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的韧性治理：逻辑、困境与对策

与脆弱性治理和刚性治理相比，韧性治理具有通过事前规避、事中调整、事后恢复等途径提升治理对象面对风险时的自我调整、自我恢复以及自我发展能力的治理优势，因此在后扶贫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具合意性。本文以韧性理论为工具，分别从历史变迁与未来路向两个维度分析新中国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韧性治理逻辑演进因应、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以及推进韧性治理的路向抉择。研究发现：韧性治理是贫困治理和乡村治理能够而且应该共同遵循的治理逻辑。当前乡村面临着经济韧性水平偏低、组织韧性亟须提升、社会韧性面临考验、生态环境韧性遭遇挑战以及文化韧性亟待重塑等困境，优化供给结构，转换发展动能、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再组织化、创新治理范式，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强化协同治理，推进绿色转型以及深挖文化资源，重构文化自信是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强化韧性治理的主要路向。     

在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中提升社会管理服务水平

<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乡村治理工作指明了目标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治理有效”是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生活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及其解释——基于中部地区S省的实践考察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党的二十大再次作出部署：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在乡村公共治理场域，国家、乡村社会和农民作为重要的结构力量与实践主体，共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S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说明：依托国家高位推动、地方政府专项部署与生活场域机制构建的耦合作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逐步深入农民日常生活，实现与农民以家户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接”。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治理资源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持续重塑农民生活空间，以家户为治理单元规范农民生活秩序，并通过现代化改造形塑农民生活实践，进一步赋能农民主体参与，从而建立起治理的长效机制。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研究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阶段，加快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对有效防范规模性返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农民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帮扶对象、治理目标和治理模式的比较，本文认为在脱贫攻坚转换到乡村振兴的情境下，应加快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在脱贫攻坚时期帮扶对象主要聚焦于绝对贫困人口，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帮扶对象将转变为农村低收入人口，其治理目标也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变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第二，在治理目标发生重大转变的前提下，帮扶机制要做出适应性调整，从超常规治理转向常规治理，以实现对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治理；第三，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治理，需要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四个方面着手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帮扶机制。     

“智能化防控+贵和群众工作法”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以重庆市石柱县中益乡为例

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部署要求,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乡村振兴基层基础,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指导意见》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基层乡村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要求、细化了任务。     

海尼村“五户联帮联保”乡村治理模式的经验和启示

<正>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十三五”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成效显著，全国各地都因地制宜地推进乡村治理创新实践。本文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镇海尼村“五户联帮联保”治理模式为例，分析“五户联帮联保”乡村治理模式的运作机理、创新机制，归纳总结该模式的经验及启示，以期为省内乃至全国类似地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尤其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方面，提供可供复制的经验和参考。     

国家力量在乡村治理中的意义

<正>广大的乡村长期占据着中国基层治理的主体位置，如火如荼推进的乡村振兴在将乡村发展凸显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舞台中央的同时，又进一步突出了乡村治理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因此，在“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与出路”的讨论中，乡村治理也就成为必须重点关注的对象。其中，国家力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更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治理：逻辑转换、体系革新与路径选择

在第二个百年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解决乡村相对贫困、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和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营造一个能够充分保障农民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的乡村善治环境，已经成为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致力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关键的“最后一公里”。在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将发生相应的逻辑转换：在治理价值上，从秩序取向拓展为兼顾秩序与发展取向的综合取向；在治理内容上，从生产、行政、社会建设等局部治理拓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治理；在治理主体上，从乡镇政府、村庄主体等有限主体拓展为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不同层级政府力量的多元主体；在治理场景上，从城乡分离拓展为城乡融合。在此过程中，我国的乡村治理体系将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乡政村治”架构，发展为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的制度构造。下一步，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要统合理念变革、制度优化、主体协同以及民生服务，全方位破解乡村基层治理的瓶颈，释放、激发乡村潜力和活力，走出一条以共同富裕促进乡村现代化和善治的道路。     

乡村治理视域下民族地区民间组织的治理研究——以青海省“侃果哇”民间组织为例北大核心

民间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面对新时期民族地区的结构性变化，需要对民间组织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提升其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其健康发展，进一步助力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文章分析了青海省“侃果哇”民间组织在当代的异变倾向及不利影响，认为在强化对民间组织的监管的基础上，政府应转变管理思维，积极引导和培育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能力，使之进一步成为助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丰厚资源。民间组织则需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在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与政府之间构建“协同”关系，实现乡村治理的“共治”和“善治”。要严格识别和打击民间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净化乡村政治生态，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代际传递视角下乡村教育振兴：逻辑进路、价值基础及基本原则

乡村振兴战略下教育振兴如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变革乡村代际传递关系，实现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是一个需要长久关注的重要议题。乡村教育振兴作为破除代际贫困、变革乡村代际传递关系的重要手段，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变革乡村代际传递关系追溯精神根源，筑牢目标导引，从政策支撑和内生动力激发上蓄积动力，从而践行后脱贫时代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变革乡村代际传递关系的时代旨归。一方面，乡村教育振兴为乡村代际传递提供内化发展的核心动能、确立根本可行的关键方法、瞄准关键环节、构建系统持续的良性生态；另一方面，要实现乡村教育振兴变革代际传递，需坚持全面覆盖、一贯到底，顺应时代、百花齐放，城乡统筹、公平公正，传承创新、融合共生的原则，最终促使乡村教育振兴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变革乡村代际传递关系实现质的飞跃。     

繁荣乡村文化 赋能乡村振兴

<正>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要全面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统筹部署、协同推进,抓住重点、补齐短板。总书记为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供了指导和遵循,也进一步强调了乡村文化建设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作为乡村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乡村文化植根于千百年来赓续不断的农耕文明,     

多元协同扶贫模式之构建:特征、现实必要性与路径选择

多元协同扶贫模式在主体、方式、格局和目标等方面有着不同于传统扶贫模式的显著特征。构建多元协同扶贫模式是应对贫困治理严峻形势,提高扶贫成效的需要;也是减少社会排斥,实现扶贫过程中公平的价值目标的需要;还是克服碎片化贫困治理,促成贫困治理中主体合作与协商的需要;更是遏制扶贫腐败,形成扶贫治理主体之间的监督与制衡的需要以及打破信息壁垒,推进扶贫信息的共享与整合的需要。构建农村协同扶贫模式应从主体的协同、观念的协同、信息的协同、制度的协同和过程的协同等方面多管齐下,以提升扶贫治理效果,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县域绿色治理的概念内涵、运行模型与路径创新

县域绿色治理是国家绿色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程。县域绿色治理可从“场域—结构—过程—政策”四个维度“激发—整合—凝聚—转换”绿色治理能量，并通过“四维”同频共振，趋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治理目标。县域绿色治理应以绿色能量场重塑绿色治理场域，基于合作关系重构绿色治理共同体，优化绿色话语实践流程以重塑绿色治理过程，完善绿色政策以重构绿色治理工具等四维路径，实现县域绿色治理运行场域、运行主体、运行过程和运行工具的创新，旨在优化县域绿色治理体系，提升县域绿色治理能力，助力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新中国70年反贫困的政策演变、成效和主要经验

新中国70年反贫困的政策演变先后经历救济式反贫困(1949—1978年)、体制变革助力反贫困(1978—1985年)、开发式反贫困(1986—1992年)、攻坚式反贫困(1993—2000年)、造血式反贫困(2001—2011年)和精准式反贫困(2012年—至今)等6个阶段。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充分彰显。着力凝聚共识形成反贫困合力、着力完善反贫困治理体制机制、着力与时俱进制定精准反贫困策略、着力推进党建与贫困治理互促共赢、着力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贫困、着力推动乡村振兴与贫困治理统筹衔接是我国反贫困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宝贵经验。     

乡村社会建设路径体系构建研究——基于乡村振兴背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乡村社会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居于主体和核心位置。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实施，乡村社会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愈发凸显，而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思想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社会建设路径要素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作用亦持续显现，成为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动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乡村社会建设面临一系列功能障碍，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内卷化”、公共服务“碎片化”、思想文化“离散化”、生态环境“低质化”、社会治理“悬浮化”，给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带来严峻考验。通过加强社会组织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思想文化体系、生态环境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探析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社会建设路径。     

乡村振兴重在强村富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指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个维度系统布局、协同发力,其中“强村富民”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着力点。“强村富民”既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归宿和落脚点,也是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路径。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文献解读、现实问题与关键举措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这意味着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但这并不代表贫困治理工作的终止,我国现已迈入相对贫困的治理阶段,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必须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1]。顺利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十四五"时期我国"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同时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议题。     

空间再造视野下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对M村的调查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村落的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不仅仅是要解决物化成果的产出和物理空间的美化，更需要塑造乡村治理之魂，建设能够承载乡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共同憧憬美好未来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本文运用当代社会学空间理论，从空间再造的角度解析乡村治理中诸因素的整合，以及乡村社会关系调整的理论逻辑。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和生计空间四个维度出发，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直面当前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并通过考察一个典型村落——M村通过人居环境整治、社会关系调节、文化产业振兴和生计模式重塑等方面的治道变革，进而实现华丽蜕变的经验，检视了空间再造理论的适应性，也可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发展与治理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如何画好民情与法治的同心圆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全面建成、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对新时代的乡村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当前乡村治理现状,应将民情与法治有机融合、协同推进,促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开创鲜明活泼的乡村治理局面。     

从振兴共同体到共同体振兴：乡村振兴的乡贤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社会治理的内生性需求与国家政策的外部性导向为乡贤回归乡村、参与乡村建设提供了可能空间，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独特作用。如何理解和解释乡贤参与乡村建设，激活乡村共同体背后的机制逻辑成为当前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话题。文章基于现实案例，从治理共同体激活、经济共同体复兴与文化共同体唤醒三个维度深度解析包含情感治理、资源整合与文化培育等行动策略在内的振兴机制，并将乡贤视为行动者网络的核心行动者，从问题聚焦、利益捆绑、征召与动员以及异议消除五个层面探讨乡贤兴村的内在逻辑。行动者网络的建立与运行是乡贤兴村的关键逻辑，而加强乡贤文化培育、加强政府资源支持和建构有效的“异议”消除机制是未来推进乡贤参与乡村建设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