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善治: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价值内蕴及实践路径

法治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都强调“以良法保障善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与基础,善治是国家治理的价值内蕴和追求。选择良法善治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客观使然。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实现良法善治。     

西方法律运行动力机制研究——西方走上法治之路的一种社会学解释

义务本位是人类身份法时代和机械团结社会的法律本位,形成了外部力量为主的法律运行动力机制。权利本位是人类契约法时代和有机团结社会的法律本位,形成了内部力量为主的法律运行动力机制。社会本位实现了个人本位为主、团体本位为辅的有机结合,既考虑社会和国家的需要,更注重对个人合理需要的肯定、保护和满足,形成了内部力量为主、外部力量为辅的法律运行动力机制。西方法律社会化的动力较足,保证了法律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遵从,最终使之走上了现代法治之路。     

善治视角下城市边缘社区“三治融合”的挑战与优化——基于武汉公租房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促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实现城市社区善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考察Q、M、L三个公租房社区的治理实践发现,以公租房社区为代表的城市边缘社区处于城市边缘劣势地带、治理资源贫乏,具有产权关联弱、异质性强和行政性强的特点,导致社区三治融合面临治理主体积极性缺乏、治理方式融合性有限和治理规范衔接性不足的挑战,制约了城市社区善治的水平。基于城市边缘社区“宜居”与“安居”的善治需求,在党建引领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分析框架下,三治融合实现社区善治是一个“渐进均衡”的善治改进过程,得益于优化自治、法治、德治的组合力度和方式提升三治“指数”。从治理的主体、效能、秩序三个方面,优化三治融合的参与主体激励机制、三治功能提升机制、治理规范衔接机制,已经成为城市边缘社区因应治理挑战,提高善治水平的关键途径。     

“新常态”视域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层面。一部政治文明史是社会治理的发展史,仁政善治是永远的社会理想追求。法治是善治之基,公平正义是社会的价值诉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创新社会治理的精神力量,是塑造公序良俗,社会和谐,人心向善的方向盘和定心丸。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正>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紧紧抓住法治这个关键,是因为法治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1)与人治相比,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它是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产物,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2)法治要求把法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作为人的行为规范,使法获得规范力、确定力、国家强制力、普遍约束力、社会凝聚力等特殊品性;(3)法治与人治相对,法的内容不是由统治者个人意志决定     

论建设大而好社会与小而强政府——基于“法治广东”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建设大社会、好社会、小政府、强政府＂与＂良法善治＂是＂法治广东＂理论与实践的精髓。深入实践＂法治广东＂理论,特别要培育社会自治、厉行良法之治,基于良法行善治。培育社会自治是最符合人性的社会建设方式。实践派的哲学理论、人群呈正态分布的科学原理和治理经济学的分析,以及行善治所要求的公共治理结构,均支持这一结论。为培育社会自治,需要确立判断良法、善治的标准,建立相应的评估机制。     

警惕阻碍改革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改革与法治的适当关系应表现为： 其一,法治是改革的目标。或者说改革是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或目标之一）是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为了实现和增进人的权利、自由、幸福。改革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更不是单纯为提升治理者的“政绩”、改善治理者的形象而改革。     

PPP模式的治理逻辑、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构建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PPP模式北大核心CSSCI

PPP模式是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合作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其更深刻的本质和意义在于重塑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共治、法治以及善治三重治理逻辑,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作为现代化治理重要制度安排的PPP模式也在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得以快速发展和全面推广。但必须认识到,PPP模式所强调的多元共治格局仍未形成,所要求的法治保障有待加强,所追求的善治目标难以达成。当前PPP模式的发展轨迹违背了共治、法治以及善治逻辑,并可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渐行渐远。新时代推进PPP模式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框架的统领下,秉持善治目标取向,构筑多元共治基础,走法治化发展之道。     

PPP模式的治理逻辑、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构建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PPP模式

PPP模式是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合作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其更深刻的本质和意义在于重塑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共治、法治以及善治三重治理逻辑,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作为现代化治理重要制度安排的PPP模式也在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得以快速发展和全面推广。但必须认识到,PPP模式所强调的多元共治格局仍未形成,所要求的法治保障有待加强,所追求的善治目标难以达成。当前PPP模式的发展轨迹违背了共治、法治以及善治逻辑,并可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渐行渐远。新时代推进PPP模式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框架的统领下,秉持善治目标取向,构筑多元共治基础,走法治化发展之道。     

论德治与法治的协同

从广义而言,所有的社会治理方式都是人治,因为离开了人就没有任何社会活动。狭义的人治是相对法治而言的,意味着统治的权威独立于法的权威。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不可分离。现代法治需要道德的滋养,从而实现"善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德并治,协同推进。     

提升现代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研究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组成部分.现代城市治理法治化直接助力城市治理现代化.城市治理法治化有助于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助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助于全面建设法治政府.城市治理法治化应将公平正义、良法善治、平等竞争作为价值目标.提升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应同时着眼于立法、执法、司法、法治思维等方面.     

地方立法:助力打造“精致城市、品质焦作”

正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焦作市自2015年7月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认真贯彻党中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北山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制定和修订了7件地方性法规,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长效治理、协同治理、精细治理、高效治理。     

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历史底蕴与时代特色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历史底蕴源于应然的法治,即以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良法善治",强调法律至上、民主政治、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它是一套蕴含原则、价值、制度和行动等多要素的理论和实践系统;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时代特色则是以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核心,坚持党对法治的全面领导,实现宪法之治,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有机结合、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之治,倡导社会自治和善用统筹综治,从而让权力依法运行,有效释放社会活力,保障我国现行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中国梦"均得以实现的富民强国之治。它是实然的法治,是对近、现代法治理论的重大发展。     

法治现代化需要一部“百科全书”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公民身份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

以"善治"为目标的现代国家治理,其理论根基是建立在国家与公民、政治共同体与个体之间关系基础上的。作为一个"动力概念",公民身份的理论意蕴体现在对个体与共同体、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关照,因此能够作为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视角。在公民身份理论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与结构上遵循"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协同合作治理"逻辑;在治理机制与方式上遵循"公共理性、民主协商与法治化治理"逻辑;在治理效果与评估上遵循"实现正义的政治社会秩序,共享发展成果"逻辑。遵循以上逻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在于以公民本位的多中心治理为理路完善国家治理格局;以公民身份权利深化拓展为目标构筑国家治理体系;以决策中的民主协商实践为依托优化国家治理机制;以推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为导向改进国家治理方式。     

论法治化的善治:渊源、内涵与过程

20世纪9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即治理和善治理论,开始变得日益引人注目,并被认为是替代传统政府统治理论的新思想。随着我国不断加速融入全球治理进程,善治也终将成为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必然选择。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善治是以法治贯穿其全过程的,善治和法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在分析善治与法治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础上,指出了善治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之必然性。并结合法治化的善治的过程研究,认为实现法治化的善治是走向善治与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协同性

作为判断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重要标准的协同性，既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属性，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和达成善治目标的重要途径。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协同性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既要通过民主建设增强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又要以法治手段保障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加强治理体系协同性的关键和突破口则在于构建多中心主体的国家治理结构，妥善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在尊重彼此治理主体地位的同时，实现三者的新型协同互动。     

论乡村社会法治建设——以乡镇司法所为视角

乡村社会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工作的重心。乡村社会通过传统的"礼治"来维持社会秩序,而现代社会利用"法治"来维持秩序。"礼治"和"法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不同的方式。"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而"礼治"却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在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把握用法律治理社会的大方向,同时也不能忽视"礼"在传统社会中的良性作用,正确处理"法治"和"礼治"之间的关系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逾越的步骤。本文以基层司法所为视角,从乡村社会法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原因、解决方式出发,分析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在乡村社会的适用问题,从而有效地推动城市、乡村法治建设的全面发展。     

黑格尔法权理论探析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构建了一个以法权人格为核心的现代法权理论系统：以自由自我为支点,以平等独立的法权人格之间自由交往的市民社会为载体,以国家宪政为保证。离开自由自我,个人就失去了作为人的普遍性的人格;离开市民社会,独立自由平等法权人格就不会生成;离开现代成熟的国家,个人自由和特殊利益就会与社会文明之普遍性利益和秩序相＂分裂＂,导致市民社会伦理失范,个体之法权利益和人格就不会得以普遍保证。这对我们当今法治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会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是现代社会法治的内涵与核心。法治文化要体现法治与德治的融合,只有两者在实践中互通互动,才能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实际作用和优化作用,从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