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故意中的违法性意识

犯罪故意中是滞应包括违法性意识？国外刑法界存在诸多不同学说，我国学者也持多种不同观点，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我国可以提倡社会危害性认识与违法性意识择一说。其基本内部是：犯罪故意的成立以现实的违法性意识或即具有社会危害性认识又具有违法性意识，就成立故意犯罪，只有当行为人既无社会危害性认识，也不具有违法性意识时，才不成立故意犯罪。     

社会危害性应当是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

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概念相当于欧陆日本刑法中的实质的违法性的概念。社会危害性应当属于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 ,这是由责任的本质决定的。社会危害性认识是故意和过失的分水岭。虽然犯罪故意要求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但并不需要该认识要达到系“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在与事实认识的关系上 ,事实认识是社会危害性认识的前提 ;在与形式的违法性即刑事违法性认识的关系上 ,存在着形式违法性认识的欠缺阻却社会危害性认识的情况。     

违法性认识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两种意义的不要说和必要说的对话

关于违法性认识在犯罪论中的地位,陈兴良教授主张违法性认识必要说,理由体现在立法、学理和违法性认识的内容上。根据违法性认识不要说,陈教授的违法性认识必要说存在三个理论问题,不能完全得到立法例的证明。违法性认识和社会危害性认识作一致解释的做法,导致违法性认识不被评价,其实是不要说。而在独立于犯罪论的刑事责任论中评价违法性认识比较妥当。     

浅谈故意犯罪认定中违法性认识无必要

随着学界对外国刑法学的研究,对犯罪构成的认识逐渐有了新的突破。犯罪构成中责任的认识在近几年更是学界的宠儿,违法性认识也开始进入法学家的视野,对于违法性认识本身的必要性更是学说纷纭。我国一直坚持违法性认识不要说,司法实践也一直没有承认违法性认识的必要性,其存在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坚持这一立场并进行必要的完善是我国学者的一个明智的选择。     

违法性认识若干问题研究

违法性认识的内容在理论界有众多分歧。违法性认识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违反整体的法制性、法规范的认识,认识的内容不应当是伦理道德等前法律规范,也不宜是某具体的法。而基于违法性认识认定的推理逻辑,对其存在性的认定应当侧重于反向推定即如果特定情形下存在法律认识的丧失那么就应当排除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反之即存在违法性认识。从学界的研究来看,对违法性认识与犯罪过失的关注相对较少,就二者关系来讲,犯罪过失的成立不需要违法性认识。     

行政违法性认识与犯罪认定

行政违法性认识不是违法性认识的对象,也并非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但要想成立行政违反加重犯,则必须具备行政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就认识错误而言,行为人对符合行政管理规范规定的禁止事项的认识错误,属于事实的认识错误,可以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但对禁止事项的评价错误则属于法律的认识错误,只有根据具体情况,行为人确实不具有回避行政违法性认识错误之可能时,才不构成相应犯罪。     

违法性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之影响——在理论体系的不适应中寻求概念的衔接

“不知法不免责”现于罗马法时期，但随着社会发展及人类对刑罚功能认识的变化．各国学者纷纷提出质疑，一时可谓“群星璀璨”。作为舶来品，其引入必会对社会主义刑法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认识之间的关系如何？文章将违法性认识区分为实质违法性认识与形式违法性认识，认为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是实质违法性认识的内容，二者在概念上具有同质性，实质违法性认识应成为故意的内容；形式违法性认识应作为犯罪主观方面独立于故意范畴的要件，可以从轻或减轻刑事责任。     

刑法中的违法性认识探析

传统刑法理论并不要求在犯罪故意中有违法性认识,我国刑法界也以＂不知法律不免责＂为通说。然而随着刑法理论的发展,这种传统的理论观点受到质疑。我国刑法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的评价违法性认识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违法性认识的司法现状与路径选择 ——基于615份案例的实证研究

对615份案例样本的分析显示:违法性认识司法适用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合理的理论选择和科学的判断路径。解决此问题,应当明确违法性认识及其可能性对定罪量刑的影响,采取违法性认识可能性说来判断犯罪成立与否,并参考违法性认识的具体状况来决定是否量刑从轻,可以先以"契机+真诚查询或合理解释"的方法判断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是否存在,对于存在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再判断其是否足以影响量刑。     

论违法性认识的出罪功能——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角

风险社会下刑法的规制机能日益扩张,侵犯了个人法益保护的边界。有必要通过违法性认识出罪来缓解刑法规制和个体法益保护的紧张关系。基于理论服务于实践的导向,不同于学界对该理论在刑法体系中存在位置正当性的争论,本文将违法性认识的研究重点放在具体犯罪的出罪功能上。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角,探究违法性认识在该罪中出罪的可能性和正当性,以实现个体正义。帮信罪因刑事政策需要、定罪证明的不合理及犯罪主体的特点决定了该罪存在违法性认识出罪的可能。根据责任非难的观点,帮信罪中的支付结算类行为以违法性认识出罪也具有正当性。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税收犯罪若干问题探讨

税收犯罪,是指侵害国家税收分配关系,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其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税收分配关系,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双重违法性,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要求行为人具有违法性认识。     

经济犯罪的违法性认识论纲

就违法性认识及其可能性在犯罪成立中的地位问题,尤其违法性认识是否是故意的构成要素,中外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从刑法域外学科视角,以经济犯罪为分析的类罪基点进行探悉,建构经济犯罪中违法性认识的二元分野模型,针对不同具体罪名行为的法域归属采取差别对待,以配合其他法域价值取向的追求,真正实现经济刑法的工具功能与价值功能。     

同类型故意与过失犯罪法定刑同一的立法完善--从故意与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展开

故意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重于同类型过失犯罪的.各国刑法多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过失犯罪的种类在立法上大大少于故意犯罪,且其法定刑明显轻于同类型故意犯罪.但我国刑法中的故意与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滥用职权犯罪和玩忽职守犯罪等少数犯罪的法定刑却是相同的,有必要予以区别、修正,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的统一性.     

“二元论”之一元性评判——以三阶层为向度

肇始于实质违法性之争的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为探求适用于所有犯罪的"常项"而展开了学派之争。折中的二元论企图成为百利无害之"万能理论",然其依旧陷入道德判断的伦理形式而倒戈相向于行为无价值。结果无价值对于平衡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力避泛道德主义传统,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等皆具合理性,故应让其顶替社会危害性理论以作为实质违法性判断之重要利器。     

论虐待罪法律规制的范畴——以北京董珊珊案件为例

立法者设立虐待罪是为了加强对家庭内弱势群体人身的特殊保护,将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不符合其他犯罪而又长期存在的轻微伤害行为用法律加以规制,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等罪是位阶的关系,对董珊珊被殴打致死的恶性故意伤害案件,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和虐待罪数罪并罚。     

单位共同犯罪探析

单位共同犯罪是指两个以上的单位与单位、单位与自然人共同故意犯罪。在单位构成单位故意犯 罪的前提下,单位内部成员之间不存在共同犯罪关系。单位内部的自然人如果没有利用单位内部成员的身份,而 是以独立的个人身份与单位实施共同故意犯罪的行为,且意图为自己谋取私利,可以成立单位共同犯罪。司法实 践中,要注意区分自然人共同犯罪和单位共同犯罪。可以参照自然人共同犯罪理论,对单位共同犯罪具体认定和 处罚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解释。     

金融诈骗罪的两个误区及立法构想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是金融诈骗罪的必备要件,但它一般不会从案件事实中直接反映出来,实践中常难于把握。故建议增设与金融诈骗罪相对应、但不要求“非法占有的目的”且刑罚较轻的新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