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外交战略与国际秩序理论

本文主要论述外交决策理论的内涵、冷战后亟待解决的国际秩序论和中国应该选择和平发展安全合作的外交战略。文章认为,外交决策理论应回答世界格局、世界主要矛盾、国家定位与国家核心利益等问题。冷战后世界向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冷战后世界两大主题没有变,但和平与发展的内容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南北关系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的国家定位应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台湾问题都属中国的核心利益。当前应建设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理论和中国外交战略理论。中国的外交战略宜提出“和平、安全、发展、合作”为好。     

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背景下美菲同盟强化及中国的对策研究

在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高调实施重返东南亚战略,全方位重返东南亚.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既是对以往相对忽视东南亚政策的矫正,更是美国维持全球霸主地位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和遏制中国,主要手段和策略就是强化美菲同盟.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背景下,美菲同盟强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军事合作不断加强,防务合作更趋务实和灵活,经济合作不断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美菲同盟强化将给中国带来深远影响:致使南海局势更加复杂,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成极大压力,完善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挤压中菲经济合作空间.中国必须积极应对美菲同盟强化造成的不利影响,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主要对策是: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经验,坚持矛盾双方直接和平谈判原则,实现矛盾双方利益的和谐,把解决边界问题作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任务,最高领导人发挥大智慧和大魄力,增强自身实力与消除中国威胁论并举,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和区域组织,积极开展软实力外交,积极改善与菲律宾的关系,削弱美菲同盟的利益基础.应对美菲同盟强化及相关联的中菲南海争端问题,应警惕国内激进民族主义倾向,不能反应过度;应讲究策略,坚持同菲律宾进行直接、和平、平等的协商.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当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亚太安全问题：同盟阻遏与战略解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和平发展一直面临亚太地区诸多安全问题的挑战。在不同历史阶段，这些问题的紧迫性不同，并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形成不和谐的张力。当前，面临亚太安全热点问题日益复杂化、严峻化的趋势，有必要梳理亚太安全问题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把握其发展脉络，推进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政策的优化和实践。冷战缓和时期，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阵营，虽与资本主义阵营内个别国家的关系出现缓和，但亚太地区冷战的安全结构仍然未变；冷战走向结束阶段，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困境依然存在，中国的和平发展仍然面临资本主义同盟体系的觊觎；在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从蛰伏走向活跃；进入21世纪的头10年，中国稳步发展并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太安全问题的冷战气息渐浓，具体安全问题更加严峻；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相对增长，亚太安全环境恶化、日益呈现出汹涌澎湃之势，中国在国力增强中承受的安全压力日益明显并增大。鉴于亚太安全秩序困境的结构机制与角色变迁，中国需要准确把握亚太安全问题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在知己知彼中扬长避短，整合提升人力资源优势，加强智库建设，妥善应对亚太安全问题带来的挑战。     

从“和平共处”到“和谐世界”——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基础；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与时代主题做出科学判断，调整了外交战略和对外关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并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冷战结束后，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与时俱进，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大战略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     

“中美日安全形势与对策”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2年以来，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而紧张升级，美日同盟出现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中国国家周边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战略的宗教向度与统战意蕴

“一带一路”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国家战略。该战略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外交道路的新实践，还是中国为加强同沿线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共同安全、发展、繁荣而进行的新努力。“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对外战略的宗教向度具有特定内涵：在战略重点上突出中国宗教的“走出去”，在战略主线上强调以宗教统战为核心，在战略目标上侧重打造以宗教良性互动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宗教工作应“请进来”与“走出去”并举；涉外宗教工作应由“被动”变为“主动”；涉外宗教统战工作应由建构“共同利益”转向营造“共同命运”。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转型——基于美日同盟的分析

自美国提出重返亚太以来,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支柱之一。其中,美日同盟因历史和现实地缘政治的原因,又成为美国众多同盟中的基石。因此,从美日同盟的变化发展可窥探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走势。在新时期,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出现了"预防性外交"的趋势,呈现出了一定的疲态。中美外交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与对台政策

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中，台湾的战略地位实际上得到了提升，因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强化美台关系的政策，其主要框架是：强化美台军事安全关系；加强美台“准官方”交往的力度；谨慎对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防止自己被边缘化；着力提升台湾当局的“国际能见度”；重启美台TIFA协商，加强美台经贸关系建设；继续支持台湾的民主政治建设。这些政策的特点是：以军事安全关系为核心，实现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多种功能；以关注岛内民众的各种需求为切入点，与大陆争夺岛内“民意”；以台湾的“民主范式”为样板，推动美式价值观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以对台军售和TIFA建设为抓手，从美台关系中攫取“超额利润”。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将使东亚地区内国家间关系更加复杂，使中美两国本已脆弱的战略互信关系受到进一步挑战，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在一定程度上放缓，并且使美国干预岛内政治进程更为便利。     

未来10年中国对外战略若干思考

世纪之初 ,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和挑战明显增多 ,其缘由在于中国的崛起将对国际政治格局与秩序的构建带来巨大影响。中国面临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我们必须考虑外交战略的应对措施。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中 ,我们应树立新型的国家安全观。要趋利避害 ,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努力将全球化提出的挑战转化为机遇。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中国要坚持“求同存异”的对美战略思想 ,发展合作 ,不搞对抗。在对外交往中 ,要彻底摈弃冷战思维 ,坚持不称霸、不结盟、不当头和不对抗的策略思想 ,在国际事务中争取较大的主动权     

冷战后中国对外战略的新发展

冷战结束后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国际形势的主题 ,世界多极化、多样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愈益明显。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的显著特点是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这主要表现为 ,积极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全方位发展对外关系 ,努力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     

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冷战后，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外交构成了新的挑战。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经历了由失望、恐惧、偏执的感性认知到冷静、全面、客观的理性认知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思想，即“遏制”战略与“接触”战略、“离岸平衡”战略和“诱导”与“融合”战略。随着中美关系重要性的提升，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时更加谨慎，在政策中更多地利用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等“软制衡”方式来处理对华外交。这一战略在奥巴马政府中将得到延续和发展。     

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战略论析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立足于两岸实际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系统提出了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战略框架，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的“和平统一”理论，产生了积极的现实效应。笔者梳理了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战略的历史基础、现实维度与基本框架，对深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行了探讨。     

冷战时期的“脱冷战”思考——石桥湛山国际政治思想述评

石桥湛山是20世纪日本国际政治思想发展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在冷战时期，石桥秉承他战前一贯的“小日本主义”的反战和平立场，阐发了日本“自主外交”的政策主张，进而提出了基于共同利益的“日中美苏”和平同盟的构想，并对冷战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冲突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石桥湛山在冷战时期的“脱冷战”的思想见解，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对现实的国际社会也不无参考意义。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发展与钓鱼岛争端

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经历了调整阶段和强化阶段,钓鱼岛争端随着美日同盟的紧密而逐渐升级。美国"重返亚太"和日本民主党上台后,美日两国因相互利益在钓鱼岛问题上密切配合。中国一方面应意识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于中日之间的相互钳制,不会为日本夺取钓鱼岛冒风险;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军事实力,同时做好应对钓鱼岛危机的军事准备,为维护国家主权提供基础和保障。     

对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战略思考

奥巴马成功访华使中美关系得以全面提升，中关关系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对中关关系应准确看待、避免三种误区，即过高估计中关关系的全球重要性与影响力；过高估计中国在中关关系格局中影响力的增强；避免将错综复杂与不断发展的中关关系“片面化”、“绝对化”与“静止化”。中美关系仍然存在诸多现实问题与未来挑战，处理中美关系不仅需要双方充分把握时代机遇，更需要彼此慎重应对各种挑战。美国政府只有真正“解放思想”、彻底抛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心态，中关关系才能不断“与时俱进”，从而持久造福于两国人民与世界。     

冷战后的日美关系及其走势

冷战后的日美关系及其走势吴琚冷战年代，日美关系是以《日美安保条约》为标志，经济利益服从于战略利益，日本对美俯首称臣的“特殊”关系。尽管从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两国关系因贸易战、汇率战、技术战而一波三折，但因受“冷战”影响，最终都以互让结局。９０年代，冷战...     

中国对外战略的确立与调整

本文以史实为依据，对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对外战略进行了客观分析与研究，指出：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至１９６５年３月莫斯科会议召开，执行对苏“一边倒”对外战略；从莫斯科会议召开至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推行“世界革命”（即“四面出击”）战略；从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执行“一条线、一大片”对外战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执行全方位开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本文认为，中国对外战略贯彻始终的是，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全面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日本外交的选择:概念、议程与方向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战败后,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基于对国家特性的重新认知,确立了以全力发展经济、轻军备及对美协调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吉田主义",为日本描绘出复兴的蓝图。在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及外交本质的合力之下,日本外交得以挣脱战前的扩张路线,在摸索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其主要特征,则系于"宪法九条"、"日美同盟"、"经济中心"与"历史遗产"四位一体。其中,"宪法九条"与"日美同盟"这两大选择的目标、路径与方法并不相同,因此也屡遭质疑与局部修正,但"吉田主义"凭借其内在的强韧性,即使在冷战后依然维持了整体结构上的相对稳定。然而,这一局面在第二次安倍执政时期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外交的和平主义精神正经历实质性考验。日本明显加快了战略转型的步伐,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突破既有思维、法制及惯例的框架,外交体制也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总体战略形态及外交体制的变化,无论对日本自身,还是对亚洲各国,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涵。展望未来,能否真诚反省历史,致力国际协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是日本外交所面临的"世纪性"课题。一个不甘衰落而积极挑战自己的日本,如何融入日新月异的亚洲?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日本须减少战略误判,戮力合作。没有健全的亚洲外交,日本外交难有未来。     

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分析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对台军售的危害不言而喻,更阻碍了两岸和平发展的进程．对于台湾岛内一些反对两岸统一的人是一种“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