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表达意识逐渐增强。通过对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展开调查,分析他们是否会将利益表达意识转化为利益表达行动,以及影响他们利益表达行动和利益表达行为方式选择的因素。结果显示,除性别、受教育程度、月薪、社会地位、社交圈微信等变量外,行业类型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行动的重要因素,而利益实现状况对利益表达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化”倾向的归因与反思

李磊、俞宁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撰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化”倾向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经济、社会和心理三方面的融合困难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化”倾向的直接原因。应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特征与利益诉求，从理论研究与现实政策两方面继续探索破解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新对策。     

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政治参与是公民表达政治意愿、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是现代政治体系的重要构成.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其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高,但因受政治参与途径缺失与参与制度不足等的影响与制约,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陷入了困境.需要从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走出政治参与困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有序化.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人格的培养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力量之一,通过培养独立意识、强化参政意识、锻炼政治技能来塑造较为完善的政治人格,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推动中国城乡民主政治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困境及其路径分析

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面临着制度安排和参与渠道缺失、参与主体素质等宏观与微观方面的诸多现实困境.因此,需要从完善制度安排和参与渠道建设、提高经济收入、提升参与主体素质等方面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效能感,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政治意识考察 --以孝感市1000个案的调查为例

城镇化的推进提升了农民工政治意识的现代性。这主要表现在:政治意识的时代性较明确、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式———选举的基本认同、现代“公民”意识初步形成、政治法律意识明显提高、政治认知基本理性并具一定水平。农民工政治意识正沿着传统———现代的主路径演进。但由于城镇本身现代性功能的不完整、欠缺和城镇化推进的内生性需求严重不足所产生的逆城镇化暗流限制和削弱了这种提升的力度和效用。农民工非现代性政治意识不仅广泛存在,而且滋长着。这主要表现在:政治参与意识的严重功利性、传统臣民政治意识依然较浓、政治价值在一定层面上的扭曲、反体制和反规则的流民政治意识潜生。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路在何方

1月3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连续7年锁定“三农”，并首次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使用，传递出中央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高度关切，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高度关注。     

农民工城市融入：基于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维度

农民工的融入问题关系到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稳定与和谐,它已经成为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维度来考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通过总结归纳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政治意识具有二维性即现代性与非现代性并存的特点,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体现了农民工政治行为理性与非理性相交织。农民工双重特性的政治意识与行为相互构建,形成了农民工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在这种亚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不融入”或“半融入”于城市社会,因此,加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就必须树立农民工现代性政治意识,同时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工政治参与从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加强其政治行为的理性。     

“回流式”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新趋势——结构化理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他们在“融不了大城,回不了村”的现实境遇下何去何从?新生代农民工是一群有自我意识和行动能力的主体,正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市民化的出路,由大城市回流到户籍所在的中小城市,在打工积累的基础上转向自主创业或正规就业,从而实现市民化的目的,笔者称这一现象为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外部结构因素与内部主体因素二者互动的结果.本文尝试建构一条由行动主体实践探索的“接替——融入”的市民化路径,其不仅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且有助于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人格的培养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力量之一,通过培养独立意识、强化参政意识、锻炼政治技能来塑造较为完善的政治人格,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推动中国城乡民主政治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体育权利的权力制约——HB省BG镇新生代农民工体育锻炼行为干预研究

本文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活动的强干预方法探讨农民工群体的体育活动意愿、行为和制约因素。通过干预实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新生代农民工并不具有强烈的体育活动意愿,而是休闲与游戏意愿,其体育意识需要进一步启蒙和动员;第二,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活动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体育时间与工作时间、生活时间的冲突以及体育空间的局限与缺失,而根本性原因在于当前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违法违规用工现象;第三,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受到外在经济权力的约束、身体自由的受控、基础体育教育的匮乏以及淡薄的权利意识,工人们需要更长期的体育权利意识的启发和培养,并且只有通过与资方利益博弈能力的提高才能实现体育权和健康权的基本保障。     

我国“农民工”反梯度转移过程中的权益保护研究——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拾花工”为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民工进村”是农民工反梯度转移。研究和解决农民工反梯度转移过程中的权益保护的问题,将是目前摆在兵团政界和理论界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兵团各团场应抓住反梯度转移的农民工的心理特点,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权益方面对其充分考虑,施行柔情管理,在领导重视、建立兵团农民工引进与配置中心、改革和完善兵团“农民工进村”的相关制度及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完善工会制度等方面做出重大改善,真诚地保护来兵团工作的农民工权益。     

安徽新生代农民工维权保障与政治认同

在对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访谈和调研的基础上,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维权保障在政治认同中的作用。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分野,使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定位上、权益保障上、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上遭遇众多尴尬、困惑和迷茫。为此,应高度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维权的保障,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从法律制度建设和政府行政效率提升入手,不断创新维权保障路径,增强安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     

树立“三个意识” 实践“三个代表”

一、政治意识是我们实践“三个代表“的思想根基和原发动因。政治意识是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态度等思想内容的集中反映、它深藏于人们的潜意识中,支配人们的行为,并在人们平时的言谈举止中表现出来。由于政治意识反映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政治意识决定责任意识、大局意识,而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具有反     

做好县人大办公室工作的“五个坚持”

1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办公室人员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性质和重要地位 ,努力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当前要特别强调树立三种意识 :一是国家意识。牢固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二是民主意识。努力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严格按民主程序办事。三是公开意识。对“三会”及各项活动的内容、程序 ,审议的主要意见及结果等 ,要随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做到重大情况让人民群众知道。2 .坚持不断规范自身行为。办公室工作必须讲原则 ,严格办事程序。一要按政策办事。把政策作为办公室工作…     

应赋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公平权利

“新生代农民工”是执政者近期提出的一个群体身份概念。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采用了这一提法，并提出着力解决新生代捉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变迁

“民工潮”现象已历时20多年,农民工内部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上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本文在传统型农民、旧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状况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总结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上呈现出的一些新特点,并对其发展提出前瞻性的预测和评价。     

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变迁

“民工潮”现象已历时二十多年,农民工内部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上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本文在对传统型农民、旧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状况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总结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上呈现出的一些新特点,并对其发展提出前瞻性的预测和评价。     

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变迁

“民工潮”现象已历时二十多年,农民工内部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上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本文在对传统型农民、旧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状况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总结了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上呈现出的一些新特点,并对其发展提出前瞻性的预测和评价。     

农民工法律意识的代际比较研究——以北京市建筑行业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目前学界对农民工群体法律意识的代际差异有一个基本判断,即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本文通过对北京市建筑行业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程度,对法律的公正性、客观性和平等性的评价、诉讼倾向以及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意识并没有明显的代际差异,并且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并不比老一代农民工高。这一研究发现提醒我们,关于农民工法律意识代际发展模式的惯常认知可能存在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