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云南民族传统节日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民族传统节日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之一。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是我国特有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之一。自古以来,因民族种类众多,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多样而成为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沃土和宝库。对于新时代云南各民族而言,节日文化作为文化再生产重要类型,依赖于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内部延续和传承习俗惯例,在官方和民间指导参与下,通过村落仪式、日常社会互动、经济交往和社会交换等载体予以呈现和共享。如何依据云南民族传统节日互动特点,挖掘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共生成为实践性较强的现实议题。     

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多维空间与空间构设

基于国家疆域的地理空间、共同利益的价值空间、历史文化的情感空间、制度结构的规范空间,体现着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空间的多维属性。在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阶段,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空间的构设,呈现为文化主义与族际主义、国家整合主义与区域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行动逻辑。当代中国由国家主导,边疆社会、内地社会、民族自治机关、民族精英及域外力量共同参与、相互作用下的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空间构设,深受传统疆域观的制约与影响。各构设主体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合作、博弈、冲突等模式,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国家认同问题。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通过社会管理的完善、社会发展与民生保障、以“合”为取向的中华历史叙事与文化建设、以“法”为中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革新,当是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多维空间构设的必然选择。     

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价值内涵、内在动力与践行路径北大核心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旅游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对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整合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旅游能带动各民族群众跨区域多维流动，有效推动各民族群众文化共享、经济互嵌、社会交往、心理交融，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内在动力。国家层面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为旅游业发展注入了新内涵与新使命。旅游业应据此进行改革创新，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嵌入到旅游活动之中。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研究

伴随着西南边疆(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日渐凸显,巩固西南边疆,团结西南各民族共同抗战,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在此项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西南边疆各个民族对国家向心力的形成与强化,也就是其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国族观念的强化。为此,在蒋介石中华民族"宗族论",以及知识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同源论"等思想和言论的影响下,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西南边疆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强化边疆各民族的国家意识,进而建构和强化同源同种的统一国族意识。这些国族建构活动,就国内而言,是民族与国家整合的一种尝试;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大泰族主义等侵略和分裂中国的思想和言论的回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属性解读

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文化共同体,又是政治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属性表现为对国家的认同、对族际关系的认同和对民族社会发展道路的认同。在当前民族主义浪潮和我国民族问题复杂化背景下,国家有必要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属性。     

民族关系视野下的近代西南边疆教案

随着清政府对天主教的弛禁,西南边疆教案频发.通过对此区域教案的分析,可以反窥近代以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帝国主义列强关系为主线的西南边疆民族关系的一系列特征,具体表现在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冲突关系,反洋教斗争队伍的变化及其性质的演变所反映出的帝国主义列强、官绅群体以及西南边疆各民族民众之间的关系,传教士利用本土教民直接参与军事侵略而引发民教冲突等,揭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自觉意识在近代的形成过程.     

内蒙古实现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路径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而实现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近年来,内蒙古在实现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顶层设计供给、对全方位嵌入的理解以及五方面嵌入的具体细节上仍有优化的空间。从公共治理视角出发,实现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应聚焦重点空间场域;打破文化隔阂,跨越文化分界,共同编织中华文化之网;通过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互惠互利,实现各族群众共同富裕;通过社会有机互动,深化社会整合,实现各民族和谐共生;通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化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心理归属从而增强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     

从“五族共和”到“民族熔炉”与“民族自决”——孙中山民族思想研究

孙中山作为中华现代国家的缔造者之一,他的民族思想在近代民族思想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华民国建立前后,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历经了从“五族共和”到“民族熔炉”与“民族自决”的变化,但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始终围绕着建设中华现代国家的时代命题,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具有显著的国家与民族同构性。孙中山民族思想包容性的增强,推动了国家与民族同构的中华民族观念传播,对近现代中华现代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和铸牢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科学内涵,其作为意识范畴,是主体对中华民族这一客体的渐进认识;其基本内容是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维共同体,具有政治、历史、文化、经济和法律等多重属性;其核心内容在于树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感。如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基础,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基石,强化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纽带,打破妨碍各民族交往交融的社会藩篱,真正打造和谐、稳定、繁荣、进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以新型经营主体为纽带：南疆民族互嵌式社会形成路径研究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互嵌”备受关注。南疆少数民族人口集中、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各民族间语言文字交流困难，造成南疆社会和主流社会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区隔较为明显，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对于南疆来说意义重大。“全方位嵌入”中强调经济互嵌，说明构建民族互嵌式社会离不开经济动力的支持。南疆地区大力发展产业，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吸引大量流动人口到南疆创业、就业，各民族群众在共同利益的联结下积极进行社会互动，突破血缘、亲缘，密切接触、沟通、交流，在社会、文化、心理各方面逐渐开始嵌合在一起，初步形成了南疆民族互嵌式社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

中华民族是自然生成的共同体，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中国民族共同体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部落联盟、“大一统”政治传统、中华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逻辑。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夯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基础，又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中华民族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

文化符号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具有根基性的意义和价值,文化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使中华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根脉,能够形成民族向心力;文化符号是凝聚中华民族情感认同的纽带,能够唤起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文化符号还能够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反思,在新时代历史语境中保持民族文化的创造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文化符号入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原型价值内涵以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通过“元符号性”升级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赋予现代价值内涵,从而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价值维度;在互联网兴起的全球传播时代,需要借助互联网平台打造国家文化符号,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以增进国家与民族认同。     

超越传统: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认同研究——评沈海梅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

云南学者沈海梅教授的新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可谓近年来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有关认同研究的一部力作. 该著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在基于对西双版纳曼底傣泐人、楚雄直苴倮倮泼人和洱海区域大理盆地白族人的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基础上,透过语言、身体、服饰、婚姻、仪式、信仰所传达出的社会性别与族性之间丰富的内容,展现三个族群在民族国家政治过程中实践民族身份认同的不同社会情境,深入剖析通过性别权力关系作用在认同实践中呈现出的社会性别差异.通览全书,该著主要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中间地带"运用超越传统西南研究 该书摒弃了以往文化中心主义对西南边疆的刻板定位,将"中间地带"作为洞察少数民族族性的社会空间."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是美国学者理查德·怀特在其著作《中间地带:1650-1815年间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与合众国》中率先使用的概念.沈海梅教授将这一概念运用在多种文化交汇和多种关系叠加的云南,把土著、移民、帝国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放置于社会过程中来加以考察,这种集空间与过程的解读旨在重新理解西南多族群地区国家、地方、不同族群间发生文化接触和展开互动的情形以及内部边界在这些社会存在的意义.沈先生新著对"中间地带"概念的灵活运用,超越了传统的中国内部东方主义式的西南研究范式,我们因而看到的云南已不再是以往学者们阐述的中原与西南,或以汉文化为主要的参照对象,或强调奇风异俗而缺乏对地方性知识的表述的边缘地带,它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中国内地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结地,是通过人类学微观式聚焦透视出的不同人群间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社会空间.该著作代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新突破,它不仅会改变我们对生活于西南边疆少数族群的思考方式,还会改变我们对于西南边疆历史的认识.     

试论中国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转型

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原有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面临新的挑战,需要进行调整与完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转型与重构可以从三个角度展开:在注重制度整合的同时,着力塑造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在充分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成员的共治;在行政整合主导的同时,建构一种多维互动的族际政治整合机制.     

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谱系建构述论

司马迁的民族思想是在汉朝大一统国家建立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大一统”国家观念是司马迁民族思想的基础,也是汉武帝“中国一统”民族思想在《史记》中的表达。司马迁第一次系统建构了“五帝世系”,“五帝”是一脉相承具有血亲关系的中华人文初祖,也是汉朝疆域内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即“华夷共祖”于黄帝。在上述前提下,“华夷”子孙经过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一个有内在历史文化联系的民族共同体。以此为逻辑起点,司马迁在《史记》里除了《五帝本纪》之外,还为6个边疆民族列传记述,对汉代的民族共同体进行了系统的记述,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谱系。这是司马迁留给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之一,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非凡。     

近代西方宗教同化与西南边疆民族“国民”的早期塑造

近代西方于中法战争之后对西南边疆的宗教文化同化,可以说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兴起之际,由外来文化影响的边疆民族向“国民”身份转化的一种契机.其间,晚清西方宗教文化的传播,首先促成了对边地民族传统“蛮夷”身份的消解;至民国,面对西方宗教传播蔓延的势头,政府及社会精英均深感忧虑.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由边疆少数民族、政府和社会几方面力量,共同开启了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由“蛮夷”向“国民”的转化历程.     

从共生到共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理路探析邓玉函

中华民族文化灿烂纷呈，在当前全球经济社会不断前进发展的现实环境里，各国文化多样性势必要求各民族积极互动。梳理中华民族文化从共生到共享的历史脉络，从文化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多元一体格局是当前亟需考虑的问题。本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理路进行梳理与讨论，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逻辑是从文化整合开始的，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核心因素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形成的价值与理念，在实践中又表征为文化共享。各民族共生共享的多元文化只有在欣赏与竞生的过程中互守尊严、相倚为强，才能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延续民族文化之血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先秦族际整合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基础——以大同时代为中心的考察

民族自然融合论认为,自在的社会经济发展将造成自然的民族融合。这种侧重社会经济的族际整合逻辑与中华民族的实际生长经验不符。中华民族的早熟,源于它在政治上的早熟。中华民族的独特整合逻辑,在于以政治为主、社会经济为辅的一体对多元不断克服。考察大同时代的族际整合史,我们看到两条轨迹,一是族际整合的实践从社会经济转向政治的层面,二是族际整合的价值从自由的秩序走向秩序的自由。随着历史的发展,单纯通过战争和联盟推进一体化,其效用将越来越小,族际政治整合的手段,将日益转向社会经济文化等较为隐蔽的领域。但那不是社会经济的自发合离,而是贯彻着政治意志的共同体锻造。     

中国国家现代化历程与中华民族的觉醒

民族的觉醒也就是近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 ,它是一个民族从自在走向自为的关键 ,是在一定的经济和历史条件下 ,与国家体制的现代化、近现代国民的形成紧密相关的历史进程。其核心内容为对建立主权独立完整和主权在民的近现代国家 (单一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 )这一历史使命的认识。现代民族意识觉醒具有大众性和实践性两个特征。 2 0 0 0多年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历史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一族际共同体 ,然而在“天下国家”专制君主体制下 ,中华民族只能以自在的方式存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摧毁了中国的“天下国家”体系和观念 ,同时中国各族在团结御侮、救国救民的斗争中加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2 0世纪初 ,中华民族开始其觉醒的历史进程 ,经历了三个阶段 ,至194 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最终完成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     

西南少数民族的酒文化

西南少数民族的酒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结晶,是民族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姿多彩,内涵厚富,包容了一个民族物质、精神、社会、心理的诸多内容。“酒已成礼,无酒不成礼”已成为众多民族礼俗的显著特征。同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酒俗具有多种功能,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