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公开：侦查阶段对被害人知情权保护的完善——兼论《刑事诉讼法》修改对被害人知情权保护的缺失

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知情权受损情况普遍存在。为在刑事侦查阶段维护被害人知情权，各地公安机关以立案公开模式进行有益尝试，以期使知情权在公诉案件的公私权力量配比中发挥平衡作用，使对被害人知情权和隐私权的保护并行，在知情权与侦查权的博弈中保护被害人权益。同时，立案公开模式中取得的经验将有助于弥补《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被害人知情权保护之欠缺。     

试论刑事诉讼被害人的人权保障

随着国际人权保障思想的发展 ,刑事被害人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已从理论研究阶段进入立法实施阶段。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对刑事被害人这一特定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显得十分苍白 ,因而应根据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国际标准 ,结合我国刑事立法现状 ,构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人权保障机制。在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中 ,建立起被害人利益、被告人利益、国家和社会利益相协调均衡共存的新诉讼理念和制度。     

论侦查阶段被害人的知情权

侦查阶段被害人的知情权是其基础性和前提性诉讼权利,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都规定了侦查阶段被害人的知情权。加强对侦查阶段被害人的知情权的保护,既可以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侦查工作的开展。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赋予被害人知情权,规定被害人知情权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及内容,完善知情权告知程序及保障措施。     

公正与效率视野下的刑事侦查与人权保障

在刑事侦查实践中,侦查需要与人权保障之间容易形成冲突.其根源在于刑事侦查对公正和效率两种价值的不同选择,导致侦查需要的效率和人权保障需要的克制之间产生张力,也使得侦查人员面临“二难”选择.其实刑事侦查和人权保障在侦查阶段也并非绝对冲突,在公正与效率的视野下,建立侦查伦理规范、加强对侦查权的司法制约有利于保护侦查相对人的人权;积极探索使用先进侦查技术,也能够从另一方面来提高效率,进而实现刑事侦查与人权保障二者的平衡.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警方刑事侦查中的可行性

在警方刑事侦查中寻求被害人、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向保护是一种新的尝试。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突破传统的刑法理论,在刑罚之外寻找解决犯罪、控制犯罪的有效手段,是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的需要。公安机关有关部门应从刑事和解的内涵入手,结合工作实践,探讨推行刑事和解在警方刑事侦查中的有效运行方式,以实现被害人、加害人双方合法权益的最大化保护。     

认罪认罚视野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研究

认罪认罚中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不仅是出于程序公正、权力制约的考虑,同时也是实现权利保障、和谐司法的需要。被害人在侦查阶段主要是证据的重要来源,其诉讼权利主要集中在参与权与救济权方面。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中被害人虽然有发表意见权,但没有程序选择权,知情权、获得法律帮助权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限制。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中,被害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不同,在程序简化的同时,也剪裁掉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因此,有必要在认罪认罚中充分保障被害人的参与权、知情权,同时还应赋予被害人程序选择权、获得法律帮助权及有限上诉权。     

刑事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

刑事侦查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担负着发现犯罪事实和犯罪证据的重要使命,但同时也容易对公民的隐私权造成侵害。我国受社会传统的影响,在隐私权保护方面较为保守。从刑事侦查与隐私权的关系出发,分析国内外刑事侦查中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厘清刑事侦查中各价值的均衡问题,反思我国刑事侦查中隐私权的保护。     

论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

近年来,在刑事诉讼实务中,与刑事被告人诉讼权利保护相比,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在逐渐萎缩。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强化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本文首先对被害人的概念和诉讼地位进行了界定,进而分析了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配置状况及存在的不足,最后,着眼于进一步保障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提出了改革与完善的对策与措施,以期对加强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有所裨益。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当今犯罪成为公害而无法扼制时,各国进行立法层面改革的一大趋势。它以确保被害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以保障被害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根本目的,以国家补偿的方式实现被害人与加害人、被害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被害人如果得不到犯罪人赔偿或赔偿不足,其权益就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刑事诉讼的目的也就不能完全实现;因此,有必要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范畴

随着世界人权保障运动的兴起,被害人保护问题逐渐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刑事法学领域,科学界定被害人的内涵,构建被害人概念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在探讨其在犯罪学、刑法学和犯罪被害人学中特定内涵的基础上,重构刑事诉讼领域的被害人范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被害人救助的不足及解决路径

刑事法律制度缺乏对刑事被害人的充分关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并未充分发挥保障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作用。虽然刑事和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刑事被害人获得赔偿的问题,但囿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遭受严重伤害的刑事被害人的赔偿仍存在较大困难。且在媒体报道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侧重关注犯罪人,忽略被害人,从而加大了社会大众对被害人救助的不确定性。故此,应当探索和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以形成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有益补充,以为将来刑事诉讼法正式确认刑事被害人的求偿权作出有益的探索。     

公安机关刑事执法规范化建设研究

近年来,刑事执法规范化建设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实践不足等问题。要进一步加强刑事执法规范化建设,就必须在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制约刑事执法规范化建设的现实因素进行剖析。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刑事执法规范化建设,是新时期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工作的生命线,是刑事侦查部门提高自身履职能力的必然要求。只有真正创新执法理念,提升专业办案水平,严格责任监督程序,强化执法能力培训,才能不断提高刑事执法精细化水平,实现刑事执法规范化。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方法的思考

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坚持在严惩罪犯的同时,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调解职能,围绕刑事诉讼这一主线,克服就案办案思想,积极调解,使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相容相济,通过调解使二者在法律与情理上得到互补,从而达到被告人服判、被害人息诉的良好效果。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看,初犯、过失犯、未成年犯等刑事案件和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也不在少数,通常像这类犯罪,被告人和被害人没有太深的过节,被告人愿意通过赔偿希望得到从宽处理,而被害人也愿意得到经济上的赔偿,谅解     

被害人起诉权制约公诉权制度考察与借鉴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诉救济制度",反映了立法者对刑事诉讼本质的理性反思和对被害人私权利保护的彰显.但立法指导思想及立法技术上的缺陷,致使"自诉救济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弊端.为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有效保障和对侦查、起诉权的监督制约,在借鉴法国刑事诉讼法的被害人民事原告人制度的基础上,完善我国侦查、起诉的构造,引入司法审查机制,赋予被害人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并规定其必要的义务.     

论刑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上诉权

当前的刑诉法典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不享有上诉权,其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只能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围绕着是否应赋予被害人以上诉权,目前理论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肯定说（赞成说）和否定说（反对说）。基于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目的,比较这两种观点及主要理由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赋予被害人有限的上诉权。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研究

由于侦查阶段的特殊性和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重要性，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从发展历程上看，律师由审判阶段进入侦查阶段是各法治国家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趋势；从比较法上考察，两大法系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律师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从刑事诉讼构造的视角着眼，借鉴两大法系国家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论量刑庭审程序的中国模式

量刑规范化改革要求改变原来那种"重定罪、轻量刑"的庭审程序,通过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调查辩论程序,完善和强化公诉权及被害人求刑权,拓展和加强辩护权,实现量刑程序的诉讼化,使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对分离,以达到规范和制约刑事审判自由裁量权之目的。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寻求利益平衡的途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对于保障公民和国家、集体的财产不受侵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司法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现行立法的缺失导致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被害人的权益难以得到实现。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进一步规范民事赔偿范围,也应将精神损害纳入进来。     

刑事被害人启动二审请求权研究

2012年修订的新《刑事诉讼法》特别体现了"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原则,但整个新刑诉法的修订都是围绕着保障刑事被告人权利这一立法目的进行的,被害人作为刑事案件的直接受害者,其权利并没有得到增强。在以往及现行的刑诉法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一直存在缺失,尤其是请求启动二审程序的权利,即启动二审请求权。通过探讨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的可行性,以及如何完善刑事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可落实被害人启动二审请求权。     

赋予刑事案件被害人上诉权的可行性浅析

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之一,却不享有其他当事人所享有的上诉权,为此有学者呼吁,为了追求平等原则和保障人权,应当也赋予被害人上诉权。采取如下措施可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益:(1)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增加提起抗诉申请的主体和范围;(2)延长上诉、抗诉的期限,明确判决书送达的方式及时间;(3)明确有关部门对于被害人抗诉请求权的告知义务;(4)规定审查抗诉申请有关人员的回避制度以及详细的处理规则;(5)增设抗诉申请被驳回之后的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