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建立与完善

公司法人格制度只解决了“立”的问题 ,对应的“破”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 ,就应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 ,但我国《公司法》对此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因此 ,必须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这包括发展法理、判例、制定法的方法     

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限于刑法层面的探讨

2006年起施行的新公司法引入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但国内学者对于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民商法方面,刑法方面的探讨很少。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由审判机关对那些虽具有公司形式,但不具备犯罪要件的公司的犯罪主体资格予以否认,直接追究公司背后的操纵犯罪之＂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刑事责任,从而防止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实现法律正义。     

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表现为无视公司的独立人格,揭开公司的面纱,让公司背后的股东站出来直接对公司债务负责,而实质上该法理的适用结果不外乎是对公司股东有限责任的一种排除,或言之为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虽确定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未在法律条文中明确其适用的相关问题,该制度于实践中将有被滥用之危险。为此拟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进行分析,以规范该制度的适用。     

公司法人人格反向否认制度探析

反向否认公司法人人格制度有利于防止法人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的滥用,是对公司法人制度的必要补充和完善。由于我国《公司法》及其三个司法解释都没有涉及于此,导致实践中处理相关案例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我国应当在借鉴外国实践理论的基础上,引入并完善反向否认公司法人人格制度,以更好地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我国新《公司法》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再思考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它有利于保护公司、股东及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行,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国过去的《公司法》并无相关规定,虽然我国刚刚制订通过的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但规定得比较原则、抽象,不利于该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具体的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立法,更好地保护中小股东及公司的利益。     

试论《公司法》第43条的“出资比例”

学术界和司法机关对中国《公司法》第43条规定的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都存在着不同的理解。鉴于股东在股东会会议中行使表决权关乎公司的经营和股东权益的保护，正确理解《公司法》第43条规定的“出资比例”十分必要。该文归纳了理论界对“出资比例”的不同观点，从相关法理的角度对《公司法》第43条的“出资比例”进行了学理解释，并指出，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应将“出资比例”理解为股东认缴的出资比例。     

检讨《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和第64条之适用——从两则案例谈起

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被规定于《公司法》总则部分第20条第3款和一人公司章节下第64条。该制度的构成要件不甚明确,以一人公司是否仅依据第64条足以揭开其面纱最为突出。考虑我国具体的司法实践,通过法律解释学上的分析,应把资本弱化、混同和过度控制加以司法明示;一人公司人格否认除符合第64条外,还应符合第20条第3款。     

论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对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完善。我国《公司法》已对该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此规定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包括适用主体狭窄、未规定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赔偿问题、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不够充分和原告举证难等问题。对此,应从扩大适用主体、增加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赔偿问题的规定、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加强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和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几个方面来完善该制度。     

实施修订后公司法的司法思考

十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修订后的公司法对原公司法作了广泛的实质上的制度和规则的突破和创新,是许多重要制度和规则的重新设计。修订后的公司法增加了可诉性,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关系十分密切,随着修订后公司法的实施,人民法院对公司诉讼案件的审理在理念上必将发生新的变化。     

谈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在诉讼中的适用

债权人代位权是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旨在保护债权人自身利益的重要制度,本文分析了代位权制度的特殊法律属性及代位权诉讼较一般普通诉讼程序的特殊性,阐述了代位权制度在诉讼适用中的若干问题,以期对审判实践中正确处理此类案件能有所裨益。     

加入WTO与我国公司法的完善

加入WTO后 ,我国原有的公司法中凸现出诸多弊端和缺陷 ,因此 ,如何适应我国加入WTO的要求 ,完善现行公司法已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我国应引入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降低设立“门槛” ,实行设立准则主义 ;加强对少数股东权益的保护 ;增设独立董事 ,完善监督机制 ;确立集团公司的法律地位 ;导入经营者期权激励机制     

试论我国信用证立法中的保证制度——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

信用证业务在对外商事贸易活动中广泛运用,但信用证立法在我国尚属空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规定》）为信用证立法奠定了基础。《规定》第16条的＂保证制度＂与《担保法》中关于保证人的抗辩权规定不相一致,通过对《规定》和《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结合《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认定《规定》中的＂保证制度＂是构建于《担保法》基石之上融合信用证特性所形成的一种特殊保证制度。     

浅议我国大陆地区关联企业公司法规制之完善——与我国台湾地区关联企业立法之比较视角

虽然我国大陆地区《公司法》目前已做出新的修订,但通过与我国台湾地区关联企业立法的比较,发现大陆地区新修订相关立法中仍存在缺漏。针对于此,大陆地区公司法中应借鉴台湾地区立法体例单设“关联企业”专章,并明确界定关联企业,肯定关联企业法律地位及完善保护从属公司债权人和少数股东利益法律制度的立法建议。     

A Balance Between Court Security and Fair Trials:Court Cages in Criminal Cases——Using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ases for Reference

In response to the "cages in courts" issue in criminal trials,after reviewing a series of cases such as "Svinarenko and Slyadnev v.Russia",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has gradually clarified that the "human dignity of the accused and his right to a fair trial are higher than the value of court security",thus found that putting the accused in a cage dock or improper use of a glass cabin dock are in breach of Article 3 and Article 6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constitutes degrading treatment and violates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This position is in lin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verall trend,which is of significance as a reference for China's courts.Domestic court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hange the current use of the "low fence dock" to further enhance China's judicial civilization.     

对行贿人的特殊处理与域外污点证人制度比较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于2013年1月1日施行,解释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而破获相关受贿案件的,对行贿人不适用刑法上关于立功的规定,依照刑法第390条第2款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使一些人认为行贿人便是我国法律意义上的污点证人,对行贿人的特殊处理便是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是因为对于行贿人与污点证人的关系认识不清,本文通过结合域外的污点证人制度来对两者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解决这些认识上的问题。     

构建我国夫妻法定分别财产制度研究

我国实行法定财产和约定财产双轨制,但在目前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度下,不能实现婚内赔偿请求。夫妻法定分别财产制度在很多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均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4条规定了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可以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可以认为我国开始尝试建立夫妻法定分别财产制。构建法定分别财产制,应明确该制度的适用范围、适用程序,并细化其法律效力。     

以个案谈法官的判决技巧——以爱克福得公司诉深圳市房产局案为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中国行政审判案例》中的爱克福得公司诉深圳市房产局案展示了法官在案件判决方式上的技巧和智慧。它避开了本应该是争点的规范冲突适用问题,转换审理思路将免责事由的审查列为争议焦点。这个案例只是法官巧妙运用判决技巧的一个缩影,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件中大量地展示了法官的判决技巧和智慧。也正是这些回避和模糊的判断技巧为学者们的研究设置了障碍,使我们对案件有了不同观点的交锋和争鸣,同时也正是对这些技巧和智慧的把握为我国法治环境的改善和司法的进步产生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股东质询权制度的比较研究

股东质询权是现代公司股东知情权实现的重要手段之一,侧重于股东积极主动地寻求公司信息。通过对各国及各地区相关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可知,质询权客体原则上应采限制规范,我国立法应将质询权客体重新定位为与股东会会议议题有关的事项,且判断的标准应采客观标准。建议引入事前书面质询、设立说明义务免除等制度对质询权行使方式进行构建,建立质询权诉讼机制以弥补法律的缺失。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刍议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自其颁布之初便在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关注,其中尤以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备受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该第七条第一款时,对父母在子女婚前所赠房屋的产权归属作出了规定,这一方面得到了很多肯定,但同时也受到了诸多诟病。要究其原因,还需从规范内和规范外两个层面进行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