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与集体之争——兼论集体行动的逻辑悖论

上个世纪60年代,曼瑟尔·奥尔森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对集体行动的结果研究表明:人们不但不能从集体利益中获益,而且,也更不愿意为了集体的共同利益而努力。但是,当类似于"囚徒困境"这样的博弈局势出现时,如果人人都因这种经济学的理性而放弃集体行动的时候,并不一定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效果。在本文理论假设的前提下,本文认为:集体行动理论本质上体现的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一定程度上的公共利益)的冲突,要解决集体中个人之间的合作博弈难题,关键在于使个体理性服从于集体理性,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吻合起来。     

从"经济人"走向"生态理性经济人"

"经济人"的自利本性是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原始推动力,但如果不对其加以规限、弥补,也会成为破坏生态的重要原因.这是由于"经济人"对经济利益的渴求导致了对生态利益的忽视,而且他的自利本性与生态利益的公共性之间存在矛盾.因此,应当摒弃传统"经济人",走向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兼备的、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生态理性经济人".     

跨域性环境治理困局成因及破解思路

跨域性环境治理属于准公共物品,缺乏多元参与的单方面治理以及一维的公共行政机制与模式显然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失灵似乎变得理所当然。公共物品的提供并非都是"囚徒困境"问题,利他主义和动态博弈的存在为公共物品合作提供了可能性。这不仅需要地方政府加强自身的理性程度,实现集体非理性向集体理性的转变,还需要上级政府对利益分化下出现的政府"经济人"角色及其行为进行规范与引导,推动地方政府向政治理性人方向转型。     

论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集体理性

人类在工业化生产中大量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气候环境恶化。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博弈是一个囚徒困境,减排是被占优策略,因而它被认为无技术解。本文认为,对于因自身排放温室气体而造成的环境恶化问题,人类有应对它的理性力量,但这种理性不是个体理性,而是存在于群体之中的集体理性。集体理性体现在无形的道德观念的重构以及有形的行动规则的制定之中。     

税收监管博弈中的“囚徒困境”破解路径探究——以协商民主理论为视角

税收监管博弈中纳税人之间、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之间及税务机关相互之间基于信息不对称及不合作博弈,导致出现"囚徒困境"。运用协商民主理论,探讨化解我国税收博弈中"囚徒困境"的路径,归为三种,即发展主体公民精神的心理路径、培植程序公正观念文化路径、构建理性交往机制的体制路径。循此路径,有益于打破博弈双方一般纳什均衡,实现双方税收利益帕累托改进最优之目的。     

"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政治诠释与时代意蕴

"循吏"与"清流"的历史之辩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也是我国传统政治理性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问题表面上是两种不同官员形象的对比,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内在张力的外显,是两种不同政治理性观念的博弈。其发生逻辑在于政治理性自身的价值性,在于价值评价的差异性。它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其中"循吏"是工具理性的表征,"清流"是对价值理性的彰显。新时代"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本质启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执政党要实现执政能力与执政道德的统一。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廉政为先、勤政为本、善治为要,进而实现执政自觉。     

集体选择的困境及其在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的克服——印第安纳学派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述评

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是印第安纳学派的核心理论之一,它是对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从"囚徒困境"到哈丁的"公地悲剧",再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些模型告诉我们,个体的理性选择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要想避免非理性的后果,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彻底私有化,要么构建一个外在的政治权威.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则在二者之外提供了一个新的办法,其核心是在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利用资源使用者之间的社会资本,赋予治理组织充分的自主权,通过"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以此摆脱集体选择的困境.     

"乡财县管"改革中乡镇政府激励不足及其解决对策研究

笔者在实地调查"乡财县管"改革的过程中发现,乡财县管制度实施的总体效果不错,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而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乡镇政府激励不足就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结合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和资料,笔者运用期望理论对乡镇政府激励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管理制度观:“经济人”假设的逻辑镜像

人性与制度本源上的密切关联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命题,而对二者之间的逻辑解释却莫衷一是。制度作为管理实践最重要的御用工具,首先受到管理理论典型人性假设——"经济人"的深度影响。理性经济人的"价值无涉"导向将管理(组织)制度化推向理想状态,人性只是在显性的利益层面获得彰扬,如是,多样化、复杂化的"人"的内蕴也就主要在"非人格化"的制度化组织社会结构中"单向度"地演绎。因此,由其生成的管理制度观便硬嵌于经济人假设的逻辑镜像中,在管理视域下"经济人"假设的内在规定性包括核心假设和支撑性假设。其"理性—设计—均衡"制度观包括:制度均衡论:机械方法论的延续;制度设计论:理性预设的必然导向;制度效率论:"效率—公平"观的制度表达;制度服从论:管理制度选择的依据。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导向的人性塑造

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和谐的发展又必将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以人为本,促进人性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性状态,应该是基于利己利他双重人性、具有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奉行互利主义行为准则的"道德经济人".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培育和塑造"道德经济人",要弘扬互利主义精神,塑造"互利性"人格;加强社会规则建设,培育道德理性;彰显和促进社会主体的道德自律.     

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评析

"理性人"假设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对于我们正确地审视传统政府管理理论的缺陷,构建既能够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理性人"假设及以其为核心的公共选择理论也逐渐暴露一些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此,我们需要以对政府管理或一般的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人性的多角度审视来超越"理性人"假设,并形成对以其为依据的政府管理模式的有效限制.     

工程腐败:形成机理与防治思路

在工程腐败案件中,行贿人与受贿人经历了相识期、暧昧期和交易期的博弈过程。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行贿人行贿是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明智投资",受贿人的受贿是一种低风险高收益的"理性选择",他们的选择符合经济理性。行贿人与受贿人的理性选择背后,折射出的是制度上的漏洞,为此,要分散权力,细化制度,减少寻租空间;健全法律,严密法网,预防与惩罚并重;转变观念,加强教育,对腐败"零容忍"。     

政府自利性假说与现实研究:从"经济人"假设出发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人"假设运用到政治学研究中.理论上,政府自利性假说是对"经济人"假设的发展.政府自利性行为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大量存在,这与符合人自利性的行为广泛的存在一样是不容忽视的.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对政府自利性假说与现实的研究,有利于深化对公共选择学派的认识,有利于政府建设.     

理解公共领域：从“经济人”到“公共人”

公共选择理论用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来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失灵"的原因并提出对策,认为政治家和行政人员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也是按照成本一收益原则来行事的,所以,公共领域也应该按照私人领域的运行方式来运行.但是,用"经济人"假设来分析公共领域只会颠覆公共领域存在的根本原则,只会导致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的急剧恶化.为了维系和重建政府与公众的信任关系,不应该根据"经济人"假设来重建公共领域、而应当大力倡导服务型政府的建立.     

“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进行经济研究的前提假设,这一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为经济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假设的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人的本性也是发展变化的,不能单从经济方面去界定人的本性,只有把人看做不断发展的、全面的人才是对人的正确认识,从这一方面来说"理性经济人"假设又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应该对"理性经济人"假设作辩证的理解。     

博弈论视角下的府际关系

博弈论视角下的府际关系,既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博弈中,如果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就会陷入"囚徒困境"。整合府际关系,使府际之间的博弈走出"囚徒困境",就必须树立府际双赢意识,意识到博弈的长期性,建立相互信任关系,构建奖惩、监督机制。     

"实用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理性"误解的辩驳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界有一种倾向是以康德的"实践理性"对其进行解释,但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成长土壤,"实践理性"不足以作出恰当的诠释。本文力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找到其确切的界定,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背景中寻找"实用理性"的因素;并通过对比分析"实用理性"、"实践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证明"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     

以生态文明制度化解“公地的悲剧”困境——基于“双重经济人”的视角

美国学者哈丁提出的"公地的悲剧"模型建立在完全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认为人具有行为绝对理性,人们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将会导致公共资源面临悲剧的境地,基于此种假设,哈丁提出明确产权来解决"公地的悲剧"困境。事实上,将人视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片面的,人具有自利的一面,但还具有利他的一面,因此,可以将人视为"双重经济人"。对于具有双面性的"双重经济人",除了通过硬制度进行强化规范,还可以通过教化等软制度进行引导塑造,使得人在利己的同时,多一些利他行为。为此,站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建立生态文明制度,除了产权制度等硬制度的建设,还应包含道德文化等软制度的建设。惟有这两方面同步并举,才能化解"公地的悲剧"困境,真正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效。     

浅析行贿受贿行为

本文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立论前提,运用博弈模型、决策树和心理分析的方法对行贿受贿行为进行了动机分析,试图回答下列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行贿?公务员为什么会受贿?低薪为什么易导致"腐败"?怎样抑制行贿受贿现象的蔓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高薪养廉"、"健全法治"、"强化惩处"的政策主张.     

"经济人"假设中文化环境因素的实证分析——历史文化与温州经济

"经济人"是一种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是经济生活在历史文化中的生动体现.市场经济的运转和发展需要良好的文化基础,"经济人"的行为需要文化环境和制度关系的支撑.本文以温州的历史文化与其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对"经济人"的行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