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调解司法指导问题研究

民间调解作为基层社会纠纷解决方式之一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近年来由于不被重视和司法指导不恰当等原因,其作用逐步弱化.为了充分发挥民间调解的积极作用,人民法院应当从规章制度设立、人员培训、法律宣传等方面加强对人民调解的司法指导,实现司法与民间调解的互动.     

解决民间纠纷的立场定位与路径选择——从两则案例说起

民间纠纷的解决影响到我国法治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解决民间纠纷应当根据现代法治的精神和理念,兼顾社会的复杂性和“地方知识”的特殊性,通过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理性沟通实现二者在解决民间纠纷中的妥协、让步、合作与支持,建立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民间理性与纠纷解决

从是否涉入国家理性的视角来看,传统的社会纠纷解决模式可以化约为纠纷解决的国家理性模式和纠纷解决的民间理性模式两类。民间理性是相对国家理性而言的,其不仅不是粗俗落后的纠纷解决手段,相反,在当今中国民间社会,纠纷解决的民间理性方式具有特殊的合理性。在民间理性范畴内,传统民间法的内容得以扩大,民间理性为社会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提供更多的方式和依据。     

民间规范与习惯权利

本文以探讨民间规范和习惯权利的内在关系为宗旨:习惯权利是针对法 (国家法 )定权利而言的,它是指一定社区内的社会主体根据包括社会习俗在内的民间规范而享有的自己为或不为、或者对抗 (请求 )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社会资格。习惯权利的规范载体是民间规范;民间规范的重要规范内容是习惯权利。在民间规范中,对习惯权利的载定既有明示方式的,也有隐含方式的。应当透过民间规范来观察、理解习惯权利。     

民间借贷纠纷何其多——江阴市人民法院滨江法庭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情况调查

由于民间借贷法律规定的不健全、人们之间诚信的缺失以及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增多等原因,民间借贷纠纷越演越烈。这一方面体现在纠纷产生的数量不断上升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纠纷的复杂程度逐渐增加。本文通过对江阴市人民法院滨江人民法庭（以下简称滨江法庭）自2006年至2008年期间审理的民间借贷案件进行调查研究,尝试得出民间借贷纠纷的成因以及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对策,以期减少民间借贷纠纷,正确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发挥民间借贷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人民调解与民间调解之间的关系

调解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形式,从淡出人们的视野到被人们重拾,不是法治的倒退,也不是人们缺乏法律意识的表现,而是法制发展的一定程度,人们在法律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有限的社会公共资源寻求的一种更经济、更简捷、更高效、更适合自己的一种民间纠纷解决,文章以人民调解和民间调解的概念和特点为基础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在大调解格局下使二者之间相互吸收与借鉴,为民间纠纷的解决发挥更大的作用。     

乡土社会民间法与基层法官解决纠纷的策略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基层人民法院在解决民事纠纷时与乡土民间法的冲突与转化关系。着力阐释乡土社会民间法的作用 ;基层法院法官运用乡土民间法解决纠纷的原因 ;以及乡土民间法在解决纠纷时的实现过程与方式。     

浅谈民行检察工作中民间借贷申诉案件的审查重点

伴随民间金融交往的活跃，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明显增多．不服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纠纷审判结果而向检察机关进行申诉的案件数量也显著提高。总的来说．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问题主要存在两个方面．即证据认定和法律适用。根据我们处理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的经验．我们认为在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中．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几个方面。     

浅议民间法在法院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运用

我国正处于由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型时期,规则之治与乡土逻辑之间不可避免地呈现某种内在紧张的样态。人民法院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时应综合运用包括民间法在内的多种社会规范。从宏观层面,应逐步赋予民间法正式的法源地位,充分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从微观层面,法官应当在审判中统筹考虑法理情,熟练掌握衡平艺术,在调解和诉前纠纷解决中自觉并大胆运用民间规范。     

论刑事和解与民间规范

刑事和解,是我国正在倡导和试验的一种刑事纠纷解决方式。刑事和解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究竟根据什么规范处理、分配刑事和解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问题,是刑事和解的重要前提。民间规范如果一旦获得刑事和解主持人、当事人在行为上的遵从、接受和心理上的确信、认同,则可以被援引为刑事和解中当事人权利义务分配的根据。不同类型的民间规范,具有不同模式的权利义务配置方式,但这都不影响在刑事和解中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分配。国家有关刑事和解正式制度的建立,应关注民间规范的参与,关注对民间规范的吸纳。     

史诗作品的法律保护

史诗是一种重要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民族文化之根。很多史诗在我国至今仍被广为传唱。有无必要为我国史诗作品提供著作权框架下的特别权利保护,如何确定相应的客体和主体,如何设置相应的权利和义务,都属应予关注的方面。对此中国特色问题的探究可望有助于为世界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保护提供借鉴。     

民间法与裁判规范

裁判规范是法官在司法中援引或运用一定规则以直接适用于个案的规范。裁判规范分为两种：一种是法官援引一定规范所直接形成的裁判规范；另一种是法官运用一定规范而构造的裁判规范。民间法作为法律渊源，既可以被法官直接援引作为裁判规范，也可以被法官作为构造裁判规范的“原材料”加以运用。民间法作为法律渊源有一些制约性条件，需要法官识别民间法，也给法官增加了论证义务，以便使民间法作为裁判规范或者以民间法为据构造裁判规范时，获得当事人及其他社会主体的接受。     

民间法的限度

民间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规则,与国家制定法一样,具有自己的生存限度.民间法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强制性、传承性等鲜明的特点.与此相联系,出于对自然的原初的敬畏与恐惧、社会化了的行为尺度、乡土社会的正义观以及类同于国家法的暴力构成了民间法的效力来源和基础.民间法同样发挥着法的作用,只是与国家制定法在作用的内容、方式、方法、强度和向度上存在着差别.     

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

从20世纪50年代起,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就成了国际上最具争议的知识产权问题之一,稍后随着对传统医药和遗传资源保护等认识的加深,人们开始抽象这几类被保护对象的共性,对比它们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在关系。近几年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成了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热点问题,我国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科研机构也曾就传统知识,尤其是民间文化艺术的法律保护问题数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已经取得了相当有益的成果。但是,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民间文化艺术法律保护问题的理论储备尚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以下几个问题仍值得思考。     

由谣谚所见的民间伦理观念

民间社会村夫野老口耳相传的谣谚,是包含着民间伦理生活真实信息的"活化石".在传统社会,谣谚所映射出的民间伦理观念具有多元复合的特点,儒、道、墨等诸家观念大量充斥其间.谣谚所传达的伦理观念,既有与官方正统教化伦理高度一致的一面,同时也不乏异质的声音.其主要表现是谣谚以有限认同、阳奉阴违、分庭抗礼的姿态,构成了对正统教化伦理的反对性回应.谣谚作为一种小传统文化,与作为大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互渗互用、相生相长,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     

两种清初小曲总集与明清小曲之演进

《万花小曲》和《丝弦小曲》是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两种小曲集,收录对象在沿袭和改编明代小曲的基础上又有新变。《西调》和《边关调》首见于清初。《西调》原是明末山西、陕西地区流行的小曲,其声调凄楚哀感,适宜表现悲情内容,传至中原遂成为清前中期的流行曲调而广泛传唱于大江南北。《边关调》亦当兴起于明末,或发源于东北,原先以表现悲感哀吟的题材为主,至清代则演化出悲感哀吟、插科打诨、雄迈悲壮等不同风格,而又以儿女之私、靡靡之音为主。     

民间文化传播中的反不正当竞争——以天津“泥人张”诉北京“泥人张”为例

民间文化产品的开发近年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有关知识产权纠纷也不断出现。在主体明确、有继承人或传承人作为权利人的情况下,不应当随便使用权利人的企业名称、特有的商品名称、商标或姓名,不得造成特有名称的混淆和淡化。如果打着弘扬民间文化的旗号一哄而起,任意贴上某种知名商品的标签,导致产品越来越不“正宗”,其独特性、精粹性丧失,该民间文化所遭受的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中国古代民间规约引论

通过对古代乡村民间规约演变过程的考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间规约的历史存在形态:唐代后期的社邑规约、宋明时期妁乡约、明末清初产生的民间慈善组织规约和清代晚期的乡规,以及四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民间规约既不同于私人契约,又不同于国家法律,是民间社会组织的自治规范。民间规约是国家法律的补充,它的产生,标志着公共领域不仅为国家所独占。由于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和发挥作用的空间极为有限,但民间规约在组织协调人际关系、建立稳定和谐社会秩序方面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刍论民间法对法律方法的可能贡献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张力由来已久,其紧张关系体现并爆发于法官的办案过程中。作为认识论的民间法依赖并附着于法律方法而生,又为法律方法之鲜活提供养分;而作为方法论的民间法则与法律方法同为方法论,在法学研究方法的博弈中,构成对立统一和互补关系。本文试图从民间法作为国家法之外实存并运行于中国当下社会的规范或秩序的认识出发,探讨民间法与法律方法间的辩证关系,为在司法过程中实现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有效融合和互动,实现法治原则下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有关民间法对司法过程中法律方法的可能性贡献的些许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