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

近年来,在刑事诉讼实务中,与刑事被告人诉讼权利保护相比,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在逐渐萎缩。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强化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本文首先对被害人的概念和诉讼地位进行了界定,进而分析了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配置状况及存在的不足,最后,着眼于进一步保障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提出了改革与完善的对策与措施,以期对加强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有所裨益。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范畴

随着世界人权保障运动的兴起,被害人保护问题逐渐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刑事法学领域,科学界定被害人的内涵,构建被害人概念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在探讨其在犯罪学、刑法学和犯罪被害人学中特定内涵的基础上,重构刑事诉讼领域的被害人范畴。     

论刑事和解与被害人权利保护

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享有救济性的权利和程序参与的权利。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由对抗到合作的转变,为被害人诉讼中心地位的复归创造了先决条件,是保护被害人权利的一种新型诉讼模式。刑事和解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刑事和解制度本身存在不利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因素、被害人权利保护立法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必须加强刑事和解制度自身的完善和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立法完善。     

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善待被害人——评《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第十三条

刑事被害人是指为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自然人。“刑事被害性”决定着刑事被害人有要求通过参与刑事诉讼程序来实现和保障自己受损权益的愿望、惩罚犯罪分子。赋予刑事被害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成为刑事诉讼被害人，既有利于对侦查权力和公诉权力的约束，也有利于实现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还有利于追究刑事犯罪。刑事诉讼修改应该充分尊重和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刑事诉讼地位。     

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被害人而言是一种恢复性的刑事保护制度,对充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公诉案件中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目前仍没有确立。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有效做法,建立对刑事被害人进行补偿的专项基金,在公诉案件中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被害人救助的不足及解决路径

刑事法律制度缺乏对刑事被害人的充分关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并未充分发挥保障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作用。虽然刑事和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刑事被害人获得赔偿的问题,但囿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遭受严重伤害的刑事被害人的赔偿仍存在较大困难。且在媒体报道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侧重关注犯罪人,忽略被害人,从而加大了社会大众对被害人救助的不确定性。故此,应当探索和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以形成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有益补充,以为将来刑事诉讼法正式确认刑事被害人的求偿权作出有益的探索。     

论侦查程序中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被害人是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犯的人,提高对加强侦查程序中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的认识,完善刑事被害人的控告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等权利,可以保障刑事被害人的人权,维护社会稳定.     

刑事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研究

自20世纪中叶刑事被害人学的兴起以来,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权益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各国保障被害人权益的重点之一是实现其因犯罪而招致的损害赔偿。我国《刑事诉讼法》为被害人寻求损害赔偿提供了三种途径:刑事和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刑事部分处理完毕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三种程序在价值功能、提起时间、适用案件范围、赔偿范围、国家刑罚权与被害人求偿权融合度等诸方面存在差异。当案件属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时,选择刑事损害赔偿程序的规则为:被害人应优先考虑刑事和解程序,其次是附带民事诉讼,最后才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制度之思考

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在诉讼程序之外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方式,又是有效控制犯罪总量的重要途径,也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前提,还是全面恢复被害人的受损权利的重要举措。我国应在坚持救济性与适度性相结合、普遍性与选择性相统一、公正性与效率性相协调原则的前提下,通过设立专门的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机构、拓宽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渠道、明确刑事被害人杜会保障的对象与条件、规范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的内容与程序等具体措施来构建我国的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制度。     

策略和逻辑:被害人行为的刑事政策场域分析

场域范式下的刑事政策是犯罪人、被害人和刑事司法机关围绕刑事权力运行竞争互动的关系网络和空间。遭遇犯罪后的被害人在刑事政策场域中为实现自身利益,往往基于合法化逻辑采取问题化行为策略,基于合理化逻辑运用道德等资本策略。它不仅决定着被害人个体的法律命运,还决定着整个刑事权力场域中行动者社会地位的变化动向,为刑事政策内容和方向变革提供了新的判断依据。正视被害人事后行为策略和逻辑的刑事政策场域意蕴,需要判断被害人策略的"视角"完整性、内容实践性和权力主导性。     

目标轨迹在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传统的犯罪侦查,以现场、物证、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为中心。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其侦查与鉴定遭遇更多的困境,导致无法将案件与犯罪嫌疑人联系起来侦破。目标轨迹概念在犯罪侦查上的运用,不仅可突破传统的侦查限制,更扩展了痕迹物证的搜寻范围,对于提升侦查效益有莫大的助益。     

论刑事被害人的过错——以聚众斗殴罪为视角

在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中,犯罪的发生一般是源于犯罪人和被害人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我国刑法以犯罪人为中心,被害人过错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常常被忽视。对于以犯罪人和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不利于犯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司法机关在处理聚众斗殴的案件中很少考虑被害人是否有诱发和促进犯罪的发生。在聚众斗殴过案件中,一旦出出现有刑事被害人死亡的情形,司法机关通常按照刑法292条中的规定,以刑法232条故意杀人罪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鉴此,有必要将被害人的过错纳入聚众斗殴罪之定罪量刑中,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归罪惩处。     

被害人承诺的刑法意义

被害人的承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被害人承诺包括关系人的合意和被害人的同意,其中,关系人的合意是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事由,而被害人的同意则是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狭义的被害人的承诺则仅指作为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而存在的被害人的同意。由于关系人的合意中并无所谓被害人的存在,因而刑法理论中的被害人承诺,凡未作特别说明,一般专指狭义的被害人的承诺即被害人同意,而法益衡量理论,则为基于被害人承诺的行为的刑事正当性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和说明。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方法的思考

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坚持在严惩罪犯的同时,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调解职能,围绕刑事诉讼这一主线,克服就案办案思想,积极调解,使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相容相济,通过调解使二者在法律与情理上得到互补,从而达到被告人服判、被害人息诉的良好效果。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看,初犯、过失犯、未成年犯等刑事案件和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也不在少数,通常像这类犯罪,被告人和被害人没有太深的过节,被告人愿意通过赔偿希望得到从宽处理,而被害人也愿意得到经济上的赔偿,谅解     

论刑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上诉权

当前的刑诉法典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不享有上诉权,其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只能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围绕着是否应赋予被害人以上诉权,目前理论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肯定说（赞成说）和否定说（反对说）。基于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目的,比较这两种观点及主要理由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赋予被害人有限的上诉权。     

关于刑事侦查阶段引入民事先予执行的思考

许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在侦查阶段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就急需救济。然而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如何在刑事侦查阶段保障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却规定甚少,由此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为了使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在刑事侦查阶段也能得到保障,文章就刑事侦查阶段引入民事先予执行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刑事被害人启动二审请求权研究

2012年修订的新《刑事诉讼法》特别体现了"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原则,但整个新刑诉法的修订都是围绕着保障刑事被告人权利这一立法目的进行的,被害人作为刑事案件的直接受害者,其权利并没有得到增强。在以往及现行的刑诉法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一直存在缺失,尤其是请求启动二审程序的权利,即启动二审请求权。通过探讨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的可行性,以及如何完善刑事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可落实被害人启动二审请求权。     

试论刑事诉讼被害人的人权保障

随着国际人权保障思想的发展 ,刑事被害人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已从理论研究阶段进入立法实施阶段。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对刑事被害人这一特定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显得十分苍白 ,因而应根据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国际标准 ,结合我国刑事立法现状 ,构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人权保障机制。在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中 ,建立起被害人利益、被告人利益、国家和社会利益相协调均衡共存的新诉讼理念和制度。     

对诱惑侦查的理论思考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无明显被害人”的犯罪案件中是“行之有效”的。但诱惑侦查在实践中的大量运用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而受到司法界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就诱惑侦查的历史沿革、概念界定和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并对诱惑侦查进行了价值评析及选择。同时,在对我国诱惑侦查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诱惑侦查的立法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