及它日益深刻地介入到传统媒体和社会之中,必然会产生出新型的媒体社群。当然,我们也不能高估这一新的媒体空间的可能性,因为它的生产同样受制于市场与权力交互运作的特殊语境。     

试论我国刑法学从论理到注释的发展

长期以来 ,学界对我国刑法学发展轨迹的研究甚少 ,这不能不说是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大缺陷。我国刑法学可分为论理刑法学 (主要是刑法哲学 )和注释刑法学 (刑律学 ) ,相应地我国刑法学的发展可划分为论理刑法学发展期和注释刑法学发展期。其中注释刑法学的发展期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唐以后 (至于清 )的继续发展期 ,二是 1 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后至今的恢复发展期。这样基本梳理了我国刑法学的发展轨迹与过程。     

克林顿治下美国联邦政府改革述评

作为20世纪90年代西方各国行政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克林顿政府推出了"国家绩效评估"的联邦政府再造计划。克林顿治下联邦政府改革的诱因主要在于财政两难困境、问题政府假设、官僚体制老化、再造工程效应和中间路线导向五个方面。改革历时多年,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对美国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进行了根本性改造,影响延续至今。对美国"国家绩效评估"正反两方面的研究评价,可以揭示出一些政府革新的基本经验。     

和谐社会背景下经济法主体体系的重构

本文首先对现有的经济法主体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指出其存在的种种不足。接着笔者论述了和谐社会背景下经济法主体体系的重构问题。笔者认为经济法主体首先可分为经济调节主体、社会中间层主体、被调节主体三大类,其中经济调节主体又由经济行政机关、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组成;被调节主体由经营者和消费者以及其他主体构成;社会中间层主体主要由社团性中间层主体和公共性的经济鉴证性中间层主体、公共性的市场中介性中间层主体、经济调节性中间层主体中的政策性银行等部分主体、舆论监督性社会中间层主体等构成。     

“公私法混合”、“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辨析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私法观念重新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论,在公私法观念上也存在着一些误解和含糊之处。这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公私法混合"、"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这三个概念的使用上。"公私法混合"、"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往往被当作"标签"来指代法律社会化这个法律内容,二者之间被机械地建立起等值关系。但这一方面会限缩法律社会化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又会不适当地扩张法律社会化的指涉范围。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要与时俱进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要与时俱进,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认识。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科学的预测,描绘出未来社会的三大基本经济特征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20世纪中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实践,因忽视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前提和基础,导致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走了弯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坚持了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开拓创新,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建构——以中国为对象的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的成长是一个具有全球性意义的话题。这一话题所以具有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更在于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独特性。同西方相比,中国中产阶级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不仅表现出了鲜明的消费主义特征,而且消费更为突出地成为地位模糊的中产阶级寻求社会认同的途径。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一方面,经济改革的成功凸显了这一阶级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现有的政治格局也制约了中产阶级的行动空间。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政治改革的相对滞后,使得中产阶级凸现出＂消费前卫、政治后卫”的双重特征。     

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研究综述

近年来,政界和学界对公共外交的重视与研究逐渐升温。中国学界从对公共外交的界定、理论范式等方面对公共外交理论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对中国拓展公共外交的意义、中国开展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以及提升和拓展中国公共外交的现实路径进行了研究。归纳和总结中国学界对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其目的在于找出学界研究现状的不足,推动对公共外交的进一步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时期和两次转轨

本文认为从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起，中国即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章以二元选择论为立论根据，将“姓资”“姓社”问题转化为分期问题，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为平等式、经济发展式和全面发展式社会主义等三个时期。三个时期发生了两次行进轨道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平等轨道转向了发展轨道，十六届三中全会从发展轨道转向全面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