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反思经济学思维主导下的中国公共管理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公共管理逐渐被经济学思维所主导，从而引发了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结果助长了贱卖创富、富而不稳，唯富是求、道德沦丧，精英阶层某些人公共品格滑坡、社会良心和社会正义无所依托等不良社会现象。党和国家应以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中心工作，认清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在价值目标上的差异，以对症下药、治病除根的辨证疗法来纠正中国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     

言论自由or个人隐私？

我们需要大众批判性言论 最近看到一则关于美国和中国差距的短文，文中说：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以批判政府为使命，而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以歌颂政府为使命。虽然有点夸大其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缺乏自我批判的言论。而新一代网络公民的政治觉醒，引发了大众批判思潮。这表明我国言论自由度的增加，是我国发展民主政治的需要．是我国社会和谐宽容的标志。     

知识产权公共领域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分野及互动

知识产权公共领域是指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或属于合理使用范围的知识成果的整体或其某些方面，体现为知识、思想和信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则是产生公共意见的社会领域或社会空间。两者虽然分属法律和政治系统，却在两个系统的结合部——立法过程发生联结。知识产权公共领域中的知识、思想和信息有助于提升公众素养、培育市民社会、提供哈氏公共领域的思想源泉。哈氏公共领域有助于促进知识产权立法的公众参与、民主协商条件的达成、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领域保留的平衡，从而对知识产权公共领域的保留提供运作机制。两者的互动关系由于“知识产权政治学”的实践还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治理的核心——公共精神的构建

全球治理理念的兴起给社会带来了巨大震动。全球治理的核心应该是公共精神,其内涵是“公共意识、公共关怀和公共参与”。鉴于中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缺失公共精神的现状,我们应积极构建公共精神,即通过教育培养公共精神,建立完善的法律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与其他国家间的互利合作,进而推动全球治理的长足发展。     

论公共性的特质——兼论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

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基本属性。公共领域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公共性在不同层次的公共领域呈现出不同的意蕴和意象。公共性的特质是公共精神,它凝聚了现代政治哲学的神髓。它发端于自由开放的公共论坛,聚焦于会合私利的公共利益,彰显于大众喉舌的公共传媒,期许于责任自觉的公共权威。作为一种政治价值理性,公共性在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及公共知识分子等不同人格层面上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追求和公共品格。     

协会组织在公共治理体制中的定位思考

按照现代治理理论，协会作为一种自治性的法团组织，它在整个社会的治理体系中应该有合法和稳定的地位。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得来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在转型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和引导的积极作用。我国社会团体发展的实践也昭示着，只有在政府主导的框架下，自治团体才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相当程度地将公共治理理念付诸实践，并体现在中央政府大力提倡的完善社会中介组织，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等指导思想方面。由此可见，“合作主义”的公共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未来治理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模式。     

乡镇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角色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乡镇在供给公共产品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但是乡镇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面临很多困境。因此，应该积极探索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运作，平衡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供给决策与“自下而上”需求决策，鼓励私人参与，吸引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社会公共组织的宪法双元属性及地位之考察

作为当今各国社会中影响日益广泛和增大的“第三部门”或“第三领域”，社会公共组织在宪法上具有双重的属性和地位，这突破和改变了国家与公民双元的宪法主体结构及其相关的传统认识。在与国家的关系领域中，它具有个体性和权利性，是宪法权利的享有者；在与公民关系的领域中，它又具有公共性和权力性，是宪法权力的拥有者。在社会实践中，对于社会公共组织的宪法二元属性，一要在分清不同关系领域的前提下予以坚持，二要梳理、协调好社会公共组织与国家、公民三者之间的宪法地位和关系。     

中国近现代出版理念与知识分子现代性转型的内在关系

“理念出版”和“职业出版”是近现代中国的出版理念,这一理念的形成与现代转型后中国知识分子价值体系不可分。现代出版产业的出现,不仅推动了近代出版的专业化道路,同时也为转型后的知识分子开辟出一个广阔的知识分子公共话语空间。     

关于加快推进乐山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考

加快推进乐山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要以实施文化民生工程为抓手，加快推进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构建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均衡发展，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共建共享，形成具有实际意义的城市“十分钟文化圈”和农村“十里文化圈”。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实施困境及对策探讨

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颁布已多年,但在现实中却鲜有获批准的合法的集会游行示威,大部分集会游行示威陷入合宪但违法的境地。这与《集会游行示威法》对公民集会游行示威权的限制过严有关,也与主管机关在执行过程中维稳的思维误区以及角色错位有关。要改变这一现状既要正确认识集会游行示威的制度化对民主政治的健全和社会稳定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修订《集会游行示威法》以保障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基本权利,又要明确公安机关事前依法审批、事中有效管理和事后依法追惩的角色职责。     

农村公共政策供给:时代特征、逻辑进路与批判性建构

农村公共政策供给呈现出典型的功能双重性、价值多重性和技术非均衡性时代特征并呈现出体系化趋向。民生政治、制度创新、解构并重构固化的社会结构,是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价值导向、技术导向和目标导向,三者共同构成了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逻辑进路。体制性传递与“泛政策化”、选择性供给与失真性执行、政策供给与制度创新的弱耦合性,是当前农村公共政策供给面临的现实挑战。农村公共政策供给带来的政策泡沫和信任危机降低了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引发潜在的政治认同危机;涉农政策“打架”现象根源于农村公共政策供给机制失调,导致制度性成本增加;制度创新热衷于制造概念并引致制度空转现象背离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逻辑要求。推动农村公共政策供给侧改革,健全完善农村公共政策社会监督体系,优化农村公共政策内部考核评估体系,是新时代优化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基本策略。     

党政分工:新时代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

新时代机构改革是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而出现的一场深刻变革。基于机构改革经验和社会环境变化,新时代机构改革原则已转变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优化协同高效和全面依法治国。在此指导下,新时代机构改革深刻揭示了党政分工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加强党管重大决策、纪检监察、干部人事、意识形态、统一战线职能,另一方面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能。沿着党政分工的基本路径,未来机构改革还应在增强党的领导力、提高政府执行力,统合“大部制”和“双合制”改革,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责,推进国家组织法律和党内组织法规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浅析“互联网+”时代公安群众工作的优化途径

"互联网+"时代给公安群众工作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从目前来看,"互联网+"时代的公安群众工作仍需进一步优化。公安机关应利用"互联网+"服务人民群众,改进工作理念;建立健全"互联网+"时代公安群众工作机制;优化建设"互联网+"公安群众工作新平台,创新完善在线服务功能;加强公安民警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互联网+"公安群众工作能力;利用互联网平台加强法律宣传和公安工作宣传,让群众更好地理解公安工作。     

确立检察机关拘留权之构想

拘留权是决定和执行拘留的权力。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拘留统一由公安机关来执行,检察机关只有对自行侦查的案件在特定情况下的拘留决定权,而没有拘留执行权。这就使检察机关在侦查实践中处于相当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影响了侦查程序的顺利进行,进而影响了诉讼的效益。应当尽快赋予检察机关一个完整而又名副其实的拘留权。     

民营企业“匠心人才”培育研究——基于台州制造业青工人才培养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迅猛,成为了拉动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重要力量,被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持续推进各行业产业化、全面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时刻,民营经济急需培养适合自己企业发展、具有较强实践操作技能的“匠心人才”。我们通过对“匠心人才”“高技能人才”“蓝领”等人才概念的界定,明确民营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内涵及特点,并通过深入调查具有民营经济亮点的台州制造业,了解了企业培育“匠心人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剖析了对于“匠心人才”的培养,社会认识上存在轻“蓝领”重“白领”、学校教育上存在轻“实践”重“理论”、人才自身存在轻“长久发展”重“短期效应”、企业在用人上存在轻“一线”重“科技”、政府工作上存在轻“服务”重“业绩”等问题。为此,我们提出人才多元认识,构建尊重青年匠才的社会环境;搭建多层平台,大力拓展青年匠才发展高地;用活激励机制,全面释放青年匠才发展活力等对策建议。     

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及其应对:框架理论的视角

中国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西方污名化中国的浪潮此起彼伏,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污名化是社会舆论阴影下施污者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个体或群体形象的负面建构。其中,施污者的框架建构是理解污名化过程的关键所在,受众的框架共鸣是评估污名化影响的基本指标,受污者的反框架是去污名化斗争的重要举措。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正是通过框定中国的"他者"意象及其对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威胁",架构种种涉华负面话语以煽动国际社会共同打压中国,进而建构一种"污名化中国"框架。这一框架虽缺乏可信度,但极大损害了中国国际形象,乃至危及中国核心利益。百年变局下,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的一言一行,西方或将趁机加大污名化中国的力度。中国要做好进行长期去污名化斗争的准备,揭露西方污名化中国框架的狭隘性,推进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提升中国主体性框架的国际传播力。     

社会影响力债券:一个城市多元治理的工具创新

为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保障公共服务支出的稳定性,2007年英国首先提出社会影响力债券(SIB)模式。它是一种新型合作治理伙伴关系,通过向社会发行债券融资,建立资金池委托服务提供方生产公共产品和解决公共问题,最终由政府根据绩效向投资者支付本息。其典型特征是“政府退出生产”“为结果付费”。凭借巧妙的机制设计,SIB能够作为市场融资工具、多元治理工具和监督考核工具在城市管理领域广泛应用。未来可通过培养综合性的中介机构,积极出台政府支持政策,调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体系,提高评估机构专业能力,推动SIB成为中国城市多元治理工具。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0条的评析简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0条,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做出了明文规定,然而却存在诸多疑议.该条应修改为：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适用权利来源地法律;当事人也可以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协议选择与该侵权行为有联系的其他国法律.     

公安高等院校法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公安法学教育是公安职业教育与法学教育相结合的特殊法学教育,是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高等院校法学类硕士培养基本上紧随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但是要在学术型硕士培养上创新,就需要突出公安特色。在"卓越法律人才计划"的大背景下,法学教育"精英化"、"大众化"、"职业化"等的辨析日趋明确,各大高校法学硕士培养定位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为研究做准备——学术型硕士。公安高等院校法学硕士定位同样应为学术型硕士,其要在同领域中具备"卓越法律人才"素质,就需在培养过程中强化公安实践上升为公安理论的能力,首先从招生数量上"精化",其次从课程设置上"简化"、"深化",再次从导师引导上"细化"、"学徒化",最后从准出门槛——毕业论文上"学术化"。公安高等院校法学硕士最终应能成为公安法学相关理论领域博士研究预备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