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20世纪初,民族学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形成独立的学科。伴随着民族学学科的发展,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文回顾了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历史,并积极反思有利于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在总结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历史的基础上,结合学科特点,对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提出几点思考。     

中国边疆学研究及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

中国边疆学是21世纪一门方兴未艾的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加强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位一体建设,既是民族学一级学科领域的热点问题,也是国家边疆安全、边疆建设和边疆发展的重大课题,更是新时代赋予边疆学人的重要历史使命。中国边疆学研究具有优良深厚的学术传统,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已迈过它幼年的起步阶段,进入了青壮年厚积薄发的发展阶段。边疆民族地区是边疆和边疆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和核心区域,对边疆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已突破传统边疆史地研究的范畴。其中边政学研究是边疆学研究的前奏曲,三大体系研究是边疆学最主要的内容,研究成果服务于边疆治理是边疆学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的价值目标。中国边疆学研究属于多学科综合性研究,现实边疆是对历史边疆的延续,对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边疆历史的解读。中国边疆学隶属于民族学学科体系,是一门专门研究中国边疆的科学,已构成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具有建成独立学科的基本条件。     

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本文重点介绍的是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100余年的发展轨迹和开展的部分学术活动。之所以以学界参与国家的社会工作,特别是新中国的民族工作来讨论人类学民族学在新中国的发展,主要是想说明人类学民族学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是不可也不能缺少的一门学科。本文对1949年后港、澳、台地区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情况,未作阐述。     

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研究转型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目标要求。民族学研究要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民族工作的主题主线，深刻领会中国民族学研究转型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需求，加快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研究转型，促进吸收借鉴与守正创新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单一民族研究与中华民族研究相结合，汉文文史资料与少数民族文史资料研究相结合，国内民族研究与海外民族研究相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

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宋蜀华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３期发言指出：民族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中国是一个民族学研究的广阔领域。把民族学作为一级学科处理，下面有民族学原理，还有民族经济、少数民族文化、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史、少数民族语言...     

什么是人类学与民族学

人类学(Anthropology)与民族学(Ethnology)是比较年轻的学科,大约在19世纪40年代,人类学与民族学才成为独立的学科。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使用的词汇和对“人类学”、“民族学”的界定也不完全一致。以英国、美     

中国化民族学发展趋势和前景

中国化民族学又称本土化。它的最高要求是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学。中国化民族学发展的趋势和前景主要是：中国化民族学促进国际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贡献日益明显；民族学应用研究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国化民族学学科体系逐步建立和发展。     

“新时代民族学研究议题与期待”论坛综述

正2018年8月25日,由云南大学《思想战线》·文科学报编辑部主办的学术期刊编辑论坛——"新时代民族学研究议题与期待"在云南大学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召开。此次论坛的召开,既缘于"一带一路"倡议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为民族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讨论议题开辟了新的空间,又感于民族学学科发展与期刊     

我国山地民族学的现状及其前景

山地民族学是近年来国外民族学领域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我国学术界现在虽然还没有明确建立这一学科,但民族学、经济学和其它学科的学者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作者通过对已有成果的分析,在文中首次提出中国山地民族学的名称,并讨论了其概念,同时对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山地民族学,深入开展此项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方国瑜:一流学科的拓荒者与奠基人

正民族学是云南大学的特色与优长学科,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在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建设中,我们不能忘记,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的拓荒者与奠基人:方国瑜。方国瑜(1903-1983年),1903年出生在云南省丽江县纳西耕读之家,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36年夏,受聘到云南大学执教。他为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中国边疆史地、中国历史文献学、云南地方史、民族学的创建作出了前无古人的重大贡献。在民族学与民族史的研究中创造了多个第一。     

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历史必然

中国民族知识话语存在“古—今”“中—西”两个维度的张力,即中国古典历史性的民族观和西方现代性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古代中国史将边疆民族史以列传形式写入中华民族正史序列,近代以来学人一边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中国研究,一边吸收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完成了中国民族史的书写。但是仍然没有突破把民族史作为单独论述的古代中国华夷秩序,也没有突破西方民族主义用现代性“民族”形塑古代族类的分类秩序。习近平总书记首创性地提出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弥补了“中华民族史观”知识话语的缺位。新时代中华民族迫切需要一部“中华民族史”,通过历史书写“中国是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中国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来回答“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的问题。     

新时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进展、挑战与方向

新时代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朝着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方向不断前进，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新时代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应自觉肩负起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重要任务，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方法论，建立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发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发掘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坚守中国史学立场，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云南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展望（节选）

中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近一个世纪以来可谓历经磨难,“生于动荡,立于国难,少壮挫折,中年复兴”是其发展历程的形象概括。尽管如此,中国大陆与海外民族学与人类学学者关于云南的研究亦可算得上是硕果累累,为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留下了十分丰富与宝贵的学术遗产。     

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新现代性理论范式

归纳和剖析现代性的多元理论范式和多种现实样态，为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独特类型并提出新现代性理论范式提供了全新的比较视角。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独特的中国风格，用以往的现代性理论范式和既有的现代化模式都无法对其进行科学性阐释。因此，本文尝试从关系性向度、总体性向度、时间性向度、空间性向度、制度性向度、价值性向度提炼出新现代性的理论范式，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独特表征以及所具有的中国实际、中国风格、中国价值的属性论证新现代性的全新类型，从社会主义逻辑、文明超越逻辑、初心使命逻辑把握新现代性的叙事逻辑，以期提供一个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理论范式的全新思路。     

现代性之惑与现代化之累

这些年来,学界对现代性内涵的探讨仍不甚了了,尤其对中国现代性的研究更是如此。中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典型的“后发外生型”国家。现代化不仅仅限于政治、经济层面,文化与思维方式是一种更为隐性的制约因素。在现代化的视角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能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现代化实现方式。     

如何学习跨文化交际学

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人类学、国际关系、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学习跨文化交际课程，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扩大文化知识，以求发展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新时代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伴随着全球化、现代性和城市化进程,中国国家形象的发展和传播模式发生了巨大变革。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应通过加强国际对话来建构更加完整、系统的自我认知和主体形象,展现中国在大国崛起中负责任的国家形象,传达独特而感性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形成文明间的互惠理解。     

方法论与民族学研究的方向

方法论又可称为认识论，是人在观察、认识客观世界时，其主观世界、主观思维的站位和出发点。学者们面对同一类研究对象时，由于秉持不同的方法论，往往会有不同的结论，可见方法论之重要。多年来，中国学界对民族学研究的得失与成败较少从方法论角度进行分析与评判，对该学科研究成果在社会意义上的价值大小和正确与否等，也缺乏明确的分析准则。因此，从方法论角度对中国民族学百年发展的得失进行探讨与评价，并指出创建马克思主义中国民族学学派的紧要性与路径，不失为当前一个可行的方案。     

迈向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新天地——评杨庭硕等人新著《民族文化与生境》

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十九世纪中叶。二十世纪初西方民族学各学派的代表作被陆续译成汉文传入我国。1926年,蔡元培先生在《说民族学》(载于《一般》杂志第一卷)一文里首次采用“民族学”这一正式学科名称。1928年,蔡先生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同时兼任其下设的民族学研究组主任,在他的倡导下,我国开始有计划地开展民族学的具体研究。1935年,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大量的民族学著作和刊物相继问世,许多研究成果为海内外学人所公认。建国后,随着我国少数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民族学理论队伍不断壮大,专业人才不断涌现。     

中国民族学研究会昆明座谈会综述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在昆明召开了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四十一人,包括汉、纳西,白、侗、壮、维吾尔、藏、蒙古、达斡尔等九个民族。他们来自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广东、广西、湖北、江西、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和北京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二十三个有关单位。会议由中国民族学研究会会长秋浦、副会长林耀华、马曜、向零等同志主持。有三十名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大家就今后发展我国民族学的初步设想和一九八二年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一致认为,民族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在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民族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当前我国民族学研究工作蓬勃展开的时候,必须拟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发展民族学研究的科学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