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个人本位法变迁述论

西方法律本位大体经历了从氏族到个人再经上帝/氏族到个人的三次变迁。其特点是愈益非集团化,也即个人本位化。它是通过个人权利/权力在法律上对各种团体形式的集团权力/权利的挤压、否定和部分替代来实现的,表现为个人本位与集团本位在法的支点上的不停转移。概括这一特定的历史现象,即是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权利法哲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现象,它无疑也是一场人的解放与人权展开的运动。     

高校学生社团法律关系的分析

高校学生社团属于非法人类社团,存在着内部法律关系和外部法律关系。实践中,学生社团外部法律关系比较完善,而内部法律关系则很混乱,需要高校转变管理模式。     

以法律思维为主的总体性思维方式:一种方式的检讨与期待

本文在法律思维分类与概念论述的基础上,借助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提出了法治社会需要的总体性思维方式。总体性思维,首先是一种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即总体性思维方法是总体性思维中的核心方法论。总体性思维应以法律思维方式为主导,突出体现法治的重要价值。总体性思维还应是法律思维方式为主,其它思维方式为辅的有机联系统一体。     

民族文化传承中的教育机制解析

民族文化传承中的教育机制是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有机整合而成。作为内部要素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与作为外部要素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互动促成民族文化成功传承。民族成员的终极价值追求是文化传承教育运行的动力,内部要素是充分条件,外部要素是必要条件。     

论刑罚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价值观的辩证统一

正义一词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恒久的话题,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正义基于不同的阶级立场、社会环境、文化渊源理解不尽一致,但公平、自由、秩序是其基本内涵却是不容置疑的。自从人类历史上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以后,人们对于司法公正、刑事司法正义、刑罚正义有了广视角、宽领域的探讨。追根溯源,才会明古通今,使我们当今在刑罚的制定、适用和执行中使刑罚的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做到有机统一。     

论我国社会协调机制的法律建构

在现代社会,法律制度在社会运行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保障和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最有力和最有效的工具。完备的社会协调机制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和维系。我国社会协调机制法律建构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有序调整与和谐稳定。因此,必须从法律信仰、法律制度体系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对社会协调机制进行法律建构。     

论法律权威的形成根据

法律权威是基于法律的合正义性、法律的合理性,由国家强制力保证的,获得社会主体信服并一体遵行的至上性体现,法律的实质良善性是法律权威形成的伦理基础,法律的工具性是法律权威形成的效力根据,法律的社会性是法律权威形成的事实根据。根据法律权威的运行状态和形成机理,说明法律权威形成的内在根据是法律的合正义性、法律的合理性、法律的规律性;法律权威的外在根据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需要和国家强制力。     

参政党能力建设动力机制研究

参政党能力是一个矢量概念,既有方向,又有结构、有大小。参政党能力建设,就是各民主党派不断规范参政党能力方向、优化参政党能力结构、提升参政党能力总量的能动过程,其内在动力是参政党职能对参政党能力的要求与参政党的实际能力之间的矛盾。参政党能力建设的内在动力要转变成现实力量,需要有相应的机制来激发和推动,包括内部动力机制和外部动力机制。     

德治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

一、区别： 第一，产生和存在的时间不同。德治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原始社会通过德治使民族、部落内部的公共管理、产品分配及其外部的部落联盟、血族复仇等方面的事务顺利完成；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施行德治巩固其统治地位；共产主义社会是空前完善的德治社会。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需要新的社会规范来解决社会冲突，这种社会规范须表现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力量，法律适应这种需要诞生于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得到推崇，社会主义社会同样需要完善的法律。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法治将逐渐消亡。 第二，实现的手段…     

美国反恐怖预警机制研究

反恐怖预警机制是参与反恐怖预警工作的职能部门、相关组织和个人就反恐怖预警工作有效运行所形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反恐怖预警机制有内部预警机制和外部预警机制两种类型。反恐怖预警机制包括组织建设、组织运行、组织保障三个结构性方面。"9.11事件"之后美国从组织建设、组织运行等方面大刀阔斧地改革了执法和情报部门,提升了反恐怖情报建设和预警工作的地位。     

创新法律文化实现法治现代化

在非经济现代化领域中,法治现代化显得尤为重要.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法治,法治的开展以一种法律主治的新文化——法治文化为基础,而法治文化的形成又离不开法律文化的进步.构建先进的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是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灵魂所在.     

济南战“疫”场 法学有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山东省济南市法学会团结带领全市团体会员、个人会员和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发挥组织优势、专业优势、人才优势,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法学研究、法律服务,全面展示了法学法律的担当.法学法律的精神、法学法律的力量。     

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新关系建构

当下中国社会的变迁,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面相,以及相应的演进和发展脉络: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时代,而不是以阶级为本位的时代;是走向社会公平的时代,而不是效率绑架公平的时代;是面向未来的"网络化人类"的时代,而不是"科层化人类"的时代;是价值诉求多样、多维的时代,而不是一元一统的时代。因应时代面相的大转换,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建构必须有全新的思维和路向,即从"阶级化社会观"转向"阶层化社会观",从政党中心主义转向社会中心主义,由"党管社会"转向"党服务于社会",重点关注对象从"科层化人类"转向"网络化人类",从加强与同质性社会力量的联系转向加强包括异质性社会力量在内的全员化社会联系。如此,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的美好愿景,方可在不久的将来变为真实的存在。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域下社会组织的发展与依法治国的实现

加强社会建设有利于实现法治。我国虽已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但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顽痰，其根治关键是进行法律机制建设，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真正使法律制度良性运转起来的是法律机制。法律机制的根本功能在于能有效地克服人治弊端和杜绝人治模式，但它的正常运行离不开外部社会组织的作用。法律机制在一定意义是一种政治机会结构，借鉴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以“国家和社会”为联动轴，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开放的政体，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改变公民的原子化存在状态，是法治实现的必备社会条件。     

主体性道德素质与公民道德建设

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形成是通过道德的内化来实现的,道德内化的过程是社会和个体互相转化的过程。因此,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我们应当把外部道德控制和内部道德修养、道德灌输机制和接受机制、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     

人的动力初探

人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动力是什么?这是一个既古老又现实的问题。明确了影响动力的各个因素和动力发展的过程,对于加强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搞好学生的教育与管理、提高领导艺术和方法都有很大的作用。分析人的行为可以看到,人们的行为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是为了达到预期的结果的活动。引起达到预期结果的内部原因我们称它为内在动力,引起达到预期结果的外部原因我们称它为外在动力。内在动力来源于个人的需要,外在动力是客观环境对个人的要求。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形成一种合力,决定着人们的行动。     

社会团结、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社会团结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前提。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建立在个人相似性基础之上,社会人格吸收个人人格;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建立在分工与交换互惠的基础上,个人人格保持独立。机械团结社会的控制方式是国家一元化的统治或管理,有机团结社会控制的方式是以国家和社会二元分立与合作为基础的多主体治理。现代国家治理立基于有机团结的社会,其最佳治理状态是善治。善治实现的根本途径是法治,因为法治具有提供治理合法性、行为指引、社会公正和防止人的任意性等的特有功能和价值。     

西方有关安乐死问题的争论“续”

六、选择死亡的权利 传统理论开始于这样的前提：每个人都有需要和利益，这包括他们想做的和想拥有的事物，法定权利之所以引入，是因为法律设计能使需要得到满足、利益得到保护。由于一个人的利益会经常与其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不是所有的利益都能得到保护，作为一个社会，必须选择哪些利益须由法律保护，哪些利益不由法律保护，哪些利益应为法律所拒绝。在自由民主的传统理论中，这种选择是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其他人的同样利益协调一致的基础之上的。个人选择死亡权利的需要，是现代出现的一个新现象。但按照传统权利理论，个人无疑是应当拥有这项权利的。因此，在理论上，是否承认这项权利，提供证据的负担不在保护死亡选择权利者一方，而在否认这一权利的一方。     

我国公共决策法制化改革动力机制研究

公共决策的本质、经济和社会发展均要求公共决策要实现法制化。实现公共决策法制化是保证公共决策实现其决策目标的根本保障。由于公共决策主体的私利、权力缺乏制衡、缺乏问责制度等因素制约着公共决策法制化目标的实现。公共决策法制化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利益与观念共同构成了分析公共决策法制化改革动力机制的两个维度。将两种分析视角结合起来阐释我国公共决策法制化变革的动力机制是很有意义的。制度变迁、执政党观念的改变和制度创新、外部环境压力、权力制衡和监督等都推动着公共决策法制化的进程。政府主导的力量、外部压力、权力制衡和监督的力量、内部法制化力量共同构成公共决策法制化的动力机制。     

大数据时代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理念转变与制度构建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对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以个人自决权为核心的现行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框架提出了挑战,现行信息法律保护已陷入利益平衡困境、信息决策困境和系统性困境。归根结底,这些困境的出现源于现行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框架采取的静态化个人本位保护理念,它与大数据背景下新兴的场景化社会本位保护理念存在错位。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应当从侧重个人本位转向侧重社会本位,从侧重个人利益导向转向公共利益导向,最终实现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人格利益的充分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