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账户”制度应予废除——基于刑法学视野的分析

"廉政账户"制度作为一项反腐机制,其本身的构造比较混乱。从刑法学的角度来看:"廉政账户"制度在理论上存在着与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基本理论相冲突等困境,在实践中存在着缺乏法律依据、助长贿赂犯罪蔓延等困境;同时,"廉政账户"制度所解决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现行法律和规范予以解决。因此,"廉政账户"制度应当予以废除。     

廉政账户的实践样态、政策考量与合法化

廉政账户有"消极"、"积极"、"综合"三种实践样态。廉政账户的反腐价值聚焦积极一般预防意义,通过刑事政策的指导意义接通司法实践理性,与"零容忍"政策可以内合。廉政账户的规范化基础是《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应明确及时上交财务的规范含义、上交财物的属性与范围、上交财务的主观心态、上交财务的时间期限及方式等基本问题,以确保廉政账户在合法化层面具有政策实效性。     

制度演化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因素——以“廉政账户”为例

制度的演化过程既具有确定性,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制度演化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制度形成的偶然性、制度扩散的随机性及制度绩效的复杂性等。廉政账户是由中国社会严峻的腐败挑战所催生的一项地方性制度创新,从1999年创始至今,其发挥了某些反腐败方面的作用,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但其演化过程也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导致廉政账户演化不确定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涉及制度层次、制度属性、制度绩效和制度情境等方面。对于廉政账户演化进程及其不确定性的理论分析,可以为考察转型社会中的地方政府创新提供具体而微的知识和洞见。     

罚金刑的裁量依据

罚金刑的裁量依据必须以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为基础,坚持以犯罪情形为依据,参酌犯罪人的经济状况进行量刑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罚金刑执行困难的问题不可超越阶段由裁量来解决,只能通过完善执行制度予以解决。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其困境突破

从我国基本刊事政策的演进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正向价值,它不仅为刑罚轻缓化提供了制度支撑,而且也为刑法机能转变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并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某些形式冲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行及其实际把握仍然存在着一定难度。因此,及时推进刑法文本的修订,合理利用现有的刑法资源,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摆脱实践困境的主要路径。     

《刑法修正案（八）》与刑法理念的转换

刑法治理理念与压制理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野。《刑法修正案（八）》在诸多方面体现了刑法治理理念,而且其颁行标志着在我国刑事法治发展中应当确立刑法治理理念。对刑法治理理念应在刑事一体化思想指导下,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刑事和解、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以及社会矫正制度等方面予以具体展开。     

“亲亲相隐”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嬗变与终结

"亲亲相隐"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重要制度,它是儒家伦理精神在法律上的典型体现。"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该制度逐渐式微和流变,在中国当代的刑法体系中"亲亲相隐"已经被完全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同儒家伦理中的"尊尊"、"亲亲"密切关联,在法律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当代外国的刑事立法中仍然可以看到"亲亲相隐"制度的相关规定。当代的刑法实践证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会导致制度的某些困境和局限。儒家法律传统并非一无是处,"回采历史",批判地继承儒家法律传统是我国当下法律变革中的理性选择。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中的暂缓判决再研究

暂缓判决在我国已经有了司法实践。这种制度既有其可取性，也存在着和《立法法》、《刑法》的规定相抵触、混淆了与缓刑的区别、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基本原则和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审判期限的规定等问题，因而应当对其予以完善。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困境及其完善

现行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缺陷和困境,严重影响了打击腐败的力度,以至于一直饱受诟病与责难。诸多研究表明有必要首先充分认识分析该罪的所存在的矛盾与困境,并对各种完善方式作全面地分析思考,吸收借鉴其合理之处,摒弃其糟粕,最后从该罪的罪状表述、罪名确定方面予以完善,同时配合以相应的制度建设,以摆脱该罪的法律困境,充分发挥其在反腐败中的积极作用。     

论我国海洋环境污染刑事法规制——兼及“污染环境罪”修改后的适用

虽然刑法对环境保护不乏明文规定,但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在刑法适用层面上存在证据收集瓶颈、因果关系认定困境,在刑事法介入层面上存在以罚代刑、行政机关移送障碍等诸多因素,导致刑事法规制路径双重失灵。在新形势之下《刑法修正案(八)》修改的"污染环境罪"(旧刑法中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需要重新解读;在环境污染的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可以借鉴域外刑法中的疫学因果关系;案件移送及其处罚机制等也要改进,以完善海洋环境污染刑事法介入制度。     

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刑法保护问题

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犯罪主体更广泛,犯罪目的更易得逞,危害后果更严重。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犯罪刑法理论在危害行为、犯罪目的、客体对象、危害后果等方面都面临新的挑战。目前在刑法保护的应对方面存在着法规法律之间的内在矛盾和越权等问题,建议通过修改立法模式、修正刑法规范、完善司法解释等方式予以解决。     

刑法基本原则的困惑与解读

刑法基本原则属于法律规范范畴,它仅是指导和制约刑事司法工作的原则,而不是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工作的原则.罪刑法定主义等刑法基本主义属于理论范畴,刑法基本主义才是指导刑法立法工作的理论规则.刑法基本原则并非都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而存在着例外规定."贯穿于全部刑法"不应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之一.建议在立法上完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增加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     

刑法中的所有制歧视问题研究

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性规定,背离了刑法基本原则,已经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桎梏。认真研读法律文本,并对其现实问题予以正视和解决势成必然。当前,需要确立经济主体平等对待的思想,从理念和制度的角度对所有制歧视现象进行综合审视,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性地构建经济主体平等对待的制度体系。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提高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符合打击腐败犯罪的要求,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然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现实中仍存在许多困境,为了解决该罪所产生的问题,必须从立法及相关制度方面完善,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     

“量刑与定罪互动论”的疑问——与高艳东教授商榷

高艳东教授提出的"量刑与定罪互动论"试图解决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换罪名。之所以可以变换罪名是因为:其一,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追求精确定罪乃作茧自缚;其二,量刑才是刑法重心,定罪应为量刑公正而让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也不存在"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的问题,只不过是高艳东教授没有全面恰当解释刑法而已。同时,刑法的公正包括定罪和量刑公正,二者缺一不可。即通过刑法解释可以解决高艳东教授所担心问题,"量刑与定罪互动论"没有存在的必要。     

“量刑与定罪互动论”的疑问——与高艳东教授商榷

高艳东教授提出的"量刑与定罪互动论"试图解决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换罪名。之所以可以变换罪名是因为:其一,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追求精确定罪乃作茧自缚;其二,量刑才是刑法重心,定罪应为量刑公正而让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也不存在"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的问题,只不过是高艳东教授没有全面恰当解释刑法而已。同时,刑法的公正包括定罪和量刑公正,二者缺一不可。即通过刑法解释可以解决高艳东教授所担心问题,"量刑与定罪互动论"没有存在的必要。     

反思与前瞻:刑法司法解释的理性思考

刑法的适用过程就是解释刑法的过程,而且刑法解释的水平也是刑法学理论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志之一.从1997年刑法典实施以来的十余年时间里,"两高"的司法解释"十分繁荣",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刑法解释内容立法化,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多元化,刑法司法解释效力冲突化,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违法化,刑法司法解释语言粗疏化等诸多问题,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在刑法司法解释方面不够慎重的态度.     

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构建——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召唤

基于贿赂犯罪"对合性"的特征,司法机关在应对该类案件时,面临着以收集证据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司法困境。通过观察域外应对此类案件的司法现状,不难发现污点证人制度具有诸多益处。《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行贿人特别自首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适用"污点证人"的众多案件表明,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相关法律规范是必要的。     

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问题与回应

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犯罪主体更广泛,犯罪目的更易得逞,危害后果更严重。同时,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犯罪刑法理论在危害行为、犯罪目的、客体对象、危害后果等方面都面临新的挑战。目前在刑法保护的应对方面存在着法规法律之间的内在矛盾与越权等问题,建议通过修改立法模式、修正刑法规范、完善司法解释等方式予以解决。     

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构建——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召唤

基于贿赂犯罪"对合性"的特征,司法机关在应对该类案件时,面临着以收集证据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司法困境。通过观察域外应对此类案件的司法现状,不难发现污点证人制度具有诸多益处。《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行贿人特别自首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适用"污点证人"的众多案件表明,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相关法律规范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