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派系成长及其影响

农村经济发展和制度安排已构成村庄派系演变的基础.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富裕村庄中,一方面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宗族、地缘和业缘派系正在嬗变为具有利益和传统文化双重性质的现代传统派系,另一方面村庄经济发展促使经济精英的产生,他们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本和强大的动员力而发展为现代利益派系,并与现代传统派系进行利益博弈,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变化已对村庄治理结构产生了影响.本文主要对村庄派系特别是现代利益派系的演变机制和路径进行分析,并对村级民主治理中利益派系成长的价值、边缘化与农村社会分层、人际关系理性化与道德重构等进行讨论.     

先富能人争当村官与村级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村庄权力结构是村级权力运作的社会基础。先富能人争当村官并形成派系,对村级权力结构合法性程度的提高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具有积极效应,同时又使村级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面临新的情况和问题。要在充分肯定先富能人争当村官并形成派系博弈正面作用的同时,遏制其消极作用。     

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协商主体的责任逻辑

负责任的协商主体是实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基于对主体责任的多重阐释,构建“责任形塑—惯习积累—尽责行动”的分析框架,能更好解释负责任协商主体的责任逻辑。首先,要明确多元主体间的关系结构和利益边界,清晰的自我认知有利于激活协商意识,聚合责任认同。其次,能力的提升、政府的回应以及持续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培育主体的责任惯习,增强协商主体的协商意愿,强化内在的理性制约。最后,协商过程中主体的前瞻性和自反性有助于协商共识的达成,促进协商主体的尽责行动,提升协商治理效能。     

协商民主:和谐社区的现实选择 ——以深圳市A社区人大代表工作站为例

运用协商民主理论框架及基本假设,以深圳市A社区人大代表工作站运作实例进行分析,可以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有效的多元利益整合机制和协商对话机制,使得多元利益主体能够在沟通中达成谅解、平衡和合作,对和谐社区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协商民主: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的内涵要义与特征是极其一致的,表现为:多元主体参与和网络结构契合、注重多元手段的契合、社会公共责任契合。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有助于社会治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成社会和谐;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凝聚社会共识。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应明确协商民主参与社会治理的边界,夯实代表基础;重视网络协商民主,拓展社会治理的空间领域;强化基层协商民主,提升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能力水平。     

党内“公推直选”:技术路线的沿革及其协商效能

党内"公推直选"是一种多主体参与的组合式选举和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一种创新模式。党内"公推直选"的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主协商功能,在协商中充分体现出多元主体参与功能、竞争中理性与有序功能、民主整合功能以及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兼容功能。这些协商性功能的发挥进一步促进了"公推直选"成为党内一个充满活力的自我更新机制,有利于推进党内民主发展和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中国特色协商文化对协商民主实践的价值意蕴

中国特色协商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协商民主实践中生成的一种文化形式,对我国协商民主实践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在协商主体方面,中国特色协商文化通过明确人民的协商主体地位、培育协商主体的协商精神、规范协商主体的协商行为,有助于提升协商主体的价值共识;在协商治理方面,中国特色协商文化通过为协商治理注入更多价值理性、推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有助于增强协商治理的效能;在顶层设计方面,中国特色协商文化通过创新协商民主认知理念、坚定协商民主社会主义方向、完善协商民主体制机制,有助于优化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法治化的实现困境与出路

依法治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新时代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法治化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经之路。当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实践发展中面临诸多困境,亟待法治的介入。探究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法治化必须根据理论和现实情况,在共有的平等、公正、理性的价值原则指导下,通过把协商主体身份转化为法律身份;以法定程序方法构建协商程序;用法律理性规范协商程序和解决协商活动中出现的矛盾,将协商这一政治行为转化到由宪法及法律建立的理性的、制度化的、解决冲突的框架中来,使其转变为真正的法律行为,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协商民主的权利,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培育理路

基层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既是协商民主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也是公共理性在基层社会孕育与成长的过程。公共理性既是协商民主的价值追求,也是协商民主实践有效运行的内驱动力。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有着天然的耦合性,两者互生互容、相互促进,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产生的政治心理基础,公共理性为协商活动提供了价值共识,重塑了协商者平等互信的社会关系,培育了协商者宽容理性的精神。基层协商民主中培育公共理性,应转变工具理性认识,推进政府理性公共化;应厚植理性协商文化,优化协商环境;应强化制度理性,提升制度认同。     

作为宪政民主新范式的协商民主:概念、价值与特质

为解决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晚近西方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秉持立法和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应当源于自由平等公民间的协同商议立场,并通过国家的宪政制度设计以实现真实自治的民主理想。作为宪政民主理论的新范式,协商民主以维系理性共和国的宪法秩序为旨归,具有彰显人民的宪法主体地位、形塑和谐的国家与公民间关系、矫正自由民主的内在缺陷、控制和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培养公民宪法认知力的重要价值。协商民主还蕴涵着深刻的宪政品格:尊重宽容是理性协商的前提,积极参与是公民的协商美德,互惠合作是持续协商的基本原则,程序正义是有效协商的制度保障。     

试论发展我国基层协商民主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基层协商民主有利于改变社会大众被动式政治参与,减少各利益群体因不同诉求而产生的偏见;基层协商民主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在理性对话中实现利益均衡;基层协商民主有利于促进基层民众自己管理自己,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发展基层协商民主要进一步培育协商主体,丰富协商内容,创新协商形式,不断促进基层协商民主更大的发展.     

教育制度设计:基于协商民主式公众参与的分析进路

实现学校教育的良治,需要政府、社会和教育机构共同努力,特别需要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创新和完善多元主体参与教育制度设计的机制,充分维护和保障多元主体的制度设计参与权,是当前完善学校制度建设的核心议题。教育制度设计必须在明确协商民主机制的基本要素与完善多元主体参与教育制度设计程序规则的基础上,促进不同主体间公开而平等的对话、交流和协商,构建参与型、互动型教育制度设计模式,从而推动教育制度设计民主、科学与法治的进程。     

论微博协商民主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微博协商民主既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微博协商民主需要网民的自由、平等、民主、理性、道德、多元的底线要求,没有底线要求,协商民主就没有可能性。在目前的情况下,微博协商民主的底线要求成为高线要求和长远目标,决定了协商民主的复杂性和长远性。微博体现的思想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决定了微博协商民主的现实可能性和紧迫性。微博协商民主既是宏大政治的微观化、具体化,也是现实利益和价值观在微博上的必然要求、具体体现和拓展。要积极探索微博协商民主的转化机制,搭建协商民主的新平台,提升协商民主的结构层次,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打下更加良好的基础,进而提升政治文明的水平和能力。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情理法关系分析

协商民主制度要求商谈的主体、商谈的问题、问题解决的路径和方式、问题解决的方案和结果等都要合情合理合法。只有这样,协商民主制度才能贯彻落实到位。因此,协商民主必然要求情感、理性和法制等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或者统一性。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协商民主视角下的情理法关系:一是探讨三者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二是探讨三者在协商民主背景下的内在统一性;三是如何在协商民主过程中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宪政语境下的瑞士联邦委员会制度——基于共识民主理论的分析

共识民主理论主要是针对异质性程度较高的多元社会提出的民主理论，是对自由民主理论的新发展。本文通过分析这一理论的内涵，构建出共识民主模式的基本形式，即“多元主体的权力共享”，“公正程序下的协商合作”，“达成理性的责任共识”。在此基础上，将这种共识民主理论的分析框架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运用于对瑞士的联邦委员会制的分析，揭示出瑞士政治制度特有的民主内涵，对于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协商民主与社区自治模式新选择——基于杭州市上羊市街社区“邻里值班室”的分析

"邻里值班室"是社区自治的重要形式和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对杭州市上羊市街社区的调研分析表明:"邻里值班室"能够为社区协商民主提供公共论坛,有利于优化社区资源配置,推进社区决策民主化,增进多元主体的"幸福感",促进"和谐社区"构建。同时,"邻里值班室"也存在着协商民主运行机制行政化问题突出、利益表达层级过多、部分社区居民和社会协商组织能力不足、协商民主中监督和问责系统缺位等问题。进一步搞好"邻里值班室"和社区自治需要建立协商民主长效机制,积极培育多元主体的协商意识,加强对"邻里值班室"的监督与问责。     

理性对话与权利博弈: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比较分析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协商民主进入阔步发展的新阶段。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根据不同的逻辑和路线并行发展,共同谱写了新时代协商民主的"二重奏"。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在参与人员、协商议题、组织过程和协商成果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其中政协协商的核心是专业精英之间的理性对话,而基层协商则意味着基层社会中个人权利的直接博弈。这些差异提供了理解协商民主以及运作情境的重要维度,也是深入把脉协商民主发展前景所不可忽略的基本事实。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完善,应当坚持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的"两驾马车",注意到协商民主技术应用的领域及其限制,着眼于"代表性"和"协商性"形成不同的发展策略,促进两种协商形式的融合和互补,健全新时代协商议政的新格局。     

论协商民主的协商困境

协商民主作为复兴于20世纪后期的民主范式,自有其巨大潜能和独特价值.然而,协商民主的有效运转尚存有协商主体的理性和能力之有限性、协商未必带来更好的结果、协商条件的不平等性以及协商民主推行范围的局限性等多维协商困境.对困境的排解程度将直接决定着协商民主究为现实还是乌托邦.     

“差序格局”下协商民主的现实障碍与实现路径

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平等协商、公共理性、多元融合、集体共识等价值理念。中国“差序格局”社会结构背景之下,自我主义使平等协商流于形式,亲疏导向致思辨理性缺失,权威崇拜使批判精神泯灭,家族私德令公共责任缺位。突破协商民主发展的现实障碍,需要引入惩罚机制强化协商平等规则,发展公民代表团破解关系导向难题,重构“权威-公众”格局实现二者良性互动,构建发达公共领域培育公共责任精神。     

我国农村发展协商民主的基础探析

20世纪末期以来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所倡导的平等、参与、理性、协商等精神与我国当代农村社会本土资源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性,对于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多元利益格局的逐步形成、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合"文化及民主恳谈等协商民主形式的产生与发展为我国农村发展协商民主奠定了初步基础.协商民主形式在我国农村基层的民主实践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还缺乏制度性的保障,但实践证明它是促进基层民主发展的行之有效的形式,需要不断地探索完善.