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工会对会员的代表权

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者的维权意识逐步提高,个体劳动纠纷以及集体性劳动争议越来越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会组织不可推卸的时代使命。然而,工会作为代表劳动者利益的社会组织,一直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维权职能。究其根源,在于工会的代表性不足。工会对会员的代表权是工会的天然权利,被法律确认并认可,它与政治代表权、法人代表权以及民事代理权都存在区别,具有社会法属性。当下,我国工会改革的重点在于"去行政化"及其社会属性的回归,进一步强调工会的维权职能。在"互联网+"背景下,信息技术的运用为工会维权开拓了新路径,工会改革应沿着更好地代表会员利益的道路继续前行。     

社会治理双重属性的逻辑进路及其实践维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更好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保障。社会治理具有双重属性,一个是权利属性,一个是秩序属性。权利属性追求权利政治,秩序属性则以秩序政治为价值取向。权利与秩序之间的互动是社会治理双重属性的根本逻辑。权利属性与秩序属性之间一方面具有内在的融合性、统一性,互为目的、互为结果;另一方面也总是趋向于相互否定、彼此冲突,权利属性始终试图否定现有的秩序,秩序属性则总是试图束缚住权利。实现权利属性与秩序属性之间的有序互动和动态平衡,根本之策在于推动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把权利和秩序纳入到法治的框架之内。     

“维权”与“维稳”的高成本困局——对中国维稳现状的审视与建议北大核心CSSCI

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但引发大规模政治动荡的可能性较小。社会稳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体制内"维权"与政府"维稳"皆陷于高成本的困局。这一困局的根源在于政府现有民权观与稳定观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即政府对民众个体权益的忽略与对社会稳定问题的过敏之间的矛盾。权利观、稳定观和高成本的体制内维权是导致高成本维稳的重要原因。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加强宏观长远规划,确立正确的稳定观与权利观;第二,重建社会公正,降低民众体制内维权成本;第三,客观评估社会稳定形势,逐步降低维稳成本;第四,理顺维权维稳关系,走出高成本维权维稳困局。     

北京应对群体性事件日趋组织化的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在北京市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特点日趋明显。有必要畅通体制性渠道,通过吸纳"草根精英"进入信访代理员队伍、大力发展"网格内"基层自治组织、着重培育"维权型"社会组织等方式,将自发的社会维权运动引向以可控的组织形式表达诉求,破解群体性事件日趋组织化的难题。     

地方政府处置劳资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分析

现阶段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地方政府面临着维稳还是维权的两难处境。有些地方政府在处置劳资群体性事件中,表现出对劳动者维权持较消极态度,与企业形成"利益共谋体"。这种政企关系对劳动者维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有效预防和解决的策略在于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构建"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的"权利-义务-责任"均衡的利益共同体。     

自由主义对环境权证成的限制

环境权作为一种新型权利,其内涵和外延是许多中外学者探讨的理论难题。但是环保运动的发展和环境权理论的探讨,都没有使环境权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并获得有效的证成,这导致了"在立法上设立环境权来保护环境利益"流于口号。环境权概念具有复合性,即主张免于环境破坏的消极权利属性和主张政府改善环境的积极权利属性,而这两方面的权利属性与已有权利体系存在着一种紧张性的关系。这种紧张性关系正是环境权迟迟不能在法律上证成的原因。同时,这种紧张性的关系直接根源于自由主义传统,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只能将环境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来分别考量其两方面的权利要求,难以有所突破。     

论城市群体性社会冲突的法律化解机制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群体性社会冲突日渐凸显,已对我国城市的安全和稳定构成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对待城市社会冲突应成为我国党和政府必须予以关心处置的问题,而在处置过程中改善我国在此方面的法律化解机制非常必要。在所谓城市群体性社会冲突的法律化解机制中,主要做到发生前的立法对策、发生中的行政举措和发生后的司法保障三个方面。     

金桥开发区化解群体性劳资矛盾的实践与探索

近几年,我国企业劳资纠纷频发,劳资争议案件数量大幅度上升,呈现"井喷"之势。如"富士康N连跳"、"本田南海工厂罢工"等等,一桩桩劳动纠纷引发的员工群体性事件牵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群体性劳资冲突因其普遍性和频发性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矛盾的主要焦点之一。当前劳资矛盾表现为"群体的突发性、维权的激烈性、法外的权益性、诉求的威胁性、解决的困难性"五大特点,如何化解群体性劳资矛盾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金桥开发区工会联合会知难而上,与时俱进,对此作了积极有效的实践与探索。     

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思想评析

发生在18世纪的两次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具有浓重的经济与政治色彩,赋予了现代社会以典型的＂两面性＂特征,从而为＂应得权利＂与＂供给＂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提供了思想渊源。作为社会理论与社会科学常用的概念,＂应得权利＂与＂供给＂及其辩证关系,孕育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的萌芽,构成了达伦多夫社会冲突思想的理论基石。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思想,对于重新认识和审视转型时期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对于建立和健全相应的疏导机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与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给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严重挑战。如何治理群体性事件以便更好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是摆在基层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群体性事件起因于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和权利冲突,农民抗议和上访是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免受基层政府不规范行为的侵犯。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必须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公民维权与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中国正面临着激烈的社会冲突，这是不应回避的问题。如果不能正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特别是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压抑、排斥他们的利益诉求，将引发激烈的群体性事件，甚至可能威胁到国家、社会的安全。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变被动“维稳”为主动“创稳”——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

记者: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和社会骚乱事件这三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为什么要这样分类?于建嵘:将群体性事件大致划分为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和社会骚乱事     

转型期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多源流分析

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冲突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呈现多发态势,参与人数、发生频率逐年增长,冲突程度日益加剧。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对社会秩序、稳定产生极大冲击,给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影响。社会群体性事件具有复杂系统的非线性特征,线性的分析模式无助于深入理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运用非线性的多源流理论分析群体性事件中问题源流、社会心理源流和政治源流的形成与发展,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与防范:协商民主的分析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以利益矛盾为主的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公民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公共参与缺失造成的制度供给不足、应得权利失衡和权力缺少有效监督。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看,扩大公共参与和实现协商治理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适宜选择。     

人格标识利益在我国民法上的界定

我国学者使用了"商品化权"、"公开权"、"形象权"、"商事人格权"等概念,来描述人格标识利益。不管是从概念内涵还是外延上都相去甚远,跨越了人格权、财产权、知识产权三个完全不同的权利类别。对这种法律现象归于人格标识利益这一概念,从概念加属性对此概念进行界定,以期对该种法益进行民法上的保护,其客体的人格标识表现形式应当包括能够表现其识别性特点的姓名、声音和其他具有识别性和个性化的标识。     

公平正义与我国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研究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多元利益与多元思想并存,各种冲突大量涌现,矛盾错综复杂,长期被忽略的社会公平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诱发群体性事件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相对集中在权利不公平、机会不平等、分配不公平和规则不公平等社会不公问题上。预防和根除群体性事件必须高度重视并逐步推进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     

社会稳定与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研究

加强对弱势群体权利保障与维护社会稳定有着內在联系。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受到忽视甚至被严重侵害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当前我国弱势群体面临的主要权利问题集中在贫困及生存问题、社会不平等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等方面。从权利保障角度而言,这些问题持续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弱势群体及社会整体的权利意识尚有不足,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维权成本较高等。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必须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全面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这对于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社会冲突视角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参与群体行为演变分析

环境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社会冲突问题,结合冲突演变的规律,环境群体性事件过程可以分为冲突酝酿、冲突凸显、冲突升级以及冲突消减阶段。冲突过程中,共同的环境利益诉求是促成集体抗争的根源;政治机会结构的变迁、可利用的多元化社会资源为集体抗争创造了条件,而体制内渠道无效则推动着集体抗争成为可能。所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应对路径应当以解决社会冲突为核心,加强各种机制建设,消除冲突根源。     

“上代下”维权的困境及其化解之道——上级工会应对劳资群体性事件的行动逻辑析论

"上代下"维权是工会参与处理劳资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方式。但是,目前"上代下"维权面临启动缺乏制度化的机制、可以凭借的手段和资源较少以及下级工会和会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等困境。从实践来看,上级工会妥善处理劳资群体性事件,较切实的做法是努力激活"上代下"维权机制,即在工会系统内部建立完善的劳资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机制;探索地方工会干部考核制度的改革;切实做好基层工会组织的规范化建设工作。     

授权立法的体系化思考:冲突与化解

立法法修订之后,讨论的话题从立法论转向了解释论。当对其中的授权立法进行体系化思考时,就会发现四类矛盾冲突,进而影响到该制度的法律适用。立法法一方面规定有十一个事项"只能"或"必须"制定法律,另一方面却又允许针对这十一个事项中的部分事项"授权"制定行政法规,由此产生语言用词的冲突。另外,授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立法决定税率引发的三次关于提升油价消费税事件,影响社会主体权利安定,导致了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授权期限届满"、"法律开始制定后"与"法律制定完成后",到底哪个时间截点对授权或立法产生终止的效应,三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允许授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的后果,但又要求防止这个实施效果的发生,由此引发了冲突。欲处理这四类冲突,必须在体系化思考的基础上,结合立法背景、立法实践等予以一一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