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平:谁在做着不可思议的事?

很多事,可以靠时间的累积形成,所谓“水滴石穿”;很多事,可以靠群体的劳作推动,所谓“众人拾柴”。然而,有一些事情,有些不可思议的事,似乎只垂青于个别人的精神和才能——在商业上,我们往往把这种精神定义为企业家精神,把这种才能定义为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精神也许并不神奇,但是稀缺。企业家才能也许只是对常人桌赋的一种延长,但就是那延长出的一步,将企业     

别拿自己太当干部

用亲属的名义开立私营公司,从国有企业中转移资产;无偿使用国企的品牌;在采购和销售的各个环节收受回扣。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国有企业管理层侵吞资产和腐败的行为。如果在改制时,再辅以“管理层收购”,那相当于让这些管理层从非法的“偷”直接转为合法的“偷”。在重庆这家企业的个案中,还动用当地的公安力量来处理企业内部的争议,更是强化了这种行为的表面合法性。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主推的一个概念,许多研究表明,积极的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因此,如果我国企业家形成了一种从国企运营和国企改制中“偷”的习气,那损失的就不仅是各种有形资产了。     

“寓教于审”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的运用

在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精神向刑事立法和司法注入的过程中，“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确立显现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现代化取向，而这正是司法机关切实履行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职能，推进未成年人刑事立法完善的关键。围绕上述方针原则而形成的“寓教于审”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在刑事审判实践中进行了两项尝试：一是构建并完善了圆桌审判模式；二是注重增设庭审教育阶段。     

和平发展与外交战略：非传统模式

“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外交为内政服务,如何在对外关系中实现这一长远战略目标?中国政府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出发,结合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和政策,近年来形成和强调与周边和世界的“合作、和谐”的实践战略。为了实现发展,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     

“一个中国”内涵与两岸关系

众所周知,当前两岸关系僵局无法打破,两会商谈机制无法启动,障碍就在于台湾当局拒绝承认和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更具体说则是拒绝承认和接受“九二共识”。至于如何来表述“九二共识”,中国大陆方面的认知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其出处见于“海基会”的来函;而台湾方面则是执政的民进党不承认有“九二共识”,只承认有“九二精神”或“九二成     

“九二共识”与两岸三党关系之探讨——纪念“九二共识”达成二十周年

1992年,两岸两会几经协商讨论和函件来往最终达成“九二共识”。“九二共识”形成20年来的两岸关系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只要两岸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能走得顺畅,反之两岸关系就会波折不断,甚至引发危机。自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进人到和平发展新阶段,四年多来两岸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交往使得两岸民众共享其利,这与两岸有着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基础分不开的。两岸关系已进入到深水区,如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无疑需要我们去重视“九二共识”、发展“九二共识”,让两岸关系更加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进党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政党,研究探讨这三党与“九二共识”的关系,对于我们缩小一些两岸关系中的矛盾分歧、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促进中国统一是很有意义的。     

数字经济背景下个人信息的法治化保障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个人信息全面数据化已成为明显趋势,个人信息的数据价值和商业价值与日俱增,同时伴随着信息泄露和侵权的法律风险。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规范已基本形成,但因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性及挑战,仍需通过建立个人信息数据溯源的“安全锁”机制、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防护网”机制、夯实个人信息保护的“责任链”机制,以法治化保障机制的建构,筑牢个人信息保护的安全屏障。     

社会环境安全与儿童保护

本文试图以考察儿童生存的社会环境安全的国际保护为基础,针对儿童生存环境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中国的现实,分析症结所在,目的在于探寻保护儿童免受经济、肉体和精神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剥削和伤害的措施,提请全社会注重被侵害儿童的保护、康复和重返社会问题。     

读编往来

贵刊去年11月号关于“富人与中国”的独家策划,别开生面,很有震撼性。但我以为,现在不仅应提倡“富”,更应提倡“贵”,也就是精神价值的高尚,思想境界的高贵。现在富人不少了,但气质大都是“富而不贵”,骨子里还没有     

媒体

看中国“走出去”的风险大约30年之前,中国开始引进外资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如今中国政府认识到仅仅靠吸引外资是不够的,还必须促进本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尤其在能源等领域。因此,中国大力推动促进本国企业到国外投资的“走出去”政策。中国政府一直设想,在西方国家因为民主和     

关于政治改革的对话

莫让政治改革停留在“敏感”上 ○茅于轼:经济改革是在党中央的大力号召下逐步实施的。“改革开放”成为最响亮的口号,而且事实上也成为中国政府和百姓的普遍办事规则,但这里的改革主要是指经济改革。     

见义勇为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研究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弘扬社会正气、遏制违法犯罪、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未成年人正处在成长时期，个人力量和生活经验、判断能力都十分有限，并不具备助人脱险或与犯罪作正面斗争的能力。法律规范应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把实现未成年人最大利益放在首位。道德教育应注重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实质。全社会更应坚持科学、理性的态度，不过度提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引导未成年人合理地“见义而为”，在法律与制度中体现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     

千呼万唤企业家

“企业家与只着眼于企业日常事务的经理人员不同,他的职能体现社会经济的职能,是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进步和物质生产增长的中心人物。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是国家干部,他们往往只是国家计划的执行者,能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就算完成了任务,缺乏能动的、创新的活力。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经营不良,影响生产力增长的原因之一。”在引人注目的“珠江——长江企业家对话”会上,散发给与会者的文件中,著名理论家苏绍智的《企业家论》中有关“企业家”的这些论述,引出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中国企业家比外国的难当杭州第二中药厂厂长冯根生说:我国企业家地位太低了,实质上只是政府的雇员。厂长经理还不如一个歌星,歌星大奖赛奖金几千元,厂长经理创造几百     

企业家立市

过去我们讲了很多诸如“科技立市”、“教育立市”、“贸易立市”等等,而从中国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我提出一个观点叫“企业家立市”,为什么? 从80年代初期开始,“市场调节”这一改革步骤,已经开始向市场经济的方向努力。市场经济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市场机制、市场主体、市场秩序。广东80年代改革的主要成就是在市场机制方面,就是怎样放宽价格,由市场决定供求。下一步要向创造市场主体方面发展,这里重要的是在90年代要培养一个企业家阶层,也就是“企业家立市”。我认为在中国,目前“企业家立市”比“科技立市”、“贸易立市”更为急需。这是90年代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必然,因为机制放开了,主体必然进入市场,这个主体就是人——有经济意识,有眼光的人。中     

企业巨人的知识观

1935年,美国“化学大王”杜邦在自己的公司里设置了美国企业中第一个智囊机构——经济研究室。这位大企业家深感公司要长期和快速地发展,必须有一种“持久的有价值的动力”——它只能来源于“智慧、预见性和知识”。经济研究室被认为是杜邦公司中具有战     

企业领袖的价值——财富观察之五

《财富》杂志在评选美国最受赞赏公司时列出了8个标准:创新、管理质量、员工才能、产品及服务质量、长期投资价值、财务健全、社会责任、善用公司资产。在财富论坛上亲眼目睹了那么多杰出企业家的风采后,我感到,在这8大标准之上,还应列出一项指标: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感召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命运。 企业家的创新才能不仅能创造一项全新的事业机会(杨致远的“网站搜索器”的创     

一个宁波商人的创新烦恼

“中国不仅要保护国外产品的知识产权,像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家辛苦创来的知识产权,也一定会得到保护的,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典型,我要当这个典型,哪怕反面的都行。”     

从两种模式到“江浙精神”

“模式”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浙江和江苏采访,从经济学者和企业家嘴里听到得最多的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一名老资格的经济记者给我作过这样明确的分界:“苏南模式”就是以乡镇工业企业构成的乡村经济,概念从80年代中期提出。其影响从长江以南的江苏,一直到杭嘉     

扩大共识，增进互信，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两岸执政党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政治互信的基础上,恢复两岸两会协商,先后共签署了十五项协议,达成一项共识,两岸制度化协商不断深入;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和实施以及两岸经合会成立,标志着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率先在经济领域获得突破,两岸经济合作关系的机制化和制度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在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并大踏步推进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同时,两岸关系发展也潜藏着诸多挑战,     

外刊论“北京共识”及影响

《日本时报》美中社会发展模式之争前不久在新德里的一次亚洲经济一体化会议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一名教授谈及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北京共识”,将它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进行了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