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与坚守:全球化背景下缅甸客家人的文化调适

"客家"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文化概念,对共同文化的认同是客家族群认同的心理基础。就缅甸客家人而言,其文化认同就是对整个客家族群自身历史记忆与价值体系的认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客家方言、客属会馆作为维系缅甸客家人内部认同的纽带作用逐渐减弱,缅甸客家人在文化认同上也必然会经历一个由族群认同向"民族—国家"认同范式的调整与适应的过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将超越对客家族群文化的认同,成为包括缅甸在内的所有海外客家人文化认同的主流趋势。     

罗兴伽人危机与缅甸民盟政府的内政外交

2017年8月25日,缅甸若开罗兴伽救世军与军警发生了进入21世纪以后最激烈的冲突。这轮罗兴伽人危机是宗教与族群冲突危机、安全危机、难民危机、内政危机和外交危机的综合体,引发缅甸内外前所未有的关注。面对内外重重压力,民盟政府和军方多管齐下,打击若开罗兴伽救世军,维护稳定,重视解决若开邦难民安置、冲突后重建与发展问题。此轮危机原因复杂:若开邦的罗兴伽人穆斯林与若开族佛教徒历史积怨颇深;当地发展落后,争夺有限资源导致双方利益冲突激化;若开罗兴伽救世军军事和组织能力较强;政治转型导致社会高度自由化,网络发展迅速,加剧极端言行的传播扩散;政府在解决罗兴伽人问题上收效甚微;西方强力干涉缅甸内政,导致缅甸限制国际机构对若开邦开展援助,加剧人道主义危机。罗兴伽人危机是持续恶化,还是朝着解决的方向好转,取决于缅甸政府、军方、佛教徒、穆斯林等国内各方力量能否良性互动,取决于缅甸能否与国际社会开展良好合作。     

缅甸“罗兴亚人问题”的重构与解构

2012年之后,由于跨国罗兴亚人网络的努力,缅甸的"罗兴亚人问题"从缅族、若开族、罗兴亚人三者之间两两矛盾的一个方面,转变成缅甸政府与世界范围内的跨国罗兴亚人网络、国际组织之间围绕罗兴亚人人权问题的较量,从一个国内问题转变成一个国际问题。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缅甸政府逐渐意识到缅甸"罗兴亚人问题"的重要性,先后成立9个调查委员会,对"罗兴亚人问题"展开调查,企图正本清源,把它放回到既有的族群冲突框架之内、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寻找解决的办法。在"罗兴亚人问题"上,中国政府一方面奉行不干预内政原则,反对一些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干预缅甸内政;另一方面积极斡旋,促成缅甸和孟加拉国就"罗兴亚人问题"展开谈判,帮助缅甸政府开发若开邦地区,为缅甸族群冲突的根本解决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些都有利于"罗兴亚人问题"的解决。     

傣族与缅甸蛋生人龙女故事考论

傣族的蛋生人龙女故事十分独特,其产生与缅甸蛋生人故事关系密切。由缅甸蛋生人龙女故事到傣族蛋生人龙女故事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不仅折射出缅甸与掸傣民族、掸族与傣族之间密切的历史文化渊源,从人类学"族群认同"理论的角度而言,还充分体现了传说故事所具有的族群认同功能。     

缅甸华人身份认同与政治参与的代际变迁

在传统缅甸华人社会中,“在商言商”、“远离政治”的诤言与理念成为其族群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准则。缅甸老一辈华人一直向后辈灌输参与政治的危险性,以及华人曾经卷入政治运动的惨痛记忆与深刻教训。这种角色定位与缅甸华人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然而,在近年来缅甸云谲波诡的政治变幻中,缅甸新生代华人表现出与其父辈完全不同的政治风貌与政治姿态。特别是在2021年缅甸军人再次接管国家政权的背景下,许多新生代华人纷纷涌向街头,积极表达民主诉求。新生代华人的身份认同也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化。探讨缅甸华人身份认同和政治参与的变迁,是理解缅甸华人社会以及缅甸政治发展趋势的重要维度,并为进一步探究缅甸民族国家建构中新生代华人的身份与角色提供了理论空间。     

族群冲突对缅甸民主转型的影响

缅甸是一个族群状况复杂的国家,族群问题在缅甸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独立运动时期,缅甸各民族的团结被放在了首要地位,并通过《彬龙协议》相互约定独立后采取民族自治的联邦制。但是,独立后的缅甸政府却在联邦制和民族自治上有名无实,相反强调"一个种族(缅甸族)、一种语言(缅甸语)、一个宗教(佛教)"的强制民族融合政策,这直接造成了国内大规模的族群冲突。2003年8月缅甸政府推进民主转型以来,族群冲突依然成为阻碍民主转型的重要障碍,甚至还将完全逆转民主转型,如何解决该冲突成为当前缅甸政治中的重要问题。     

国家身份视角下蒙古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

国家身份构建影响国家对特定国际组织的认同,而且在与国际组织的互动中,国家身份(预期)面临被弱化或强化的趋势,影响国家对国际组织认同的变化,进而影响其与特定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冷战结束以来,蒙古国在个体身份、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方面,均致力于重构国家身份。对国家新身份内容与意义稳定性的珍视,影响蒙古国对上合组织认同水平的提高,进而导致蒙古国与上合组织之间的关系长期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蒙古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个体身份上的显著差异,制约了其对上合组织的认同水平;其次,相对于邻国和"第三邻国"的角色身份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使蒙古国与上合组织保持适当的距离;再次,蒙古国对自身民主国家类属身份面临弱化的担忧,成为阻碍其对上合组织认同水平提升的深层次原因。上合组织扩员后,蒙古国持"积极参与,缩小距离"的态度,尝试增进与上合组织的关系。     

夹缝中生存:海外华人独立纪录片身份特征

作为纪录片研究领域不同于国内纪录片的重要研究对象,海外华人独立纪录片有着特定的内涵。将这一对象置于中华民族海外移民的背景下考察,可以发现,海外华人独立纪录片人通过族群记忆强化其移民身份,通过"中国题材"实现创作上的回归,而飘泊、离散的生活又将其推向事实上的无国、无家状态。海外华人独立纪录片人这种在东方与西方、母国与居住国之间的夹缝中生存的身份特征,为其纪录片赋予了超越国家与民族边界的全球视野。     

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

身份认同问题是原苏联空间中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转型过程中所必须要面对的共同难题,而克里米亚长期的身份认同困境则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也是国际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源于苏联时期,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不同时代的苏联领导人对于克里米亚采取了不同的地区政策。由于不同时期的政策思路存在明显的矛盾,使得克里米亚的身份归属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从而导致苏联解体之后的克里米亚陷入了身份构建的困境之中。后苏联时代的克里米亚共有三条可能的身份建构路径,分别是推动国家认同的深入,建立乌克兰身份;推动地区认同的深入,建立克里米亚的独立地区身份;以及推动民族认同的深入,回归俄罗斯身份。但在身份认同建构的实践中,由于克里米亚半岛以俄语为共同语言,在俄语的历史叙事中,乌克兰的缺位和鞑靼人的反面角色使其难以通过历史叙事的重构形成新的国家认同和统一的地区认同。同时,由于长达数百年的俄罗斯化过程,整个半岛的符号体系完全俄罗斯化,无论是地理名称、城市雕塑、政治符号抑或是文化标签,都被打上了鲜明的俄罗斯印记。在原苏联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分布状态下,乌克兰中央政府无力主导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建构。而克里米亚人为了平衡来自基辅的外在压力和来自鞑靼人的内在压力,继续维持并强化本就在本地区占据主流地位的俄罗斯民族身份,不可避免地选择了继承苏联所赋予克里米亚的所有身份符号,并重新寻回沙俄时代的历史叙事,强化自己的俄罗斯身份。在俄罗斯身份认同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克里米亚在20世纪90年代就产生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分离主义运动,在1994年,整个分离主义运动达到了高潮。时任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有利的国际背景,在没有产生冲突的情况下瓦解了90年代的分离主义运动,但始终没有办法推动克里米亚地区形成乌克兰身份的建构。最终,在2014年3月,身份认同的困境最终成了克里米亚事件的导火索。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也再次证明,身份认同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决定国家或地区的命运,但是如果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或地区长期无法摆脱身份认同的困境,那么它始终都将成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潜在威胁。     

论欧盟制宪过程对欧洲公民身份建设的积极影响

2000年欧盟制宪运动开始之前,欧洲公民身份经历了从市场公民身份到政治和社会公民身份两个阶段的发展。欧盟制宪是包含多重议题和内容的动态政治过程,它推动欧洲公民身份建设跨入了一个新阶段:宪法公民身份建设阶段。公民对制宪过程积极的民主参与和意见表达引发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重新理解和定位,促进了欧洲认同意识的发展;宪法对欧洲公民宪法性地位的规定、对公民权利的极大丰富以及为实施和保障公民权利所进行的统一的联盟司法体系建设都代表着未来欧洲公民身份发展的方向。从推动欧洲公民身份建设的积极意义来看,宪法条约遭否决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倒退行为。     

苏格兰独立公投视角下的民族主义结构矛盾

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常被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解释当下民族主义的最新发展。由于历史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变化的范围很小,因此本质上只是一个常量而非变量,无法对民族主义在某一时间段内的发展给出完整的解释。本文以苏格兰独立公投为视角进行分析,揭示了导致这次公投事件发生的三大结构性矛盾,即苏格兰民族政治权力扩大与自由市场下经济实力衰弱的矛盾、身份认同递减规律与英国外部威胁长期缺失的矛盾,以及金融危机后英国经济低迷与苏格兰未来美好前景预期的矛盾。这三大矛盾本质上是制度上的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的矛盾、身份上的自我认同与现实位置的矛盾,以及利益上的实际所得与心理预期的矛盾。正是这三大结构性矛盾,产生了当下的苏格兰民族主义,并成为推动民族主义不断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     

战后东南亚排华运动再探析:基于种族支配的视角

战后,东南亚国家出现大量排华、反华运动。本文试图从种族支配主义角度分析东南亚排华原因,即东南亚的主体民族要建构自己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战后初期,东南亚华人在私人经济方面相对于原住民群体占据着优势地位,这与原住民要在经济上建立民族经济支配地位形成了冲突,故当地政府制定各种政策排斥、限制华人的经济力量,并且由此涉及华人的认同问题、公民身份问题和政治参与问题。"华人支配国家经济"是东南亚各国对于华人族群的刻板印象,本文认为华人并不是东南亚国家经济的支配者,国营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才是东南亚真正的经济支配力量,华人只在私人经济领域占据优势地位。东南亚的原住民族群要建构和维持自己的种族支配地位,这是东南亚华人社会发展必须面对和适应的一个宏观环境。     

后军人时代缅甸的“双头政治”及其外交影响

缅甸进入后军人时代后,国内呈现由军人集团和文官政府组成的"双头政治"权力格局,这种格局是前军人集团政治设计的结果,对现在缅甸的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落实和应对国际压力的过程中,"双头政治"的博弈因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而变得更加复杂,体现为军人、文官政府和少数民族的"三方博弈"。在缅北民族和解进程中,各方政治力量的博弈使得缅甸陷入既需要外部帮助斡旋而又让外部难以有效参与的困境。在中资大项目问题上,这些博弈导致缅甸对华政策出现"依赖"与"反依赖"纠葛,而中缅关系无法有效推进的局面。在若开罗兴亚人问题上,各方博弈更使缅甸陷入国际道义、政治与法律围攻的窘境。究其根本,缅甸仍停留在"求稳定"与"求发展"的初级阶段,而国内长期存在的政治认同分歧与族群割裂,使其在后军人时代可能进入另一个"乱局"。军人势力仍然强大、文官政权软弱、少数民族各自进行不同程度的国际动员,各方"自助"而"不得助"的客观形势,使得民盟政府初期良好的外交环境日益恶劣。因国内政治而不断引发外交危机,缅甸孜孜以求的独立自主、中立主义和韧性外交受到极大影响,缅甸的复兴梦与发展梦未有穷期。     

法国移民的身份认同困境

近年来法国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和国内移民问题是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抬头的重要原因。法国主流社会同移民群体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而背后深层次的是法国公民身份与移民多元身份诉求之间的矛盾。在传统的共和主义身份模式失效的背景下,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提出的身份纯粹化纲领有可能将进一步激化矛盾。只有在法律平等承认的前提下,提倡宪法爱国主义、加强社会内部的情感维系、增强信任与团结才能走出当前的身份认同危机。     

缅甸族群冲突与族群和解进程探究

自执政以来,缅甸民盟政府尽管倡导并积极推进“21世纪彬龙会议”,但目前取得的成效有限。缅甸持续近70年的族群冲突问题是多种因素不断累积造成的。整体而言,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根源性的历史一殖民因素,结构性的国家制度因素,不同时期累积起来并得以持续的族群政策,以及族群武装组织本身的一些因素。目前来看,缅甸尚未完全具备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族群冲突问题并真正实现族群和解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对族群冲突的有效规制,创造各种支持族群和解的条件,对于继续推进缅甸族群和解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身份认同与南海国家利益的认知

近年来,随着南海地区紧张局势的不断升温,如何界定中国南海国家利益的问题愈发显得重要。身份认同的研究路径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框架。身份认同是一国对"我是谁"的认知,这一认同影响了国家行为体的战略界定,并进而影响一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利益认知。目前,关于中国的身份认同存在"普通国家"与"体系大国"的双重认知,导致在国内产生有关中国南海国家利益的不同认知,同时,国际社会倾向于通过崛起国的身份来解读中国在南海的战略目标。未来中国崛起国的身份认同一旦在国内处于主导地位,将会导致南海政策的重大调整。     

德国浙籍华人新移民的跨国公民身份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欧洲成为浙江新移民的主要移居地。这些浙籍华人对侨居国和原籍国的关系、两国的经济建设、文化交流、区域稳定等问题都产生着重要影响。本文以德国浙籍华人新移民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对其跨国公民身份进行探讨。研究表明:浙籍华人新移民的"跨国公民身份"不再意味着一纸护照,而是移民超越国界的身份构建过程。跨国公民身份在浙籍华人的权利、义务、参与及身份认同四个维度上有着不同的体现,导致其在德国的生存状态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华人-墙-德国人、华人-窗-德国人、华人-门-德国人、华人-透明的墙-德国人,而语言能力成为跨国公民身份构建过程中的一道门槛。     

政治身份认同与缅甸果敢同盟军的瓦解

生存达二十年之久的缅甸非政府武装组织果敢同盟军于2009年8月被缅甸中央政府解除武装而宣告瓦解。本文通过对果敢同盟军、佤邦联合军和掸邦东同盟军这三个背景相似的缅甸非政府武装组织的比较研究,提出导致果敢同盟军瓦解的内部深层次的支撑性原因是该组织政治身份认同的缺失的观点。通过这一案例,本文试图提出政治身份认同是非政府武装组织在主权国家内生存的必要条件这一一般性假说。     

融合与冲突--论海外华侨华人的认同

二战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在完成从"过客型"到"定居型"的转变后,因应政治身份的变化,在文化上也逐渐融人所在国社会.笔者认为海外华人的认同,主要是文化认同,目前还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融合与冲突并行.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存在加速认同与冲突的二律悖反的现象,即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一方面有强化的趋势,另一方面,这一趋势则有可能导致潜在的冲突.     

身份、命运与爱情的交织——《俄国小说》主题的符号学解析

法国当代作家埃玛纽埃尔·卡雷尔的《俄国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时而穿插书信体或忏悔录的形式,看似结构松散,毫无逻辑,却给人一种心灵深处的震撼。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小说中展现的身份、爱情与命运三个主题互相交织、循环复现,构架起一个精巧的叙事结构,阐释了人类世界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生存。每一个主题都关乎一场生与死,主人公在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将家族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融为了一体;在找到身份认同的同时,找到了个体生存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